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政策调整：外资难内资更难

　　滕晓萌

　　我国的外贸政策近期出现了一系列的调整。

　　7月1日，数千种商品的出口退税被调低或者取消；7月23日，新的加工贸易限制类产品目录出台……

　　据记者了解，下半年，中国政府可能还将把更多的产品列入到加工贸易限制类和禁止类目录，并且，对更多产品的出口退税和关税进行调整。

　　一切都在清晰表明，政府“减顺差”决心已定，希望通过一系列贸易政策上的重拳出击，缓解流动性过剩对经济造成的压力、改变中国出口低附加值的结构和中国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

　　但是，紧锣密鼓的政策调整会让企业面临什么样的新的生存环境？这些政策调整的预期如何？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外经所所长、北京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日前专程到厦门等地，调研企业对外贸政策调整的反应。7月26日，张燕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张燕生说，根据调研，目前的政策调整对内资企业，尤其是内资中小企业影响巨大。而这些企业对于地方就业和保持经济活力，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因此，他建议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并且更加审慎地制定以后的政策。

　　内资企业受冲击最大

　　《21世纪》：最近外贸政策调整非常频密，从您的调研来看，现在的政策调整微观上对企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燕生：对于谁来负担政策成本，我觉得应该有更加审慎的评估和区别对待。现在外资和内资不同，外资在中国的产业只是全球产业链的一部分，可能只占其全部的10%-20%，但对内资企业来讲，这就是全部。我去调研时就发现，贸易政策调整对内资企业的影响，远远大于外资企业。

　　我们都知道，贸易顺差大部分来自外资企业，而现在受限制的“两高一资”产品，大部分是内资企业的。因为外资企业产品分工地位高于内资，主要集中在鼓励出口的行业。我们与美国一家机构的联合研究表明，同一个高技术产品，中国对美出口和美国对华出口的单位价格相差可达百倍，双方完全不是在同一个环节。

　　内资企业就是在一些高顺差的、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这些产品的转型升级需要非常细致地对待，不能仅仅使用限制、禁止的政策，这样最后调整的责任就主要由内资企业承担了，外资企业承担得很少。但是，内资企业对经济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希望政策调整的重点，应该逐步由鼓励出口导向，转移到鼓励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自主营销，以及保护环境、资源节约上来。这不能仅仅是一个指标的要求，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都是很贵的，中国内资企业既无技术，也无能力，转型是很困难的。但是外资企业就不同了，他们比较成熟，转型升级是很容易的。

　　政策应考虑如何帮助中小企业

　　《21世纪》：对于一些内资中小企业，是不是冲击会更大？

　　张燕生：我认为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刚才已经说了，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产品集中在“两高一资”和劳动密集型领域。我调研的时候也听到有的企业表示，会设法应对政策的调整，包括“对内挖潜”(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对外出新”(产品提价、开发新产品、产品升级和对外转移)。但是我们要看到，有能力提价和开发新产品的中小企业只是一部分，大部分企业缺乏资金、人才、技术来适应新的政策环境。

　　所以，我们的政策应该考虑如何帮助这些中小企业。在调研过程中，很多企业就提出，不怕政策变化，但希望政策变化更有可预见性。

　　《21世纪》：那么在帮助企业适应转变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张燕生：我个人觉得现在的政策调整，使一些利润本来比较薄的企业会承受不住压力，但不应该让这些企业自生自灭。

　　从资金上来讲，我觉得可以设立一些帮助企业转型升级或者为大企业做配套的资金。

　　从技术上来讲，应当承认，内资企业的技术力量是很薄弱的，据我们统计，中国93%的规模以上企业都没有研发活动。因为研发是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太贵了，很难自己提高技术含量。这就需要国家创新体系，让大学、科研院所都来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联合研发，可以通过一些税收优惠来鼓励这些行为。

　　在人才方面，内资企业吸引人、留住人的能力确实比外资企业弱。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技术人员、毕业生去内资企业工作。

　　下半年顺差增长幅度肯定会降低

　　《21世纪》：这些政策宏观上都是为了调整顺差，您觉得会对下半年的顺差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张燕生：我相信这些措施肯定会有效果，顺差增长幅度肯定会降低，尤其是与上半年的增幅比较。

　　《21世纪》：中国政府自去年来一直提出，不追求高额顺差，希望达到国际收支平衡，但从去年和上半年的数据来看，顺差增长越来越快，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是政策调控不到位吗？

　　张燕生：不是，我认为政策调控是很到位的，但顺差产生本身的原因令政策调控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取得效果。

　　《21世纪》：您指的顺差产生的原因，是指产业结构的问题，还是汇率的问题？

　　张燕生：政策调控不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其实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到1993年，我们面临的问题一直是逆差，必须对进口需求严格控制才能保证逆差不会太大。

　　1994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以后，中国才开始出现顺差。首先外汇价格统一了；其次，人民币汇率由官价5块8、市场调节价8块7，并轨到8块7，因此对企业出口产生了激励；另外，当时还是鼓励出口、鼓励外资的，因此出口导向型的外资在中国发展得很快。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承诺人民币汇率不贬值。此后顺差越来越大，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也就越来越大。但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需要时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境外资金也大量进入中国，这就导致了目前国际收支不均衡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涉及到很多结构性和机制性的因素，包括短期的宏观调控、中期的结构性改革和长期的经济体制的改革。

　　关键是贸易和投资机制转变

　　《21世纪》：那您认为比较可行的改革是怎样的？

　　张燕生：我个人的看法是，顺差不会对人民币升值、关税调整、利率、价格这些因素起敏感反应。所以改革首先应该从机制上进行，现在除了投机性的因素外，顺差还是和贸易形成机制不对称有关系。出口主要受几个因素影响，首先是外需，现在国外需求很好，出口当然就起来了，这是不应该限制的；其次就是国际产业结构转移，把全球产业链的某些环节转移到中国来，这种出口导向型的投资我们也不能禁止；第三，虽然现在在缩减顺差，但是我们很多政策是鼓励出口的，并没有对整个涉外经济体制进行一次全面清理调整，比如，我们一边要缩减顺差，一方面各地还是在高指标进行招商，引入大量出口导向型外资，这就是矛盾的。

　　因此，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一个问题是，出口并不是中国政府单方面可以限制的。而从进口来讲，这主要是受内需影响，现在宏观调控限制固定资产投资，肯定会对进口有影响。另一方面要承认的是，我们过去长期形成的限制进口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所以，需要对进出口、

外汇储备管理、汇率形成机制等多管齐下，才能解决问题，关键还是在贸易和投资机制的转变。

　　另外，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我觉得短、中、长期政策应该更加协调。短期内还是以缩减短期资本顺差为重点，控制短期资本流入；中期应该以缩减贸易顺差为主，让贸易政策中性化；长期来看，应该以调整外汇储备存量为重点，管好用好这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