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的暴富及原因
■山西煤窑真相调查之二
■本报记者王克勤庞皎明实习生 黄柯杰
从开矿时的低价承包煤矿，到现在的煤价持续走高，煤老板赚个金银满钵。
有人说，煤老板赚的就是国家的钱；
有人说，他们超量生产，逃避税费；
有人说，他们吃的是子孙饭，吸的是工人血；
地下有的是煤，地上有的是人，这就是煤老板赚钱的逻辑。
开矿赚钱是投资和投机的结合
年近50的温州人秦川（音），是属于山西煤炭行情低潮时候果断“杀入”，成功“获得暴利”的煤老板。
1998年底，他拼凑200万元资金来到山西。“当时全国煤炭价格一片低迷，煤矿是越挖越亏钱，很多乡镇煤矿都想着承包出去。”
承包了煤矿后，秦川又回到温州老家，借得200万元资金，开始搞煤矿的建设。
“我是外地人，当时我出的价格已经很高了，60万一年的承包费。400万经营一个煤矿是非常勉强的，‘公关开销’太多了，后来我又借来了不少钱才支撑下来的。”
“撑了一年，2000年开始，行情就慢慢转好了。”这也符合秦川对煤炭行情的判断。
在行情见好的情况下，秦川又立即承包下第二个乡镇煤矿。“资本总是要扩张的，向最赚钱的行业扩张。”才初中毕业的秦川谈起资本运作时一脸得意。
2001年开始，煤炭行情持续火爆，这让秦川“赚足了下辈子的钱”。现在秦川的孩子都出国留学在外，自己也长住北京，只是“偶尔来山西看看朋友，请大家吃个饭。”
谈到开煤矿赚钱，秦川自有心得：开矿是投机和投资的结合。我们把握了煤炭市场的经济规律，低价承包了煤矿，这是投资；当年乡镇煤矿实行的是行政审批制度，这些煤矿都是无偿取得国家资源，这算是投机。
“有水快流”的乡镇煤矿让秦川“一夜暴富”。
一个二级煤老板的发财之路
赵三（化名）今年41岁，大同本地人，“现在也算是煤矿老板”，他只是凭借自己拥有的股份参与煤矿管理的“总经理”。按照当地媒体同行的话说，算是“煤矿掮客”。
2003年，赵三搞煤炭运输的时候，与秦川相识，两人是“相见恨晚”。 秦川一人管理两个煤矿，“连矿上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常常公关不及时，吃当地政府的亏”。
2004年，秦川请在当地人头关系颇为熟悉的赵三作为代理人。两人谈好产量和分利之后，秦川在两个煤矿各留下自己的小舅子和妹夫管账出煤，自己抽身离去，一身轻松地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各大名胜“享受世界”。
“其实我是承包出煤。”赵三告诉记者，“门口最脏的那辆霸道就是我的，一天到晚在矿上跑，没好车根本就不行。”
“这车就是耐用，坐着还舒服。”同座也开霸道的一个老板应声道。
“煤矿这个行业太复杂，当时承包来的价格，现在赚一个礼拜就回来了，谁都会眼红。”
赵三的主要作用就是摆平这些眼红的人，据介绍，赵三在大同是有能耐的人物，这个能耐就是上至政府官员，下到地头混子，“都能兜得过场”。
这些正是秦川所欠缺的：在煤矿圈内，如果你有地头熟悉的本地能人，就意味着效率和财富，比如能提前复产或者每次都顺利地通过各类验收。
停产整顿，赚钱越来越难
温州平阳的煤老板王明海谈到煤矿投资，也是“有一肚子苦水”。
他在煤矿承包转让价格高位的时候杀入山西大同左云，结果是第一个煤矿“几经波折，最后没能投资成”，现在正在别的地方经营第二个煤矿，却因为出的煤品质低而赚不到大钱。
“日常开销太大，我的煤价太低，实在没钱赚，如果煤质好一点的话，赚钱还是很轻松的。”他坦言，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投资项目，就会立即撤资改行。
这位走南闯北的温州男人最后若有所思地对记者说：“从地下挖一块‘石头’到地上的成本几乎是一样的，关键就是这块‘石头’值多少钱。”
记者了解到，很多温州的煤老板都想撤资，“我更想去内蒙做铁矿，那里才刚刚开始。”一位温州煤老板如实告诉记者，“现在政府控制得太严，赚钱越来越难，而内蒙古的铁矿行情和四年前山西的煤炭行情差不多，火爆！”
“温州的资金总是流向利润最大的行业，不怕高风险，就怕没有高收益。”秦川说。
暴富原因之一：
无偿行政审批和低价承包
山西是中国的煤省，大同是中国的煤都，“大同的煤在左云，左云的煤在店湾”。
4月初，记者来到大同左云的店湾镇下张家坟村。1981年，下张家坟响应中央“有水快流”的号召，自筹资金开办第一个煤矿，到2006年被资源整合为止，该村一共开过10个“窑口”。
“当时开煤矿很简单，只要向上级申请一下，上级如果审批下来，那就能出煤了。”村民李海告诉记者。
在上世纪80年代初，通过行政审批开办煤矿，该村集体和村民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当时收入最高的矿工，每个月能领到八百块，最少的时候也有四百块。”
但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因为煤炭价格持续下滑，村矿难以为继，“开煤矿就是亏钱，越挖越亏钱。”
在此期间，很多村办煤矿怕亏损，就承包给个人老板。据店湾镇政府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介绍，现在70％的村矿都已经承包给个人了。
当初的煤老板惨淡经营，煤矿也多次转包，最多的时候，店湾一个煤矿经手了20多个承包人。
到2000年左右，因为煤炭行情火热，承包煤矿的老板都一夜暴富。而村集体所有的煤矿，村民却得不到任何经济利益。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李留谰告诉记者：“通过行政审批，无偿取得资源，再低价承包转让给私人出煤，是煤老板能够暴富的根本原因。”
暴富原因之二：超产逃税
在山西，村办小煤窑乱挖乱采已经不是秘密。
“图纸是在地上看的，到了地下，谁也分不清了，挖到哪里算哪里。”店湾的一位矿工显然对乱挖乱采已经麻木。
2006年左云“5·18”透水事故发生后，部分矿工从同煤集团燕子山矿中侥幸逃生。据山西大同的知情人介绍，出事的煤矿已经把巷道掘进到同煤集团燕子山矿的煤田里，当时矿工发现和燕子山矿挖通后，又把洞口掩盖起来，后来这一乱挖的洞口成了他们逃生的通道。
有资料统计，在矿权改革前，山西的煤炭回采率仅在30％－40％，其中乡镇矿通常只有10％－15％，也就是说每采出10吨－15吨原煤就丢掉了85吨－90吨。
“他们只挖好的煤，质量差的煤就不挖了，地下挖得四通八达的，好像迷宫一样，很容易给我们大矿造成通风的困难。”同煤集团晋华宫矿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
临汾煤炭工业局总工程师王海青告诉记者：“每当矿难发生后抢救过程中，矿上总是拿不出地质图和井下结构图，就是拿出来也没用，结构图和实际地形都对不上。”
发生“5·18”透水事故的张家场乡新井煤矿，是一个核定年产量为9万吨的乡镇煤矿，事故发生后，据有关部门调查后发现，该矿年产量为100万吨，超产10倍多。
今年55岁的老杨是大同矿务局的退休职工，有着30多年的下井经验，还当过班长，在退休后，老杨被大同一些小煤矿请去当生产矿长。
据老杨介绍，核定产量9万吨的煤矿，一般年产都在30万吨以上，“没有不超产的小煤矿。”老杨肯定地回答。
大同左云的动力煤每吨营业税是60元，其他收费是34元，一共是94元。记者在店湾一村矿得到这一数据。
煤矿缴税是按照核定产量缴纳的，超产给国家税收带来巨大的损失。“超产部分都是逃税，那真是个黑洞。”大同国税系统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老杨告诉记者，矿上常备有好几份地图，应付不同的检查，常常有煤矿掘进偷挖其他煤田的优质煤。一般的检查组都不会下井去检查的，如果真的要去井下调查，也可以把井下的巷道进行紧急处理，“在下面重新堆土砌墙，保证做得检查不出来”。
“安监局下井的时候，支护、通风设备都装好了，违规的生产工作面砌墙堆起来，检查时候都是合格的，检查后就扒掉继续挖。”
按照国家规定，9万吨矿，下井人数最多不超过26人，加上瓦斯员、探水员等也就30来人。“现在很多9万吨矿井一下就是50多人，都是三班作业。”
“要检查超产还不容易啊，只要去矿上看看有多少工棚住着多少工人就行了。”老杨说。
暴富原因之三：低成本开矿
在煤矿行业内，一吨煤从地下挖出送到地上所花的钱，叫做吨煤成本。据一位在河津下化乡开过黑口子的老板告诉记者，他当时的吨煤成本是55元。这与老杨给记者的吨煤成本价基本相同。55元的成本包括人员工资35元、三材16元、其他设备支出4元。
“当时带班工头包出煤，每吨是35元，所有耗材全部由矿上提供（主要就是三材）。”
三材的消耗是：一个晚上一个工作面需要5根左右的坑木，需要5个雷管，每个雷管带3个炸药。“10个工作面，一个晚上火供品要花1000元，木材要花3000来元，10个工作面能出煤大概250吨，三材消耗就是每吨16元。”
50元的吨煤成本里面，坑木消耗占的比例是最大的，也是惟一能抠减下来的成本。
记者了解到，山西历来就有拿煤炭换坑木的传统。在运城河津的下化乡和吕梁地区的乡间路上，时常可以看到卡车拉着四米长的原木进山。
左云的老杨告诉记者，现在一根坑木需要60来块钱，老板为了省钱，会叫生产人员尽量少支坑木。
“能不支的地方尽量不支，有些采完煤之后，又把坑木抽出来，支到新的巷道里去。”
“国有大矿当年也是用坑木的，但是用得比较多，哪里有小煤窑这样少的啊。”当过国有大矿矿工的老杨补充道，“支起来需要三根木头，一根横梁，两根竖支，有时候需要四根，支一次就是200多块钱，就是少挖一吨煤，老板怎么舍得？”
“哪个矿长用坑木多了，就会被老板骂，都是尽量少用。”
少用坑木的结果是埋下顶板脱落的隐患。老杨向我们讲述了他遇到的一次事故，“2002年的时候，当时我在大同南郊区的一个小矿当生产矿长，下去检查生产的时候，就盯着工作面的一块顶板，看着好像有点松动，就把在工作一个四川矿工叫了出来，让他暂时停止铲煤，我先叫人把顶板加固好。等我拿着坑木进来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在喊出事了，我赶紧跑过去，那个工人不知怎么又进去挖煤了，就是那块石头掉下来，当时人已经没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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