吴晓灵：放松对内管制 提高企业居民金融自主权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28日(周六)表示，放慢资本市场开放以保护国内市场的想法在短期内是可行的，但长期来看挡住资本可兑换大门的可能性并不乐观。她认为，唯一的对策是加快国内金融改革，放松对内的金融管制。

　　吴晓灵是在第三届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田横岛论坛上做出上述表示的。她指出，未来十年如果中国不在金融方面有更深刻的变革，那么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将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的。因为在现代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各国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已经演变为金融的博弈。

　　在她看来，通过放慢资本市场开放以保护国内市场的想法在短期内是可行的，但由于港币和台币均可以自由兑换，长期来看挡住资本可兑换的可能性并不乐观。

　　“应对挑战的唯一对策就是加快对内的金融改革，具体来说应该放松对内的金融管制，增加企业居民的金融自主权，同时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吴晓灵表示。

　　吴晓灵称，我们国家的改革都是市场主导下的改革，在金融改革方面，也应该是政府主导的市场改革比较多，而且因为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风险，因而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大家看到的金融危机对一个国家财力和经济所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因而对金融问题是格外重视，越重视，就是管制的越多，这样的话对金融市场的形成是不太有利的。

　　“在80年代以后，全球金融都在自由化，我们在金融的管制方面，应该说是逐步加强的。现在尽管是金融改革有所推动，但是从金融的自主权上来说，企业的筹资自主权、居民的投资自主权、金融机构的运作自主权和创新的自主权，在中国都是不够的。”她说。

　　她同时强调，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转变金融监管的理念，树立功能监管的理念。她特别提到，在对于风险的认识方面，监管者应该有统一的认识，即监管者不是替市场承担风险，而是要让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在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限度之内来承担风险，不管是投资者还是中介机构。

　　据她表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也意识到了金融机构如果不健全就会遭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因而加强金融机构的改革、加强它的健全性成为从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以后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解决有问题金融机构的过程当中，为了减少社会的振荡，国家过多地承担了市场风险。

　　吴晓灵表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金融机构国内的市场准入，应该说是管的是很严的。只有解决了谁来承担风险的问题，才能够在金融的放松管制方面，大踏步地前进。如果我们的政府过多地承担风险，就不可能放开市场的发展。

　　以下是经吴晓灵副行长审校后的发言全文：

　　吴晓灵：今天上午听了刘鹤的发言和三位的发言，收获挺大的，而且他们都认真地思考了很多问题。刘鹤今天上午提出了五个问题：城市化问题、工业化问题、市场化问题、社会转型问题和国际化问题。确实这五大问题，是未来十年当中所面临的问题，限于时间的关系，我想呼应一下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城市化的问题，一个是金融的问题。

　　先讲第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顺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增加财政公共产品的供应，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随着工业发展和国民收入的提高，我们国家已经到了一个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了。我们国家的二元结构，是不能长期下去的，应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是城市化。

　　(一)咱们国家必须加快城市化的发展，我想是有很多因素促成的，我今天强调三个因素：

　　第一，咱们国家工业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工业和服务业对劳动力吸纳的能力，有条件把农村的劳动力吸收到城市来。

　　第二，提高农民收入需要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我们国家现在内需不足，内需不足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农民收入不高。要想提高农民的收入，单靠农业，在目前我们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下，是不可能的。最近农民的增收实际上很多是政策性的补贴和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既然提高农民的收入大量的是靠转移支付和劳动力打工，就应该努力实现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而不是戴着农民工的帽子。城市需要他，应该把他稳定在城市，这是第二个方面，城市化能缓解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有限性和提高农民收入之间的矛盾。

　　第三，是环境的脆弱和制约。我们再有这么多的人去从事农业，低水平地去开发农业的话，对于我们的环境、生态破坏是很厉害的。我刚刚在山西和内蒙进行扶贫开发的调研，内蒙非常强烈地谈到了在西部的一些地区，想通过农业的发展提高收入的话，最后是恶性循环，是对生态的进一步破坏，这是我们城市化的迫切性。

　　(二)怎么样来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领导人最担心的就是城市化过程当中出现“拉美现象”，怕产生城市贫困人口集中的问题。如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要给地方政府增加财力，让它们能够更多地提供公共产品，一方面是提高劳动力的素质，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加大农业产出的能力。另一方面，应该通过公共产品的供给，来加大对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关于增强地方财政的财力我讲三点。

　　第一是通过税制改革增加地方财力。今天上午我觉得小敏提有关地方税收的这三条是挺好的。1993年的那一轮税制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如果没有1993年的价财税联动改革，就没有现在国家的财力。但是当时的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划分，财力的划分，到现在为止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要想改变地方政府过多地介入到经济事务当中、对公共品和环境关心不足的状况，就必须要给它与事权相适应的财力，如果没有这个财力，地方政府必然会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怎么样获取更多的财力方面。小敏讲了三个主力税种：一个是资源税，我们应该把资源税中更多比例放在地方上。我们国家的西部地区，都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因为我们中西部地区都是资源大省，但是国家征的资源税低，利用资源所产生的利润都被企业拿走了，被垄断企业拿走了。这也是我们国家在国民总的收入中企业储蓄率大幅度上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在低征的资源税当中，中央财政拿得太多，地方财政拿得太少。第二个就是土地增值税，第三个是财产税，如果这两个税种能够成为地方主力税种，地方政府就会改善基础设施，通过土地的增值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而不是光靠卖土地。按现在的土地制度，许多地方的政府已经把后代子孙的钱透支完了，能够卖的地大部分都给卖掉了。当然是70年的使用权。但这个状况是很不好的，所以在税收制度上，应该有一个改革。

　　再有一个，我们应该建立生态的补偿机制。要是地方上没有生态移民的补偿机制，对生态的破坏是不可能禁止的。我们现在世界上这么多的自然灾害，今年的洪涝灾害还有气候的异常，都是和生态的破坏和我们环境的破坏有很大关系的。

　　第三个，我们应该立足于公平提供公共产品的观念，来计算我们的转移支付。我们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不是太高，

财政部已经提出了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减少专项的支付，这样才能把更多的自主财力给到地方上。我们应该按公共品的平等享受的原则来计算转移支付的数量。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公共设施、教育、卫生等，人均支出要高于农村很多倍，应该增加对农村的公共产品支出。这样，才能够提高农村的生产能力，也才能够解决农村人口进到城市以后的社保衔接问题，

　　(三)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所要面临的问题。我们会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城乡社会保障衔接问题。我们共产主义的理念是消灭城乡差别，现在我们到北欧和一些发达国家去看一看，它们的城乡差距是很小的。我们国家马上做到是不可能的。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出来了，说要在地方财力允许的范围内，自主、逐步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但是这个责任要给到地方政府，没有正常的收入来源，是建立不起来的。在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还有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城市差得比较多的时候，我们要想取消户籍制度，实际上是实现不了的。因为户籍问题最根本的含义，就在于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他所享受的教育、卫生、公共设施的水平要大大高于农村人口。如果让农民进入到城市里面，不作为二等公民，能够公平的话，那就要在享受公共产品的服务上和城市人口一样。所以我们要解决的，就是怎么样加大城市化过程当中，农民工进来以后，真正按照城市的标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土地制度问题。现在对农民工的最后的社会保障是土地。在过渡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恰恰是最后这个绳子，把农民工拴在了农村，而不能真正变成城市人，得到公平的待遇。上个世纪50年代招工进来的农村人，就可以真正变成城市人。但是现在很多人在城市打工十几年了，都不会变成真正的城市人。除了刚才说到的公共品的供给，城市和农村的社保水平不一样以外，还有一个我们的土地制度的问题。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大的问题，我呼应一下刘鹤说到的，未来十年其中的一个问题，城市化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金融的问题。今天李扬讲了很多金融的问题，刚才王建也很担心地谈到了一些金融的问题。确实是，未来十年如果中国不在金融方面有更深刻的变革，在未来的竞争过程当中，中国是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的。因为在现代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各国之间的竞争，除了科技、生产能力这方面的竞争以外，在资源的配置上，金融体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而，很大程度上各国的博弈是金融的博弈。刚才王建谈到了我们是不是放慢资本市场的开放，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市场，这个想法在短期之内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世界各种要素都已经全球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充分利用金融工具，来促进中国在国内优化资源配置和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话，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是有很大制约的。中国有一个台湾，有一个香港，台币和港币是可自由兑换的，所以中国要想挡住资本可兑换的门，是不太乐观的。所以我想，只能是加快对内的金融改革。具体地来说，应该放松对内的金融管制。放松金融的对内管制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金融自主权。我们国家的改革都是政府主导下的改革，在金融改革方面，也是政府主导的市场改革比较多。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风险，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大家看到金融危机对一个国家财力和经济所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因而对金融问题是格外重视。越重视，就管制得越多，对金融市场的形成是不太有利的。在80年代以后，全球金融都在自由化，我们在金融的管制方面，应该说是逐步加强的。现在尽管是金融改革有所推动，但是从金融的自主权上来说，企业的筹资自主权、居民的投资自主权、金融机构的运作自主权和创新的自主权，在中国都是不够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放松金融的对内管制，我们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关于金融监管协调今天李扬说了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我还没有记住你那一串的话。但是总体上来说，加强监管协调，关键是转变监管的理念，应该树立功能监管的理念。我们现在是机构监管，三个监管当局，把所有的金融机构作为自己的“儿子”来看待，都为自己“儿子”的发展谋出路。对别人的“儿子”就有一种戒心，这样就造成了市场分割。而且同样的金融业务，不同的监管当局制订不同的游戏规则，不同的准入标准，这就是李扬上午说的要统一规则。我们现在的

理财产品，就是一个代客理财，就是一个委托和信托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明确的，但是规则不一样，这个我在多种场合都讲到了。再就是我们的QDII，证监会发一个标准，保监会发一个标准，

银监会发一个标准，国际上看不明白，社会大众也看不明白金融机构做的合规不合规，无法去监督，这些都是不利的。监管协调的第二个方面，即要按功能监管的原则对同一类型的金融产品制统一的规则。第三，对于风险的认识方面，监管者也应该有统一的认识，监管者不是替市场承担风险，而是要让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在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的限度之内来承担风险，不管是投资者还是中介机构。在上一轮改革的时候，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意识到了金融机构如果不健全，就会遭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因而加强金融机构的改革，加强它的健全性，成为从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以后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解决有问题金融机构的过程当中，为了减少社会的振荡，国家过多地承担了市场风险。因为国家承担了过多的市场风险，为了减少风险，国家就对金融进行更多的管制，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金融机构国内的市场准入，应该说是管得很严的。我们现在要想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应该说需要大量的中小金融机构来为它服务，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的管制是比较多的。因而，只有解决了谁来承担风险的问题，才能够在金融的放松管制方面大踏步地前进。如果我们的政府过多地承担风险，就不可能放开市场的发展。

　　下一步我们要想在国际上进行竞争，我们必须加快金融改革，而我们加快金融改革的重点，就是要放松对内的金融管制。只有放松对内的金融管制，提高了我们自身的竞争能力，才可能到国际上去进行博弈。

　　今天上午听了他们几位的发言，还有王建的发言，就讲这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