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限批在沙颍河的落实

　　本报见习记者 王新磊

　　7月3日晚上8点，三十岁的尹立青穿着灰色短裤，和往常一样，约上几个朋友，在喧嚷的河滨公园夜市上喝啤酒，吃烧烤。就在他身后五米之外，沙颍河一如往昔地翻卷着黑色的河水，鼓荡着阵阵臭气，流过河南周口市区。

　　就在这个白天，河南周口市遭遇国家环保总局的“区域限批”惩罚，原因是对淮河构成重度污染。

　　这是一次全国性的举动，主要针对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流域。限批地区包括：长江安徽段的巢湖市和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流域的甘肃白银市与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陕西渭南市、山西河津市(县级)与襄汾县；淮河流域的河南周口市、安徽蚌埠市；海河流域的河北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南濮阳经济开发区和山东莘县工业园区。

　　从7月4日起，国家环保总局停止这些地区除污染防治和循环经济类之外所有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环保风暴来了。

　　跨境污染困局

　　沙颍河是淮河的第一大支流，由沙河和颍河两条河流在周口市内交汇而成。2006年，沙颍河实现通航，船只可以由周口出发，直达上海。

　　原本，这条河可以给周口赋予勃勃生机，但现在却带来了强大的治污压力。

　　周口市汇集了三条河流——贾鲁河自西北而来与沙河、颍河在此交汇成为沙颍河，并形成三岔河口。三条河流都把上游的污染带到周口，再加上当地的污染，使沙颍河水变黑，并发出阵阵臭气。

　　二十年前，尹立青还在河上洗过天体浴，但现在，他至多是在高出河岸四五米的河滨公园吃吃夜市，再也不会去河边。不过尹立青还是庆幸，沙颍河还不是周口市内污染最严重的。

　　在沙颍河下游的周口市沈丘县段，上游排下来的污水，混着当地城镇生活污水和企业超标排放的污水，在河面上翻滚出厚厚的白色泡沫，臭气刺激得鼻子发痒。

　　这使得沙颍河两岸多个村庄成为“癌症高发村”——许多村民死于各种癌症、儿童也多患上痴呆傻残等先天性疾病。但是，这样的污染却无法停止。

　　“沙颍河的污染，事关整个流域，而并非周口一个市的责任。”周口市一位官员强调，没有整个流域的综合治理，仅对周口实行区域限批，根本起不到大的作用。

　　在2007年3月份周口市的两会上，市政协委员肖同强、庞黎明和张翠霞曾联名提交《关于颍河、贾鲁河污染治理的提案》，试图从整个流域上开展污染治理。但由于河流跨郑州、平顶山、许昌、漯河等多个地市而难以达成共识。

　　同样的跨流域治污难题也发生在许多地方，区域限批的环保政策如何在跨界污染困局中发挥作用，无疑仍是一个难题。

　　依然是个未知数

　　正如国家环保总局所说：水污染已进入整体爆发期。自从6月以来，太湖、

巢湖、滇池蓝藻相继爆发，7月2日，江苏沭阳县城区供水又受山东过境的污水污染……

　　接连不断的污染事件已让治污备受关注。而国家环保总局此次对四大流域举起“流域限批”大棒，尽管有意联合

银监会，对“区域限批”地区实行信贷约束，却已是现有法律政策框架中所能动用的最大限度的行政手段。“区域限批”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积极作用，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特别是水污染，由于河流跨越多个行政区域，污染源往往并不在一个地区，而是整个流域。因此有人担心，“区域限批”最大的积极作用或许就是“杀鸡儆猴”，甚至有人认为，这种“区域限批”最终还可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

　　以周口为例，其全省经济排名倒数，农业大市浅薄的经济基础和农业比重过大的经济结构，迫使当地不得不建设一批技术含量较低、能耗高、污染严重的中小企业。这加重了沙颍河流域治理污染的难度。

　　事实上，治污难度之大各地一样。在一些省，每到年终，都要召开“省级重点项目的联动会议”，其主要内容就是“想办法破解政策束缚”。对于迫切需要经济发展体现执政能力的官员而言，他们面对的是“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政绩需求，而无暇慢慢体味国家环保总局的“良苦用心”。

　　一些专家认为，在未出台重罚法规的前提下，限批手段是环保执法的突破口，是调动地方环保责任心，撬动政府和社会整体力量的一种方式。但真正解决环保问题，还需要构建一系列环境政策体系。

　　“再狠一些的手段我们没有了。”对进一步的环保措施，潘岳也感到些许无奈。

　　链 接

　　潘岳：将环境指标纳入官员考核机制是当务之急

　　在当下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关键时刻，水污染治理是对政府行政、

宏观调控能力与社会和谐的严峻考验，环保总局希望能从此次“流域限批”开始，探索一条能将行政手段、市场力量、公众参与结合起来的流域污染防治新思路。

　　当务之急是应该建立有效的环境问责制，将环境指标真正纳入官员考核机制。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区域、流域环境承载能力已逼近底线，盲目追求GDP增长，甚至牺牲国家利益和公众健康换取极少数人的特殊利益。政绩观的改变单靠宣传教育是不够的，必须有强有力的官员环保考核问责机制。

　　目前的流域水环境管理呈现“垂直分级负责，横向多头管理”的局面，直接导致“责权利”的不统一，争权不断，推责有余。流域上下游水污染防治补偿机制也没有建立，上游地区不仅缺乏治污积极性，甚至通过流域的过度开发带动经济的增长。因此，根据流域整体性组织环保、水利、城建、林业、农业等部门开展联合监测和执法已经迫在眉睫。

　　(潘岳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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