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破裂的金字塔

　　凌志军/文

　　一

　　在中关村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当它必须做出决定朝哪个方向走的时候，那些拥有权力和资源的人，曾有好几次左右彷徨，仅仅是靠了民间力量，才推着它朝前走出一步。陈春先(因创办国内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而被誉为“中关村第一人”，2004年8月9日病逝，享年70岁。他最初创办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位于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内一间蓝色木板小屋内。——编者注)出人意料地反败为胜 (指与当时物理所所长管惟炎之间的冲突。——编者注)，不免意气风发，得寸进尺，打算把那个本来难以为继的“服务部”再行扩张。他们为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叫“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后来一致认为应该更加响亮，便把“海淀区”一笔勾销，添上“华夏”二字。不用说，这是把自己当成整个国家的象征了。

　　蓝色小屋已经无法容纳更多员工和更大野心，他们在花园路6号找到新的办公地点。这里本来是家标准件厂，属国家所有，现在关闭了它的冲压螺丝钉的机庆，打开大门，迎接新主人。

　　新公司属于民营性质。陈春先当时喜欢说，这是“吸取以往的教训，脱开旧机制”。那时候中关村还没有所谓“民营企业”，“四自”(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一类说法也是好几年以后才出现的，但是我们从当时的文件可知，新公司的主旨已经包含了它的含义。陈春先决定切断公司和政府的瓜葛，惟一的合作伙伴是一家由政府投资的企业——北京市海淀区工业公司，彼此以一纸协议确定关系。文本至今保存完好，可以看到双方以“甲方”、“乙方”指称，其条款格式同今天那些具有法律意义的合同已没有区别。作为“乙方”，工业公司为新公司提供工作场地，同时“借款10万元作为开办经费”，新公司则承诺在一年内以收入偿还。

　　“华夏”1983年4月15日宣告成立。所有人都在匆匆忙忙向前赶，政府的批准文件还没下来，它便按捺不住，提前诞生了，也不再偷偷摸摸。众人大张旗鼓热闹一番，庆祝长夜过去，曙光升起，新的事业行将开张。很多年以后，纪世瀛还对这个时刻记忆犹新。这么美好的感觉过去从来没有过，今后也没有再现。“多好的春天！”他带着几分遐想感叹，“中国最大的科学金字塔开始破裂了。”

　　的确破裂了！科学家走出中国科学院的高墙深院，扎根在围墙外面的土壤中，孕育出一个新生命。第二天，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忙不迭地把批复签发下来。在中关村数以万计的档案文件中，这是最为简练的一份，里面除了同意创办华夏，一句废话也没有。这样，新生儿就合法了。

邮政局给了它一个信箱：“北京8013”；

人民银行给了它一个账号：8902-318；标准件厂把自己的总机中继线借给它用，还给它开通一台分机，电话号码：668941-438。331路公共汽车在这里竖着一块站牌：花园路站，每隔15分钟就开过一趟车来。

　　这是一个颠覆性的事件。无论对中关村还是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如此。花园路6号东去物理所不过300米，处在科学院路和学院路的包围之中。当它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之时，就意味着，这个中国科学家的大本营，已经没有力量阻止其内部日益弥漫的离心离德倾向。

　　天气越来越暖和，任何一个曾在这个春天走进中关村的人，都会感到这块死寂的土地获得新生。孤坟侧畔，草木返青。野岭下面，柳絮参差飘舞。一条小河横亘在荒原野岭间，岸边铺垫着农家的水稻和菜田，把一片生机带到很远的地方。白颐路很窄，而且坑洼不平。房屋低矮破败，掩映在大街两侧的钻天杨后面。这些树都是1958年那个火热的年代里种下的，现在又高又大，经过一夜春风，绿染枝头。陈春先不再孤军奋战，因为在他身后已出现一大群狂热的义无反顾的人。他们将和他汇合成一股力量，把一根又一根楔子打进金字塔的裂缝。在这个时期里，有两个人的声望超过了其他角色，尽管他们全都没有善终，但还是留下一段传说。这两个人是陈庆振和王洪德。

　　二

　　陈庆振目睹陈春先的一系列变故，心痒难熬，于是创办科海公司。他是个脾气随和、绵里藏针的人。他在北京南面300公里外的一个乡村中长大，1965年在天津南开大学完成学业，此后一直在物理所的大院里工作和生活。那时候他和几位年轻同事合住一间不付房租的小屋，先是担任一些科研任务，后来又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科技处。这是一个介于行政和科研之间的岗位，而他的工作中有许多都和科研档案有关。这些档案在当时均属“绝密”，即使研究所的技术专家们也无从得悉。看来他是深得上级嘉许和信任的那一类青年。这种信任对于一个梦想晋升的青年大有深意，但是他却不能领悟，他沉浸在科研档案中。这些成果从原子能核聚变到新型电机，看上去无穷无尽。他惊讶地发现这么多好东西仅仅被锁在档案柜里，供他独自欣赏把玩，此外没有别的用处，不免沮丧。

　　“真是可惜！真是可惜！”他逢人就说，“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不用呢？”

　　这种情绪由于1978年那个 “科学的春天”陡然强烈起来。他开始向上级呼吁 “解放科研档案”，加以利用。然而一年过去，毫无结果。他的喋喋不休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叫人既同情又厌烦。1979年，他撰写一篇文章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公开抱怨“推广科技成果为什么那么难”。从这时起，科学院里人人皆知这小子不肯安分守己，总想“红杏出墙”，他在多年以后有些自嘲地回忆道：“这是我自己的经历中的一个伏笔。”

　　过去3年陈庆振一直在旁边默默观察陈春先的沉浮。他与陈春先近在咫尺，每天进出同一个大门，所以对于这场冲突的每个细节都能洞悉无遗。然而与陈春先不同，他和上级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绝无叛逆动机，眼前又有着一个宝藏一样的科研成果库，所以总想在旧体系内兜售自己的想法。有一段时间，他的努力看上去得到回应。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把一群科学家请到中南海去谈话。这些科学家个个功勋卓著，自视甚高，可是这位党的领袖却告诉他们，“科研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意思是说，如果他们的“功勋”不能变成可以出卖的商品，那就没有什么用处。这一番话也许是从陈庆振的呼吁中得到启示，也许只是不谋而合。从当时的记录看，陈庆振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让他失望的不是这个，而是在场的科学家们全都对总书记冷眼相向。他们坚决认为，国家的急迫问题不是“加强应用”，而是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科学家们信誓旦旦地证明，经过多年政治动乱，国家的基础理论科学较之世界先进水平差得更远了。至于所谓市场、商品、利润之类的事，也即“应用”，根本就不该他们来考虑。科学界的想法与中南海的方针不能合拍，这在当时成为一个问题，叫人烦恼。国务院领导发出警告，如果中国科学院不能让自己的成果产生效益，中央政府就将削减科研经费。这让科学院的领导者再也不能置若罔闻，情急之下成立一个机构，专门促成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用，这一任务顺理成章地落在陈庆振头上。

　　这可真是一个矛盾百出的年代。中国科学院一方面默许属下官员压制陈春先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找来陈庆振去做和陈春先如出一辙的事。事情的本质仍然在于，政府直到这时还不相信民间的力量，只相信他们自己。就在陈春先被管惟炎弄得郁闷不堪时，陈庆振满怀激情地投入新事业。有一段时间，他以为自己比陈春先幸运，可以借助官方资源大展宏图，可是后来的事情表明，这想法还是过于天真。举出一个简单情节就可以知道，在旧制度的保护和控制之下去开辟新路，只是痴心妄想：当时陈庆振呼吁技术专家走出高墙深院，到工厂去兜售自己的发明，结果无人出来响应。除了他们本身没有这个愿望和习惯之外，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既成制度规定技术人员的“出差补贴”为每天6毛，如果有谁住在工厂里超过14天，则6毛钱也需扣除。技术人员本来工资极低，但是只要生活在科学院的大院之中，无须缴纳房租，又能享受低价的食品供应，可保衣食无虞，一旦走出高墙，马上入不敷出，以致生活的维系都会成为问题。

　　后来有人谈到陈庆振的这一段生活，说他处处碰壁。这多少有些夸张。事实更像是，在他的面前总有一种力量，无论他怎样努力，都会被这个力量化于无形。这样的日子持续整整一年之后，他终于醒悟过来：倘若不能另觅他途，就永远无法达到目的。1983年春天，陈春先反败为胜，成了人人谈论的英雄。受到鼓励的陈庆振于是创办自己的企业，时在1983年5月4日。这一天距离陈春先的 “华夏”诞生之日，还不到三周。

　　三

　　在陈庆振满怀豪情开始自己的新事业时，王洪德的心里正在聚集着对旧时代的恨意。从本质上说，王是一个随心所欲、富有激情的人。他喜欢交谊舞，特别喜欢那种小型简陋但却亲密的场合，所以成了朋友举办的家庭舞会上的常客。仅仅从这一点来看，他就不会是在学术方面前途无量的人。但他是一个精明干练的组织者、一个头脑活络的经营者、一个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他在朋友中间以疾恶如仇、仗义豪爽而闻名，容易激动，还喜欢在陌生的来访者面前读自己的日记。他是当时中关村里最富有反叛情绪的人。

　　在和旧时代公开决裂之前，王洪德供职于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那时候计算机技术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一台具有今天笔记本电脑功能的计算机，在当时要用两层楼房来安置，其大型机柜的组合安装，以及散热和运转，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技术问题。人们在购买一台计算机之前，必须先为它建造一所房子，它叫机房，也叫“鸡窝”。王洪德是中国第一代计算机场地条件工程师，简单地说就是设计“鸡窝”的。我们国家自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大型计算机的场地设计，都有他的参与。这个职务和这种专业训练使他有机会体验真正市场意义的客户需求。1981年，当计算所成立一个知青社来解决员工子女的就业时，王洪德成了顾问。他的经营能力很快显露出来。他率领一群毫无专业知识的青年在第一年赚了60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年轻人的工资从27元增加到90元，甚至比他们的在计算所里工作多年的父母还要多。

　　但是就像物理所里弥漫着对陈春先的不信任一样，计算所也开始怀疑王洪德。两个研究所只不过一街之隔，大门对着大门，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转眼就会传到对面。事实上，当陈春先在他的蓝色小屋里迎接一个又一个检查组时，王洪德也在这边接受调查。调查组由海淀区工商局和科学院纪检部门组成，所以听上去更加叫人担心。不过，王洪德相当自信。无论他与陈春先是共谋还是不约而同，有一点两个人的做法如出一辙。王把每月30元的顾问费如数交还。这种放弃自己微薄收入的做法，在那时的改革者中相当普遍，这往往不是出于他们在道德方面的追求，而是为了对付无端的攻击。

　　不管怎样，调查组的结论证实了王的清白。他的颇有预见性的头脑和防范未然的措施救了他，但他不是一个胸怀宽厚之人。这一事件让他多年以来对单位和上级的信任荡然无存，进而觉得消耗自己28年光阴的这个大院子是如此不牢靠。他已人到中年，在科学的道路上不会走出多远，所以决定破釜沉舟。这些都是他后来告诉记者的，但是有一点他却一直没有说明。这就是，小小知青社的成功给他带来巨大希望，让他相信另外一条道路上一定有他想要的东西。

　　现在到了这个故事的最令人动容的部分。这一情节日后在中关村流传甚广，继而被媒体广泛引用，而所有当事人也没有加以否认，所以很有可能是真的。在计算所的一次会议上，王洪德站起来，正色宣布：“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计算所。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请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那你们就开除我吧！”王洪德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走”，就像是在朗诵一首诗。说罢他便离开会议室，把一群张口结舌的人留在身后。

　　应当说这是那时候最彻底、最明白无误的“叛逆者宣言”，听上去就仿佛是从地狱里面发出来的声音。依照常情来看，把事情做到如此绝情的地步是令人生疑的。我们后来在档案中也没有查到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但是没有人排除这个情节的真实性。中关村到处弥漫着这样的情绪，而王洪德也的确是其中最容易走向极端的一个人。这个故事当时就在科技人员的感情上掀起巨大波澜，又成为后来辞职风潮的无可争辩的源头。

　　就时间顺序来说，陈春先和陈庆振全都走在王的前面，但是这两个直到这时还未彻底走出中国科学院的屋檐，他们仍然属于物理研究所的人事序列，由政府财政中领取工资。这在当日就被一些人叫做“脚踏两条船”。当他们把一只脚踏上新船时，另外一只脚迟迟不肯离开旧船。这让他们在心理上维系着某种平衡，在收入方面可进可退。80年代早期，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局面。可是王洪德不同，他是中关村历史上第一个辞去国家公职的人。

　　我们无法查证这一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但从王洪德的企业创办于1983年8月来看，他的离开计算所当在这一年初夏。王后来办的企业名叫“京海”，一度非常兴旺。他本人也在2001年进入“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第65位，据说其个人财富此时达到8亿元。如果这些可以被看作他的成功，那么后来的事情则又证明了他的失败。因为 “裙带关系”的损害以及管理混乱，“京海”日渐衰微，成为所有那些昙花一现的企业中的一个。这样看来，这个人的与众不同不在于他的企业的兴衰，而在于他义无反顾地走出科学院的高墙深院。在中关村过去20多年的历史上，他的“五走宣言”是震撼人心的一页。不仅如此，王洪德还第一次提出一个后来屡屡出现的问题：一个中国人，除了对他所服务的机构和上级的忠诚之外，还有没有第二种忠诚？这个问题在当时如若放在科学院里公开辩论，至少有8名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会说出完全不同以往的答案。他们全都属于计算所，就在那一天，和王洪德一同离去。

　　这就是中科院金字塔里孕育出来的人物。在一个正常社会里，这些人看上去是一批乱七八糟无事生非的人，但是在那个改革的年代，他们在千百万消沉、无奈而又渴望变化的中国人心中，却逐渐成了英雄。有个记者把王洪德说成是“一个时代雕塑”。如果剔除里面文人的渲染，这个比喻倒是说出了实情，而且也可以用在像王那样的其他人身上。有意思的是，当时这些“时代的雕塑”全都出现在一片半径不到300米的狭小土地上，全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全都寂寂无名，其科学成就也无法和他们的那些同事相比。不过，他们在两个方面与众不同。第一，他们绝不肯把对现状的不满化作无可奈何，他们不仅发牢骚，还有行动。他们喜欢学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里的腔调说：“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我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第二，他们能够看到围墙外面正在发生的变化，知道这个国家将向何处走去，对未来的预见远远胜过那些科学殿堂里的英明睿智的科学家。

　　(作者新书 《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第二章节选，作者授权本报发表)

　　他们绝不肯把对现状的不满化作无可奈何，他们不仅发牢骚，还有行动；他们喜欢学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腔调说：“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我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他们能够看到围墙外面正在发生的变化，知道这个国家将向何处走去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