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披陈4年锥心感受

　　流域限批已是“环保风暴”最后一招

　　本报记者 张沉 北京报道

　　经济观察报：又一次“环保风暴”来了，13个地区被“限批”。这次“流域限批”是如何选定区域的？

　　潘岳：从6月上旬开始，环保总局组织人员对淮河、海河、黄河、长江及太湖流域的11个省，进行了明察暗访。一个半月来，我们检查了126个工业园区、529家重点污染企业，综合各地的河流水质状况、工业企业污染状况、产业结构特点和环境违法的状况，经国家环保总局批准决定对这13个地区进行“流域限批”。

　　经济观察报：我知道您个人也参加了此次一些检查活动，感受如何？

　　潘岳：有三点体会比较深。一是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未批先建、越权审批、环评和“三同时”执行率比较差的情况非常严重。在检查的126个园区中有110个工业园区存在违规，占抽查工业园区的87.3%。二是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营不正常、处理能力低、管网不配套或超标排污。在抽查的75家城镇污水处理厂中，有38家运转不正常、超标排污或停运。三是一些企业违法或超标排污，在检查的500多家企业中有200多家企业存在违法或超标排污的情况。

　　最后一招

　　经济观察报：“环保风暴”会触动很多的利益集团，听说您在每次“环保风暴”时都承受了很大压力。同时，还有外电认为您 “过去的措施没有奏效”，既然“费力不讨好”，为什么还要掀起一次次“环保风暴”？

　　潘岳：这四年承受很多压力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整个环保总局。我的很多同事，比如环评司、环监局、大区督察中心的同事们，四年下来都憔悴了很多，小年轻都长出白头发了。这次“流域限批”行动下来，40人的监察队伍先后住院的就有10人，对他们我感到很歉疚。

　　我以前曾经说过，每次社会转型时总会有一些部门一些人要付出代价。环保部门自诞生之日起，注定就是要和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作斗争，这是它的命运。所以，对我们来说费力不是为了讨好。正确的事情，对大局和长远有利的事情，挨再多骂也得去做、头破血流也得去做。

　　经济观察报：环保总局此次“流域限批”，希望探索出一条能将行政手段、市场力量、公众参与结合起来的流域污染防治新思路。如“流域限批”真奏效，这个方法会变成常态化的手段吗？

　　潘岳：环保总局希望“限批”能够成为常态化的手段。上次“区域限批”后，中央有关领导对此作出了多次批示。此次的“流域限批”是对“限批”政策运用的新尝试。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使得“限批”政策制度化、常规划、刚性化，成为中央

宏观调控和“节能减排”的有力抓手。

　　经济观察报：您最近表示，“流域限批”已经是您最后一招。这招用过了，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潘岳：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三次“环保风暴”一次比一次猛烈，环保总局在既有法律法规范围内已经把行政手段用到了极限。

　　“限批”政策在目前相关法规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是我们在已有政策框架下的制度创新。但是行政手段有其自身的弱点，存在着不稳定性、阶段性，甚至还有寻租的可能，因此作为行政手段的“环保风暴”已经刮到了尽头。

　　经济观察报：面对中国目前的现实，靠什么来保护我们的环境？

　　潘岳：中国目前的环保事业早已不是处在一个宣传教育的启蒙阶段了，已经进入到一个利益博弈阶段。影响中国环境问题最大的因素，就是不法商业利益与错误政绩观的特殊利益结合。如果要真正遏制住污染就得对他们釜底抽薪，用环境经济政策来制约污染环境的不法商业利益，用经过修订的GDP指标来扭转错误的政绩观。

　　具体讲，一方面应建立合理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出台绿色贷款、绿色保险、绿色

证券、绿色财税等一系列新政策，对于污染企业从根源上“断水”，同时鼓励环保企业的发展，在经济政策上予以倾斜扶持；另一方面，针对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增长的状况，要将环境因素真正纳入GDP计算指标，一旦纳入了环境因素的GDP指标成为官员的考核标准，它就能够变成指挥棒引导地方官员重视环保。

　　站得住的顶不住 顶得住的站不住

　　经济观察报：在近几年的“环保风暴”中，环保总局在最上面，地方环保部门可能承受更大的压力。地方环保部门如何应对来自地方政府、商业势力的压力，抵御商业寻租的利益诱惑呢？

　　潘岳：确实，地方环保部门在实际中面临来自地方政府和商业势力的巨大压力，除少数玩忽职守者外，大多数环保干部是忠诚于事业的。但由于体制方面的限制，导致许多基层环保部门的干部“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我们希望各级环保部门依法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管职责、严格执法，敢于同各种环境违法行为作不妥协的斗争。

　　经济观察报：您说过“传统工业化的增长方式已使中国资源环境到了难以承受的底线，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威胁。”但我国一些欠发达地区目前依然靠传统工业化方式在增长，支撑当地经济的发展。一边要“吃饭”，一边要“环保”，有时二者很难融合，大多地区选择了要“吃饭”不要“环保”。在此背景下，把环境因素纳入GDP指标能推行起来吗？

　　潘岳：在2004年，我就提出针对欠发达地区的环保问题，要加快实施生态补偿机制。根据不同地区资源分布、自然气候、潜在环境容量等方面的差异，可在排污收费标准的制定、排污总量的分配、环境税起征点的设计上，推行不同标准的环境政策，从而为欠发达地区的环保创造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欠发达地区的“吃饭”与“环保”并不矛盾，如果环保搞不好，这“饭”也肯定“吃”不好。因此把环境因素纳入GDP的计算之中，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要让地方政府清楚，大力发展高污染、高能耗工业是不划算的，如果考虑到环境成本，欠发达地区会真正看到环保的价值所在。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根据行政区域具体的环境、资源、经济条件，赋予其不同的发展目标。

　　蓝藻灾害

　　经济观察报：我们注意到在总局公布“流域限批”时，长江下游地区发生蓝藻灾害。目前蓝藻是否会对

长三角地区尤其是上海市的地表、地下水系造成进一步污染？

　　潘岳：长江目前处于汛期，水流量大，在七大江河中长江水质总体上较好。从目前来看，长江流域除个别支流水质较差外，干流水质基本达到功能区划要求。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关城镇水源受影响的情况。

　　经济观察报：如其他城市水流域污染严重，还会限批吗？

　　潘岳：其他城市如果污染防治没有进展、污染加重、环境违法状况没有得到遏制，环保总局和有关省市环保局将按照有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严厉处罚，并视情节严重程度，提出进一步的处置措施。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