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财政收入增长与民生福利丰厚不该成悖论

　　本来，“近年来全国财政收入一年一个新台阶”应该是令人欣喜的，它意味着政府将更有能力向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福利，意味着公众能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福利保障，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意味着”并不等于“实际上”，在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财政钱袋日渐鼓胀并不必然导致民生福利日渐丰厚，相反，财政收入增长越快，等于是纳税人购买同等水平公共服务所需支付的价格越高，这当然是坏事。

　　在我看来，笼统地说中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是“好事”还是“坏事”并不准确，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介乎于两者之间，区别只在“好事”多一点还是“坏事”多一点而已。看得见的事实是，随着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财政浪费现象也日益严重，而李金华的那份审计报告上的违规记录也越审越多。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民生福利保障前进的脚步太慢，公共产品投入极为有限。

　　经济学家有过研究，近年的经济发展过程，政府成为最大受益者，收入增幅远在民众之上。税收增长幅度不仅把GDP增幅落下很远，把国民收入增幅更是丢在了望尘莫及之位。收入增长有限，物价却处在飞速上涨的跑道上，CPI指数连续突破3%警戒线，从

　　一方面物价上涨过快，另一方面税收增幅过大———很大程度上，国民民生正处在这样的“涨声”夹缝之中艰难求进，汇集成一句普遍的公众抱怨就是：什么都涨，就是收入不涨。如此，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政府愈富民生愈艰”的悖论现象。然而这本不该出现。公众乐于向政府纳税正是希望通过更小的投入获得更大的回报。因为在本质意义上，纳税也是纳税人向政府的一种投资，即“纳税投资”，所以，“政府愈富民生愈艰”可能违背的不是别的，而恰恰是收税行为的合法性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发表评论认为“藏富于政府不是善策”，评论作者呼吁“中国应启动自己的减税计划”。依我看，主要意思正是：我们可以成为高税收高福利的“次优型”藏富于政府国家，也可以成为低税收低福利的“次优型”藏富于民国家，最好成为低税收高福利的“最优型”国家，但决不可以成为高税收低福利的“最差型”国家——“政府愈富民生愈艰”悖论亟待扭转。《中华工商时报》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