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分流歧路

　　本刊实习记者 张卓/文

　　在被要求“服务三农”后，昔日冗员充斥的农行还需要继续分流吗？是否还有比现金买断更好的方案？

　　在今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国农业银行(下称农行)关于“服务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制方针一经公布，即在业内引起很大争议。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服务三农”是否代表了政策性要求？能否与商业化运作目标相悖？农行是否有动力、有能力找到一条商业化“服务三农”的道路？农行的冗员问题在“服务三农”的目标下是否已不复存在？这些均成为业界关心的焦点。

　　此前，农行曾经向国务院上报了三份股改方案，均未获得决策层首肯。随着7月初中国

人民银行副行长项俊波调任农行行长，科学合理地设计改革方案就更为迫切。

　　定位与定岗

　　为尽快实现整体改制并上市的目标，农行曾在争取财务重组、改善经营效益、优化人力资源等方面努力冲刺。

　　农行的冗员之困由来已久。据农行2006年年报摘要披露，农行的成本收入比已在2006年下降至50.44%，但这仍比其他银行40%甚至更低的同期数据要高得多。

　　据《财经》记者了解，2003年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内部曾有提议，准备以接纳农行一定年龄以上所有员工为代价，将农行的不良资产直接剥离到该公司，由长城以处置不良资产的收益来支付这些分流员工的费用。此方案最终未被各方接受。

　　然而，农行对待分流冗员的态度，在“服务三农”的改制方针确定后发生了巨大转折。在今年2月的农行新闻发布会上，农行副行长韩仲琦称，在过去三年中，农行分支机构数量已经将近减少了50%，在岗员工数量则减少17万。目前，60%的机构和超过50%的员工都在农村。

　　他表示，考虑到目前农行机构及人员数量基本符合要求，今年股改进程中农行将不再撤并机构、分流人员。

　　一位农行研究部的负责人也于近日对《财经》记者表示，因为“服务三农”的定位，在农村地区需要保留足够机构和人员，目前的人员和机构设置是否合理要根据业务的需要重新决定。换言之，冗员已不再是农行亟待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

　　分流新设想

　　近日，上海隆瑞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长城证券研究所和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共同制定了一份关于农行改制的新方案，即建议以一部分农行自身股份代替现金作为给予被分流员工的经济补偿，同时将给予分流员工的股份的投票权集中交由一专业机构托管以参与农行的法人治理。

　　这一方案的主要设计者、上海隆瑞执行董事尹中余表示，方案最近已通过九三学社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书面计划，但尚未与农行直接沟通。共同参与方案的中央财大教授李薇对《财经》记者表示，原因在于顾虑到农行方面对人员分流这个敏感话题，态度可能趋于保守。

　　根据这一设想，国家首先应对农行进行注资和不良资产的剥离。据估算，按照农行现有的资产规模，财务重组后若要实现8%的资本充足率，农行账面净资产应达到约1800亿元。将1800亿账面净资产按照1∶1的比例折股，则农行改制后的总股本约为1800亿股。

　　财务重组完成后，假设以农行部分股份分流三分之一左右(大约15万人)的农行员工，根据近年农行在实行买断工龄的分流方式中，每名分流员工平均补偿约15万元的标准；假设分流员工每人平均将需要补偿的股份数量为15万股，则国家累计需要向分流员工支付225亿股农行股份，约占农行改制后1800亿总股本的12.5%。假设国家在农行的剩余股份由

财政部和汇金公司等额持有，则经过员工分流补偿后的农行股本结构为：财政部和汇金公司分别持有43.75%，分流员工共持有12.5%。

　　农行在改制上市后的盈利水平仍有很大不确定性，但即使以农行

股票上市后股价在4元计算，15万股也将价值60万元左右，远高于农行此前进行分流的平均补偿金额，可能会形成补偿过度。对此，尹中余认为，作为一种此前从未实行过的新办法，农行可先选择两三个地区支行进行试点，如果在这一补偿条件下员工分流积极性仍不高，则可考虑适当提高补偿标准，相反则可适当降低补偿标准。

　　根据该思路，分流员工所得的农行股票应被锁定在三到五年内不得上市交易。这样实际等于把这部分前员工变成了农行的小股东，其利益与农行改制的成败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