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共富 破解三农

　　访谈人物：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主任，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负责人郝盛琦

　　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长刘育麟

　　全国千县工程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姜文赞

　　■“三农”问题三人行■本报记者 王海坤 实习生 刘婷婷

　　人的因素非常关键

　　建设新农村必须有以致富带头人为核心的创富群体

　　郝盛琦：农民问题是个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过去战争时期如此，现在建设时期同样如此。现在二元化结构非常严重，城市已经是高水平的现代化，农村却还依然贫穷。

　　从国民经济发展角度来说，如果农村的购买能力不提高，就难以实现经济良性循环。普遍富裕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自我循环关系极大。今年的1号文件提出现代化农村建设的口号和目标，我认为这是很对的。农村现代化是全局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口号虽然提出来，但实行起来会不会特别难呢，毕竟我国农村面积如此广大？

　　郝盛琦：什么工作都是有难度的，关键是靠我们自身的努力。最近我们19个省当中有50个村都实现了高水平的现代化，这还是不完全统计。据我估计现在全国人均经济收入万元以上的村至少有1000－2000个。

　　中国经济时报：这50个村的模式容易复制吗？

　　郝盛琦：不应该说是复制，但是可以创造，它们的精神和经验可以借鉴学习。建设现代化农村本身说难也不难，看县里、村里有没有致富的带头人，人的因素很重要。有一个以带头人为核心的致富的核心群体，然后带领群众一起拼搏，就容易实现。

　　中国经济时报：有些地方受制于较差的自然地理条件难以发展，比如贵州和西部一些地区。

　　郝盛琦：我刚说的50个村里就有很多是穷山恶水，但有致富带头人、有核心群体照样可以改变。

　　中国经济时报：这50个村有西部的么？

　　郝盛琦：有。地理位置好的区域同样有很多穷困的地方。总之，建设现代化新农村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战略

　　提倡共富精神

　　走合作经济的道路

　　中国经济时报：郝主任觉得建设现代化新农村这个工程的难点在哪儿？

　　郝盛琦：就是我先前所说的，能不能有带头人，一些领导同志能不能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干，共营共利，有这样的精神境界。

　　中国经济时报：当今这种精神好像越来越被冲淡了。

　　郝盛琦：正因为此所以才要提倡。我觉得这主要还是教育和引导的问题。这是农村问题的最难点，而且也是必须要做到的。第二个难点，是要走什么途径致富。这个问题探索了几十年，有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走合作经济的路子，即共同联合起来搞规模经营。

　　中国经济时报：但是现在各个地方实行的比较少。

　　郝盛琦：这正是我国农村发展速度缓慢的原因。

　　刘育麟：合作经济并不是以前的计划经济。一家一户的制度不会改变，但是家家户户之间要合作。是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的基础上通过合作社、合作组织等形式联合起来。小岗村以前很穷，现在他们组织、合作起来了，也富起来了，这很值得我们思考。以上郝主任提到的这50个村走的都是这种合作经济。甚至他们有些从前地就根本没有分。

　　郝盛琦：如果采取了合理的合作经营，农村就能更有计划地转移劳动力。我研究了改革开放后的100多个农村合作社，不该分的分了，结果很多失败了。北京的刘庄不愿意分，当时就是动员也不分，才会有现在的成功。所以，关键是致富带头人有胆略、见解，要有魄力。如果分得不合适可以收回来，怎么对群众的共同富裕有利就怎么干。要培养这种人、发现这种人，这是个大工程。难点在这儿，起点也在这儿。否则农村现代化再叫十年、二十年仍是这个样子。

　　西部的问题也是如此。关键是培养人，地理因素可以制约发展但不能决定发展。

　　城市是靠农民的奶水养大的

　　工业反哺农业是基本的要求

　　中国经济时报：带领农民致富是一项工程，这其中政府、社会力量和农民自身各自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

　　郝盛琦：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目前口号是有了，但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动作还比较迟缓。我们组织了一次企业家到困难县对接，但很有限。那还是我们千方百计地筹划，可是再深入就很难了。

　　中国经济时报：怎样形成一种办法使社会力量比较方便地介入其中？

　　郝盛琦：这是个比较大的课题。光靠自觉、自动还是有限的，政府的号召还是很必要的。像地方党委、政府可以先号召一些社会力量深入，再由其他社会力量组织配合。

　　中国经济时报：工业反哺农业是必然的。

　　郝盛琦：反哺农业就是靠企业啊。

　　姜文赞：做这些事情的企业也有，但还是比较稀缺。现在很多企业拔根头发就大肆宣传。这要从根本上研究企业，研究企业兴起、发财的途径，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企业的发展主要靠国家的政策。反哺农业停留在口号上，没有措施、没有手段，只是靠发善心，这是很有限的。

　　企业必须明晰几点：第一，如果没有党的政策是不会有今天的发展的；第二，很多企业依靠国家资源致富，同时还带来了很多环境问题，牺牲了很多人的利益。当然，我们不否认当中有一些企业是靠自己的智慧、勤奋、能力发展起来的。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过去抗战时期农民作出了多大贡献，牺牲了财富甚至生命；在建设时期，中国的农民在支持工业上倾注了多大的热情，从土地上、资源上、民力上自动的支援；在改革时期也是如此。可以说，我们的城市是靠农民的奶水养大的城市，因此工业企业发展起来后反哺农业是基本的要求。对这些，要有方法让这些企业在富了之后自愿地把“奶”挤出来，流到农村，回报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