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理解FDI的结构主义

　　中国吸收的FDI近年来一直处于“徘徊期”，据商务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为318.89亿美元，估计全年的FDI数值会在600亿美元左右。

　　自从中国政府宣布“两税并轨”之后，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将打击FDI涌入的积极性，这可以从中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的下降可窥一“斑”。另外，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例如越南)加大了对外资在地租和税收上的优惠，再加上中国国内的劳动力要素价格上升(＜劳动合同法＞修改)。无疑，这会造成一些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FDI的分流。

　　实际上，那种认为“流入中国的FDI将日益衰弱”的观点并不可靠。当然，我们也不能拾起某种永恒的“中国乐观论”。正确的方法是，我们要了解流入中国的FDI结构，通过观察结构性的变化趋势来理解和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图景。

　　流入中国的FDI主要是由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日本、欧盟和美国构成。其

中韩国在中国投资占其向外投资的总量比例最高(占70%以上)，香港其次(占50%)，台湾是第三(45%)，新加坡第四、日本是第五(18%)，而欧盟和美国仅仅只有2%的比例。不过，这并不表示欧盟和美国对中国内地的“重视度”要弱于以上国家和地区，而是其FDI的目标战略不同。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它们都是“贸易导向型”，它们的FDI利用的是中国的廉价资源、劳动力低成本和税率优惠。中国内地在它们看来是一个生产基地和出口平台，它们主要是为了搜寻全球成本差异下的利润，它们对攻占和长期统治中国市场没有过分的兴趣，它们在中国内地生产的60%以上用于出口。而欧美则不同，它们更愿意采取一种长期的扎根型策略，它们看重对中国市场的长期占有和永久统治。欧盟跨国企业在中国内地产值的59%是以中国人为消费对象的，只有19%出口到欧盟。我们可以将欧美概括为“市场盘踞型”。

　　日本处于“市场盘踞型”和“贸易导向型”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混合体，但也许更偏向于“市场盘踞型”。“市场盘踞型”的FDI对于中国的技术(知识)外溢效应和价值传递要远远优于“贸易导向型”的FDI。“市场盘踞型”的FDI单个项目的投资额往往非常大，欧盟平均每个项目投资额是400万美元、美国是220万美元。而韩国和中国香港单个投资额最小，显示了韩国来中国内地的FDI群体大多是韩国的小企业。在投资配套方面，“市场盘踞型”的FDI配套很全，同时，“市场盘踞型”的FDI产业增加值会很高，日本在1996年以前跟“贸易导向型”的FDI产业增加值是一样的，只有5%左右，但从2000年开始，增加值飞速上升，已经达到欧美相同的水平，这证明了日资正在不断地“优化”。

　　相反，“贸易导向型”的资本依然保持着一个非常低的增加值水平，它们的生产效率以及知识外溢方面不如“市场盘踞型”的FDI。美欧日的跨国企业是在中国内地研发最多的资本，这也证明了以长期占领市场为目的的企业其技术转移和程度要高于一些“贸易导向型”这样的“成本套利型”的企业。另外，如果观察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扬的变化，会发现，“贸易导向型”的FDI对劳动力上升更敏感，香港、韩国和新加坡FDI增幅是逐渐降低的，而“市场盘踞型”的FDI对中国工资水平的上升却并不敏感，相反，它们都扩大了对中国内地的投资。

　　拆解FDI的结构，则会推演出几个有趣的结论：随着中国资源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成本的继续上升，它会降低“贸易导向型”的FDI涌入的兴趣，“贸易导向型”的FDI有可能会投向其他亚洲新兴体，来获取一定的成本差异。由于“市场盘踞型”的FDI是想长期占据和控制中国市场，它们会更乐意在未来更多采用并购的方式。那么我们可以诱导它的并购方向，使其同我们的产业政策相“兼容”(例如美欧日并购国内低效率企业给予多一点的优惠，在高新技术领域上，鼓励外资并购)，另外，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制定力度更大的优惠政策吸引优质外资进入西部和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