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避白眼以及一问三不知

　　《财经》记者 王和岩/文《财经》网络版

　　衡营村给我感触最深的不是采访不顺带来的沉重的挫折感，而是当地基层政权的凋敝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记者 王和岩】自6月18日，衡庭汉被公安部通缉后，他的故乡——淅川县盛湾镇衡营村就成了媒体聚焦的地方。

　　从有限的报道获知，除衡庭汉外，至少还有7起虐待、限制民工人身自由犯罪案件的主角来自盛湾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何如此多恶性事件系盛湾镇人所为？他们成长、生活的地方有着怎样的原生态？这是我关注的。

　　6月22日上午，我从郑州出发经南阳前往淅川。下午三点多，抵达南阳。正好3点40有开往淅川的中巴，赶紧这厢下车，那壁上车。

　　刚上中巴，一股腐臭扑鼻而来。车上零零落落坐着几个农民，光脚汲着满是泥水的拖鞋，黑黢黢的脸上，刻着生活的印记。和中国所有县城的中巴一样，座位靠背上的枕巾，脏得令人蹙眉，依稀可辨原来是白色，上面印着“南阳阳光男科

医院”。

　　我拣了一个后排靠窗的座位。没多久，又上来两男一女，衣衫不整，脏兮兮的，带着两个一两岁的孩子，他们分坐在我背后和同排。

　　肤色很黑的男子，是小孩的父亲，他将沾着泥巴的脚搁在前排座椅沿上，抽着烟，时而骂两句孩子和老婆。本来嘈杂的车厢越发显得乱哄哄——最前面，一个中年妇女在大嗓门地跟司机说笑。那个瘦瘦的女售票员，从我见她的那刻起，就没消停过，站在车门口扯着嗓门招揽客人：“淅川淅川！淅川淅川！”

　　3点50过后，司机开着还有近一半空座的车，出了车站。自打开动，中巴就没有走利索过，走一步停两步，但凡有人的地方，就停下来喊人拉人。后来，在市内的一个临时停靠站，售票员干脆跟其他车的售票员抢起了客人，一人拽着旅客一只胳膊，争执了半天。还好，旅客是个年轻的女孩，脸皮薄没跟她们翻脸。

　　晚上7点，淅川终于到了。

　　地处豫西南的淅川，历史上曾为楚国都城400余年，是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的故里。当地拥有明清建筑一条街的荆州关镇，为中国名镇。盛湾镇位于淅川县城西南约80里，在丹江南岸的山区。

　　次日早上8点，包车去衡营村。汽车疾行在西去的路上，几场透雨浸润的山川，阳光下满目青翠，新鲜生动。

　　车子很快来到狮子渡口。窄窄的丹江从宽阔的河滩中穿过，没有想像中的浩荡。

出租车师傅说，涨水的时候，水面比现在要宽五六倍，一直淹到两边的堤坝跟前。这两年，天旱，水小了很多，农民们就在河床中栽种庄稼。涝时，田地多有淹没。“丹江两岸的农民种点庄稼真不容易。”师傅感慨道。

　　渡轮过江，车子继续前行。翻过一个小山口，来到小河边，一连几天的大雨，小河涨了水，洗衣服的妇女挤满了河滩。途中可以看到村民房屋的墙壁上涂写着 “粮食直补就是好”、“女孩一样是传后人”以及“严厉打击邪教”之类的标语。

　　衡营村终于到了。车子穿行在村中，马路两边三三两两的村民，或扭头、或抻着脖子瞅着我们。来到路边小卖铺前，蹲在那里聊天的村民诧异地打量着眼前的不速之客。

　　我想先了解一下衡营村的基本情况，就向村民打听村支书。一个衣着像干部的人告知，村支书去镇里开会了。问到村主任，他回答说：“也去开会了。”无奈，我只得询问衡庭汉。没想到，村民们全说不知道，而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干脆坐在一辆摩托车后一溜烟走了。

　　怎么会不知道衡庭汉呢？此前已有《新闻晚报》和《大公报》的记者来过，见到了衡庭汉的母亲。对于我的质疑，有个上了年纪的村民称，很多人他们只知道小名，不知道大名。

　　离开小卖铺，来到岔路口，继续直行，一连问了十几个老太太，没有一个说知道。甚至连支书和村主任的家，也不说。愿意敷衍我的，会说，他们那里是王岗村，衡营的事情不清楚。不愿意的干脆一问三不知。

　　出租师父忍不住骂道：衡营村的人就是孬。

　　折回岔路口，到小河对岸打听。遇到的村民说：我们是周营，村干部都是衡营人，住在哪里不知道。

　　无奈，回到小卖铺，进入隔壁小药铺。买药人很不情愿地告诉我，村主任叫衡金明，就是刚才那个干部模样、坐摩托车走掉的人。

　　没办法，只能往回走。沿街屋檐下几个下象棋的人不仅不告诉我，还给了我几个白眼。碰了一鼻子灰，我生气地大声对师傅说：找镇领导去！

　　一路下来，先前见过面的村民纷纷看着我，但没等我走近，掉头就走。此情此景，真是从没见识过。以前也曾去其他农村采访过，少有这样不配合的村民。西北的农民，即使不告诉你什么，也会很热情地迎你进家门。即使不敢明说，也会暗地里偷偷告诉你。安徽阜阳农民，见到我，那更是像电影里演的“见到亲人解放军”。心里不觉恨恨地想：这真是出“刁民”的地方，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残暴的人？

　　车子向村外驶去。很不甘心，来了一趟，却连衡庭汉家都找不到，就这样空着手回去？岂不是太没用？这时，迎面过来一位拉稻谷的村民，停车询问村主任家，他答应指点给我，可他的妻子，在后面听了一个妇女嘀咕了几句，就忙不迭地边向前赶，边大声喝止。

　　我生怕出什么变故，赶紧让他快走。还好，这个村民不顾身后老婆的阻拦，带我到了村主任的房后。

　　村主任老婆说，她男人不在家。等了半天，也不见回来。问她衡庭汉母亲的家，她不肯带记者去，只说在山后面，很远。再问其他，她便说，自己是个女人家，村里的事情不了解。

　　悻悻离开，感觉很不爽。我想，如果打听老村支书、老党员，或许会好一些。“有困难找组织”，这一招果然好使，路遇一村民给我指了大概的方位。摸进一场院，还未进门就看见一位老人正训斥孙子，我认出来，这位老人先前曾打过照面。老人很和善，说老支书住在他家屋后。

　　敲开老支书家的大门，五十出头的老支书老婆探出头说，她家男人也去镇里开会了。向她打听衡庭汉家，她居然说到这个村没几年。我想，哼，除非她是二婚，否则就是撒谎！

　　又来位老人家，我说想看看衡庭汉的母亲，他小声地说，沿着对面那条小路一直往里走。

　　踩着满地的烂泥，深一脚、浅一脚地边走边问，在一个三叉口，正茫然不知所措，走过来一个十五六的学生，到底是孩子，他爽快地指给了我。

　　衡庭汉家正面两大间瓦房，贴着褪色的春联：爆竹声声辞旧岁，梅花点点迎新春，横批：招财进宝。坐在屋檐下的衡母，一头灰白的乱发，脸色蜡黄。没等我走近，就向我连连摆手。我远远地站在她对面，试探地问：“我不问你，就坐在你旁边，好吗？”她又冲我摆手，一副快哭的神情。那一刻，我前所未有地体会到我的职业对他人的残酷。

　　我站在那里，默默地望着她。一位睡眼惺忪的年轻女人大屋中走出，坐在老人身旁，瞅着我。见我不走，老人转身回屋。来到台阶上，年轻女人把老人的板凳拿到我面前。“唉——”一声重重的叹息从小屋传出。

　　年轻女人自称是衡庭汉二弟媳，她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着我的问题，事后证明，她讲的有限的情况多有不实。比如她说她老公在平顶山下煤窑，衡庭汉去年正月才出去承包砖窑，等等。

　　衡家没有围墙的院落里，一根铁丝斜穿，上面挂着些湿漉漉的男人衣服。我问是不是衡庭汉的弟弟回来了，她也矢口否认。

　　交谈中，她唯一主动告诉我的就是，不远处那幢漂亮新楼房的主人在山西永济承包砖窑。那是因为那家的女儿，在我采访她时过来探头探脑地张望，她判断那家人曾给我指路。——事实上，她们也确实为我指过路。

　　在衡营村，人均只有一亩多旱地。玉米和小麦，是当地的主要农作物。平常年景，玉米亩产1000多斤，小麦大多700多斤。如果一家按三亩计算，种粮年收入还赶不上下煤窑一个月的收入。加上当地人多地少，劳动力严重过剩，男人们只能外出打工，村里多为妇女、老人和孩子。了解了这些，或许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地那么多人“盛名”在外。

　　相比邻村，衡营村的二层砖楼要多得多，但村民们否认那些砖楼是靠家人在山西承包砖窑换来的，他们要么回避，要么声称是做别的生意赚的。也许，在以前，它们是他们或他们的家人不顾一切地去攫取的，并为之骄傲的。然而，衡庭汉事发，不仅使村民们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也令它上面的血腥显露无遗。

　　采访中，感触最深的不是村民们的回避与拒绝，而是基层政权在农村的凋敝。最打眼的,就是那一带农村公共设施没人管。坑坑洼洼的村中小路，晴天是“扬灰”路，雨天成“水泥”路，与有些村民光鲜漂亮的小砖楼形成鲜明对照。

　　小卖铺旁的一间结满蜘蛛网的破屋，就是村委会。屋内空无一物，屋外没有任何标志。在村民们眼中，无所谓谁是村主任、谁是村支书。唯一能跟村干部发生点关系的，就是发放种粮补贴。时常住在城里的村干部，只有镇里开会往各村拨付种粮补贴的时候才会出现。即使镇干部，也没有多少作为。税费改革后，再也不用他们催粮派款了，他们做的也就是发发夏收秋种后的粮食补贴。当然，还有计划生育，还有防范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