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号外30年

　　九七，大团圆结局。“香港比以前更平静。”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对于香港的未来，林奕华提过一个娱乐化的设想：如果刘德华当特首！电影《金鸡》延展想象：到2046年，刘德华真的担任了特首，而当时的美国总统是汤姆·克鲁斯，要求美元和港元挂钩(过去20年，香港施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刘特首断然拒绝，并宣布港元和美元汇率为1:7.8。

　　“如果普选的话，刘德华不是不可能啊。”陈冠中边抽烟边笑，“反正他很香港。”

　　陈冠中比刘德华大10岁，他也很“香港”。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一书中，他把自己这样在195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香港人称为“名副其实的香港人”，“他们这代人在香港成长，人生经验在香港形成，也有机会主义的特点，有局限也有优点……或许可以作为今天的内地的一个参照。”

　　曾与陈冠中合作过的摄影师这样描述他：“一个真正的陈冠中在他心里埋藏着，那是一个喜欢垮掉的一代的他，一个幻想着波西米亚中国的他，也是一个怀恋着70年代香港文艺复兴的他。”

　　当年的陈冠中的确很波西米亚(嬉皮+雅皮)，他喜欢Beatles、《滚石》、法国新浪潮。1976年，美国留学回港的他拉着几个朋友创办了《号外》杂志，试着触摸和表达一代香港人的思想、感情和趣味。“三十年来，《号外》被认为是香港惟一一本雅皮杂志，把它排在一起，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城市潮流民生的变化。”围绕《号外》，也形成了一个文化圈子。当年的三个美术指导，奚仲文、张叔平、刘天兰，现在都是殿堂级的人物。“做服装助理的小朋友”谭燕玉，后来她去了纽约，即著名的服装设计师Vivian Tam。

　　“如果你只看《号外》，你会错觉香港是很重视文化的。”陈冠中说。这本杂志做的事情不叫“做”，叫“玩”：刘德华刚出道时赤膊登上《号外》封面；第二个做此造型的是1984年电影《黄土地》的摄影师张艺谋，他“长得实在像三岛由纪夫”。最老的封面人物可能是“第一代黄飞鸿”关德兴——他持枪，一身西部牛仔打扮。1982年中英谈判，《号外》促狭地给香港地图改名，猜测皇后大道几时会更名为“爱国大道”。后来某篇文章里，作者将中环商业区的写字楼群恶作剧地解读为性象征图腾。

　　尽管做了这么多“无厘头”的事情，陈冠中也承认“周星驰赋予了香港一个新的意义”，但是他对“解构”很警惕。他认为香港被“过度隐喻化”，人人都可以说香港的故事，但这个城市过于零碎，难以总结集体记忆。“香港太好被论述了，最后反而定型在一个很简单的位置上，影响了我们反思。任何把香港简单的隐喻化我都不太愿意，香港应该复杂化，这样她才能呈现更多不同的面貌。”

　　陈冠中后来做编剧，经历了香港电影的盛景和衰落。他写的《等待黎明》捧出了金马影帝周润发，《不是冤家不聚头》使萧芳芳获金马影后。他身份多样，参与创办台湾《超级电视台》和大陆的《现代人报》、《大地唱片》、《三联生活周刊》等项目。

　　人到中年，激情沉淀，陈冠中搬到北京来生活。当年的先锋青年有了距离感，开始反思和审视香港和香港一代人的生与死(他很欣赏简·雅格布斯写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杂种文化、搞掂精神、功夫之城、港式误区、香港梦……这些都是他剖析的香港侧面。“我以名胜、奇观、购物、娱乐和摩登性来想象别的城市，也以同样角度来理解香港。”

　　1997年回归的那天晚上，陈冠中待在台北家里看电视，“没有兴奋感……就这么一件事，香港人已经过了十几年。”

　　2007年的回归纪念日，陈冠中也没想要怎么过。艾敬把《我的1997》改编成《我的1997和2007》，他也不知道。“香港的故事在‘九七’以前就说完了……”他说，“1997年是大团圆结局，Happy ending，一夜无话，今后都不会再制造新故事、新想象、新吸引了。”

　　世纪之交，田壮壮重拍费穆的《小城之春》：“人们总想在某个时间点庆祝，认为过了这个时间点，一切都会焕然一新。这种希冀往往是虚妄的，生活不过回复它以前的样子，一切都不会改变。”

　　陈冠中同意这个逻辑。“香港会比以前更平静。”他说。

　　《号外》背后的香港

　　《中国企业家》：还记得《号外》创刊时香港的政治气氛、社会民风吗？

　　陈冠中：香港的六十年代，我称之为进步年代。此前，香港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社会动荡：1966年天星小轮加价，引起骚动；1967年，左派发动“反英抗暴”运动，炸死了很多人。这之后，政府就要改变，1970年搞了香港节，鼓吹“香港是我们的家”、“We Love Hong Kong”。1971年，港督麦理浩一来就大力改革，所有我们现在知道的香港的基本建设都是在这时期做的，这给香港的经济起飞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然后香港就“翻”过来了，整个气氛变了，是一个已经改良过、转型后的香港。

　　《中国企业家》：当时的经济、商业是怎样的？

　　陈冠中：我们这一代人都记得1971年。1971年香港股票狂升，从100点涨到1700点，1973年崩盘，又回到100多点。这是一次教育，身边的人疯了一样玩股票，然后破产(1973年还是世界石油危机)。再然后，我们就出来到社会上做事了。

　　当时我在香港大学念政治和社会学，本来出路只有教书和公务员。但是突然，在我毕业前一年，1973年，我的同学有三十几个人被一家外资银行请去了，有的做几年一下子就做到副总裁了，在广告公司就做第二把手了。所以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多了一个出路——进入商界。香港的经济起飞大概也就是从1973年开始的。

　　《中国企业家》：《号外》主要做什么内容？

　　陈冠中：我们觉得有意思的都做。一边可能有人在写西方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个人可能在写时装，完全矛盾的。《号外》关注另类的话题，1977年，我写了一篇香港同性恋圈子的文章，很震撼……后来我们开了一个“少数权力”的专栏。

　　主流媒体当时有《明报周刊》，我们挖掘暗流，但是这个暗流特别多人支持。我们做过很多文化人的封面，比如金庸、倪匡、王家卫、亦舒，就是主流媒体不觉得他有商业价值的人。《号外》的封面很多都是明星，张曼玉就上过7次封面，但角度有趣，你是靓仔明星，可能就把你弄得丑一点。比如周润发在洗澡，张国荣反串女性，林青霞穿男装……

　　《中国企业家》：作为一本城市文化杂志，《号外》为什么能存活30年？

　　陈冠中：《号外》完全是跟香港同步成长的。我们用很大的篇幅去报道一些还没成名、主流媒体还没报道的人物，后来他们越来越厉害，把《号外》也带上去了。

　　1983年之前，我们一直是亏本的。1983年底，美国兴起了“雅皮”潮流，很多品牌开始进入香港，我们就被定位成香港惟一的雅皮媒体——是个美丽的误会，广告就进来了。从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中，是《号外》广告最好的时期，十几年都是中文月刊第一名，超过女性时尚杂志。当然，《号外》也做了一些调整，有很多妥协……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商人、企业家从来没上过《号外》的封面？

　　陈冠中：早期我们写过两种人，一种是在商界做执行做得不错的，还有就是政府里面的华人官员，他们还没成名，属于崛起的新生代。八十年代中期，《号外》还办了一次创业奖，请了一些大商家来做评判，那时候大家刚刚开始谈论创业这个概念。

　　明星们都非常愿意在《号外》拍封面，知道我们会“搞”那么一下。陈百强形象本来很纯的，可能就把他弄得邪一点。一定会去改造他，这是《号外》的文化趣味。人家都说我们是雅皮杂志，我没去好好解释，其实我们是有一点波西米亚，过于主流的东西我们不会去追——这也是大商人没有上过《号外》封面的原因。

　　香港的精神分析

　　《中国企业家》：作为婴儿潮的一代，你们从一开始就有鲜明的身份认同吗？

　　陈冠中：我们成长的年代是很含糊的，根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认同。父母整天说他们的乡下，我们从来没去过，也不想去；对大陆有戒心，精神寄托一开始是完全西化的东西，后来就本地化了。我去英国旅行，拿着香港的英国护照排队，结果说，你去排外国人那一行。到处都不是，逼得我们只能做香港人，以香港为荣。身份的好处就是有归属感，坏处就是会排斥他者的一个方面。

　　《中国企业家》：在“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背后是什么样的“港人精神”？

　　陈冠中：一个是搞掂精神，特首用英文说是Can Do Spirit。内地一个电信广告“我能”，如果在香港就是“我掂”。这是我们的长处，敢去冲，精明和效率。但是搞掂精神没有道德和技术内涵，一到市面不好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比如短线、投机、门面功夫、假冒伪劣。因为搞掂就行嘛！不一定要做好，所以香港也没人说要追求完美。

　　还有一个是功夫精神。粤语里一直说功夫，但是后来不重视了。周星驰的《功夫》，还有点反功夫精神——一个不学无术的人，随时出卖朋友，加入黑帮，却突然发现自己是真命天子、武功盖世。这叫做“六合彩心态”。我们现在讲创业、创意经济，没有功夫不行，但是没有搞掂精神也不行。如果香港能恢复这两种精神，作为一个功夫之城，可以反映出各行各业都是用心做的形象，做蛋糕是功夫，管理银行也是功夫。

　　《中国企业家》：你曾经说香港的文化是拿来主义的、零碎的，但是为什么对大陆一代年轻人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力？

　　陈冠中：城市文化再起来的时候，创新一定有杂的成分，不然你就是原教旨主义者。但是你的创新有没有主体性？这是最重要的。香港文化在七十年代再度本地化，不再模仿西方，主体性就出现了，杂种化造就了香港的特色文化——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杂种就是香港的正宗。排除了这一点，我们什么都不是。

　　《中国企业家》：香港有什么样的梦？

　　陈冠中：九七后香港有两个大的变化，一是对大陆从暧昧、疑惑到放心、信任，一是亚洲金融风暴让泡沫灰飞烟灭，以前那套方法是有问题的。地缘状况改变了，城市都在竞争，香港才觉得有危机感，有点迷失。“不确定的年代”就这样开始了。香港人在九七之前有一个假设：明天一定会更好，明天收入一定比今天多，这就是香港梦。结果，这个梦九七之前真的实现了——但这只是一个梦想的开始而已。再以后，有些人会越来越好，有些人会越来越差(香港2006年的基尼系数为0.533)。

　　港式商业误区

　　《中国企业家》：商业在香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冠中：非常决定性的。只剩下一点点空间，就算这一点点你也必须拉住商业。香港的创业率一直往下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房产太贵——都是大地产商做出来的，年轻人没法创业，租金付不起。如果不是这样，香港会更加多元化。

　　《中国企业家》：香港企业家的社会形象如何？

　　陈冠中：最主流的。前阵子北京某杂志评北京10个最有影响力的人，其中9个都是文化界的，只有一个商人是张欣和潘石屹，还是整天和文化混在一起的。这在香港是不可思议的。如果香港要选10个最有影响力的人，一定10个都是商界大佬，如果只能选一个，那就是李嘉诚，他是全民偶像。

　　《中国企业家》：大家是羡慕他们有钱有势，还是说他们是正面形象，推动社会进步？

　　陈冠中：是正面形象。但是最近鲁平(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也在香港说了：当时回归的时候太照顾商人资本家了，有点忽略了其他的阶层。

　　我在北京参加一些名牌的发布会，来的很多都是明星和文化界的人。香港大概在八十年代早期也是这样，但是很快，富豪第二代出现了，以何超琼(赌王何鸿的女儿)为代表和分界线。此后，名牌的发布会主角都是有钱人二代，明星是陪衬，文化界的则根本不需要来，因为他们买不起。有钱人及其二代绝对是在整个社会的生态圈子的最上游。

　　龙应台批评香港的“中环价值”，商界的确是非常主导、有解释价值的一个东西，但是香港不只中环价值。《号外》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文化产业才被注意到！文化现在变得很重要，它重新变成一个社会议题、集体记忆，现在需要把文化元素加入单轨的经济思维里面。昔日香港的成功故事，也是今日香港人想象力的负资产。

　　《中国企业家》：这样不是很矛盾吗？社会资源难道永远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陈冠中：是这个问题，财富太过扭曲，被几个特大财团掌握太多东西了。现在香港连反托拉斯法都通过不了，遗产税则早就取消了。香港的慈善传统很久，慈善机构也很多，但是富人没有真正改善社会条件的责任感，甚至，他们的文化认知是负面的——承认自己没文化。对于文化和社会责任，他们的激情不在这里。

　　《中国企业家》：香港的商业媒体是什么样的状况？

　　陈冠中：香港水平下降最多的不是娱乐记者，是地产记者。香港没有监督企业的媒体，没人敢骂企业，一切因为广告主和利益问题而过度商业化了。它们提供的是财富神话，教你炒股，纯实用的管理概念，但是从来不会深度报道一个企业。就算最有影响力的《信报》(1973年由林行止创办)，也只是做到政论和股评的层面上。

　　《中国企业家》：香港人一直受商业熏陶，有梦，但是创业的空间又很小，那通过什么改变命运？

　　陈冠中：香港人九七之后才醒觉，不能只靠房地产和股票。全世界去工业化的过程都是痛苦的，当初内地发展珠三角，香港就应该升级做高科技，做教育，做成一个东亚知识经济的中心，不得了！可惜，香港去工业化的转型错过了20多年的机会，现在才谈，中介优势已经所剩无几。

　　现在，人人都知道要和中国一起合作做事，但是香港人在建立自己的身份之后，就对大陆的东西欲迎还拒——中央政府给我们好的东西，想要；叫我们做什么事情，不想做。整天在计算这个东西，以后可能不能抱这个心态了。

　　“被动”的香港

　　文/林奕华

　　看罢在香港回归十年前夕推出的《老港正传》，我问一位影评人什么是平凡，他第一时间回答：“被动”。

　　黄秋生饰演的主角左向港从身份到心态在表面上都不属于典型的香港人。火红的六十年代初，他以左派电影院放映员的身份投身时代熔炉，上街示威、被镇压，但无改对祖国的憧憬和愿景：终有一日他会立足在天安门前。但在经历四十多年后，他有做过什么事情令自己达成愿望吗？答案是没有。他随遇而安、不求进取。

　　典型的香港人最擅长把握机会，如果很多人都像左向港般，那香港一定不会在短短三十年间造就这许多的富豪和巨星。然而，换个角度来看，左向港和大部分香港人——甚至包括一些成功典范——却有着性格上的共通点：被动。

　　被动有很多种。左向港是被动的被动。成功资本家企业家的成功便是来自懂得利用港人的被动性格来赚取利益。正因为这个市场的基本性质是被动的，在商言商者自然不会以过于主动的姿态创造新的需求，因而造成市场与大众同时对选择的不热衷——当中谁是鸡谁是蛋却永远说不清楚。

　　于是，香港的楼盘不管坐落闹市抑或半山，外型一律以“豪宅”为模型；香港的电视剧是出了名的数十年如一日换了剧名不换内容；香港的流行曲虽然不止两个填词人，但不论是谁为歌曲赋予灵魂，每首都离不开自卑自怜；香港的畅销刊物只得两个种类：八卦和饮食男女；香港的电影从周润发到周星驰，都是蒙混过关努力排尾；香港的普及文化在过去三十年来或明或晦所鼓吹的，是成功与否不在一个人有没有见地和学问，而是他有几多受欢迎……

　　然后，一切“主动”均不过是“主动的被动”。

　　回归十年，香港明显失去了曾经有过的文化领导力量。由文化明星的殒落与不同领域出现严重断层，均可看见这个城市虽未至于马上变成左向港所居住的天台木屋——人去楼空之后，他常常徘徊于一户户的空房子来缅怀昔日的美好时光——但从香港人往返大陆的愈来愈频繁，当中确有着左向港下一代左忠(郑中基饰)，以至他的女友阿敏(莫文蔚饰)的影子：与其说他们是有意识地把香港经验引进内地，不如说是他们不能不北上碰机会。

　　《老港正传》是借上述两个人物对香港人曾经以“不学无术”为荣的价值观提出省察吗？若从全片的感性重于理性的氛围看来，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导演赵良骏给左忠、阿敏以至左向港一家人提供了一个最大的保护罩(也是“香港精神”的金钟罩)：一切以“食”(为两餐)为出发点的愚昧或迷失都是不应被苛责的，因为那便是“平凡人”的人生。

　　假如“平凡”的定义就是我那位影评人朋友所说的“被动”，那《老港正传》里的一家子便是没有选择的“平凡”：当整个社会都是趋向“不要跟别人不同”时，“不平凡”便是要以大众为敌。在香港生活的人不难随时听到以下的几句话：“什么都是假的，有几个钱傍身最重要！”“艺术有什么用？理想值几钱一斤？当得了饭吃吗？”“凡事都没有绝对，一切不过是观点角度问题，见仁见智罢了。”它们的受欢迎程度，反映出香港人的集体信念便是没有信念。

　　或，把虚妄的幻想当作是精神寄托，终其一生只能以充满情感的手来抚摸，因为它象征了自己那应该实现但没有实现的“梦”。左向港的梦是能到天安门前拍张照片，那本来就不是难度太高的一件事——既无明显对个人意志的挑战，更无反抗强权的必要，惟一关键只是有没有经费。他的失落，或四十年不能愿望成真的原因只有一个：穷。“穷”也许是最被接受的让几许人壮志未酬的理由，但我发现正是在处理“穷”这一点上，《老港正传》像许多港片一般，以语焉不详的方式混淆了主角们的物质贫穷与精神贫穷，譬如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和《功夫》。

　　该两部周氏作品可说是香港回归十年来最有大陆观众缘的港产片，票房成绩至今无人能破。它们之所以令无数中国人一看再看如痴如醉，是它在“穷”的主题上不作无病呻吟，反之，是义无反顾的实事求是。《少林足球》对现代中国人最大的“意义”，是彻底改写了“理想”一词的解释：它不再是超越物质层次的自我提升，却是为了享有名利而必须学会的决心与手段。看过《少林足球》后如注射了一支强心针的人很多，但被问到片中宣扬的“理想”是什么时，能直接说出其实是赢取到三百万奖金和荣登《时代》周刊封面的人却很少。

　　《功夫》表面上不如《少林足球》“市侩”，但“周星驰”三个字已是一种身份象征，是以尽管他在电影的三份二又二份一都是扮演Underdog(小人物)。《老港正传》没有交代周星驰对于左氏一家子的影响。理论上他们是同代人，只是由于“现实”在《老港正传》由头到尾都是那么地有欠真实，观众自然不能通过电影呈现出来的社会面貌看见四十年来香港的精神面貌。

　　接近片尾时，左向港服务的戏院面临结业，左氏一家便藉放映最后一场电影来凭吊一个时代的消逝。导演把镜头摇过左忠、阿敏和她的父母，最后来到放映室的左向港，但见人人眼泛泪光，脸上写着“无限唏嘘”，但引致他们如此感触的电影到底是哪一出？导演美其名给观众留下想象空间而不作交代。纯属形式的这一幕却暴露了电影的最大弊病，刚巧也是香港回归十年面临的最大问题：在被堆砌出来的“情怀”背后，可有着任何实质的内容与信念作为依据？香港人如果只能利用虚妄的“香港情怀”在自我感伤的同时也试图“感动”他人，这样的“香港文化”还将有着多少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如果失去生命和创造力的老戏院就是香港的比喻，银幕上的左氏一家看着的便不是什么电影而是银幕下的观众，流泪眼看流泪眼的寓意更十分明显：在命运之前，我们都难逃感伤，谁叫我们都是“平凡人”？既不想活得平凡，但又只想(能)当个平凡人是香港人的终极矛盾，因为香港人是既想享受不平凡所带来的好处，但又不希望承担不平凡者要承受的责任，是以无厘头主义才会乘势而起，并成为香港人最重要的精神食粮。只是电影中的无厘头到底不足以应付现实中的各种困难和状况，就如一味取巧只会让人丧失争取主动的力量，一旦真要比起学问和独立思考能力时，试问香港人又焉能不是主动不足，被动有余呢？

　　最近经常听闻港片的内容和风格随着与内地合拍模式的日盛而渐受影响，言下之意是香港影人的主动性以至港片的特色难免会被削弱。真有这种情况的话，恐怕也不只是谁是投资者谁便更有话事权，而是《老港正传》所呈现的香港人特质造成有这么一天：如果香港人不是擅长以崇尚“平凡”自居以掩饰短视和功利的习性，香港电影在最辉煌的八九十年代大可已建立起更完善的创作环境和工业制度——所谓的东方好莱坞。但这个机会明显已随时势的改变而一去不返，致使香港在大中华电影工业所扮演的角色虽不至于是老戏院，但也不再是最前线。

　　电影以外，其它文化也有相近的迹象。若从回归十年的角度来看，《老港正传》对香港的最大意义，是它让人看见一个问题：感动和思考，为什么香港人更喜欢前者？

　　(作者为香港艺术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