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八卦系统VISTA版

　　汤祯兆(香港)/文

　　本来社会上的八卦系统自古皆然，并无别致，香港当然也不例外。当我们每天在畅销报章的头版上，都看到不少关于明星的谣言在注目的位置，大抵足以反映出读者对同类型新闻如何趋之若鹜。报章大体上的处理手法，仍离不开澄清谣言真确性的惯伎，但现实上大家都心知肚明──闲言琐语无须真实。阅读者早已有了自我调适的不同标准，来看待明星谣言一类的新闻；对大家来说，有趣味性的不真实故事，远较什么也没有的真实事件来得有阅读趣味。李赛凤与契仔宗天意是否有奸情、舒淇是否由张震身上移情至吴彦祖，又或是无线剧集《学警出更》有多大程度抄袭电影《神经侠侣》(吴镇宇及陈奕迅于2005年的出色小品)等等，诸如此类的新闻价值，全在乎报道出来的一刻，往后澄清谣言的动作一概为剩余价值，到所有可利用的均被掏空，自然又可制造另一项传闻来转移视线。

　　有民主才有八卦

　　克里斯·罗杰克(ChrisRojek)的《名流》(Celebrity)中，清楚指出名流文化的成形，必须建基于数项社会条件：一是社会的民主化；其次是宗教组织的衰落；最后为日常生活的商品化。以上三项条件，都属香港已然具备的，因而由明星带动的名流文化八卦系统，自然得以无痛无痒落地生根。所谓社会的民主化，并非指政治上的什么制度变更诉求，而是透过民主的理念及基础，才可以借民主之名，以便强化八卦监察的理据，利用公众知情权及名流为公众人物等种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方便挂羊头卖狗肉的商业营销策略——这是八卦系统的精神支柱根基所在。更重要的是即使对簿公堂，法律对诽谤乃至侵犯私隐的诉讼也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加上法律精神有利益归于被告的设定，所以民主机制通常是八卦系统的护身符挡箭牌。早一阵香港的《壹本便利》(现已改名为《Face》继续经营)揭载钟欣桐(阿娇)的走光照，便曾反客为主透过在报章上刊登全版广告，借民粹主义的逻辑向社会舆论反击(谁没有看过买过的请站出来！)──因为当今社会没有在桃花岛上公然挺身而出宣称没有杀错一个好人的洪七公存在，所以其中的诡辩伎俩也得以瞒混一时，以上一切都是依据民主社会而共存的灰色地带，因为有民主才有八卦之意，正好由此而生。

　　至于宗教组织的衰落与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则属于八卦系统的实践社会背景。严格来说，宗教组织在香港并不衰落，而且代表人物也长踞传媒焦点，天主教会主教陈日君屡屡就香港政府的民主发展高陈言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然而宗教组织有分门定性的功能化倾向，对待娱乐八卦系统，一来没有认真看待，持不值一晒的态度视之；其次因为娱乐八卦没有冲击到宗教组织的核心价值，他们乐此不疲攻讦的反而属同性恋的探讨 (最近香港电台《铿锵集》其中一辑《同志·恋人》备受抨击，后来甚至连广管局都作出强烈劝喻的规训)，又或是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报的“情色版”风波(因有文字提及乱伦及人兽交，于是遭全城围剿)等等，以上例子才触犯他们道德高地的权力位置，因而才会有积极介入响应的动力。至于日常生活的商品化更加理所当然，换言之八卦的真假毫不重要，对消费者来说利用八卦才属正事：吴浩康借钱葬母真假休论，藏毒者回头是岸由衷忏悔才是道德伦理的解说重心；许志安的抑郁轻重尚待研究，香港人人有抑郁的都市恐惧才是关注焦点。简言之，八卦内容是城市日常生活中的感性消费核心，由话题的开展乃至煞有介事的切磋分享——它建构出人际关系上的商品化联系，并制造出全民处于同一场域的幻象，大家拥有共同的出发背景，作为城市人身份的起步共识；换句话说，八卦信息是城市人的一张隐形身份证。

　　人格分裂的升级版

　　正因为香港具备八卦系统高速发展的先决条件，所以一般而言的八卦文化的代表性现象，都能够在香港落地生根。以追星族来说，在八卦系统中早已点明建构八卦文化的支柱，不可能再单方面局限于名流或是明星身上，杨丽娟千里迢迢来香港追逐刘德华的星踪，甚至于丧父后仍坚持不悔，由始至终刘德华均竭力回避介入，然而怎样也阻止不了八卦的升级发展。追星文化上有所谓“圣汤姆斯效应”(TheStThomasEffect)，指狂迷会以偷偷摸摸的手段去接近名人，甚至利用暴力去袭击名人，从而希望满足到亲圣又或是惹来注目的内心盼望。然而今天的狂迷效应早已发展出 “圣汤玛士效应”的后续版：即狂迷不用偷偷摸摸，只要背景有感性煽情材料(如杨丽娟)，传媒自会帮你完成追星历程；而更重要的是与偶像有何接触，已非必然的哄动因素，狂迷自身都足以成为八卦焦点，让娱乐传媒支撑连续性的延伸话题。

　　当然明星与传媒亦友亦敌的纠缠关系，自然都属于八卦系统进入烂熟期的必然现象。卡普费雷(Jean-NoelKapferer)在研究谣言的专著《谣言：运用、诠释及影像》(Rumors:Uses,InterpretationandImages)中说得好：要想保持明星的地位，就要管理好秘密，巧妙地泄露出来，然后吐露隐情。透明度会扼杀明星，但秘密保守得太严同样会毁掉他。事实上，不少研究早已道明，其实很多关于明星的谣言均源自明星的运作系统中，如经理人又或是所属的唱片公司。王菲在与霆锋一起的短暂日子中，就曾经不断投诉传媒总知道她和霆锋见面的地点——背后的逻辑都不离贼喊捉贼的矛盾。当然更仔细的分析可视之为对艺人和营销系统之间的二元对立，日本老牌明星三浦友和在自传《被写体》中，便曾不厌其烦把他与山口百惠对抗狗仔队侵扰的瓜葛一一道来，其中更明言不少时候经理人公司和狗仔队都有朋比为奸的情况出现。当然这一种逻辑一直视艺人为受害者的身份来申论，而事实上要算清艺人受谣言困扰的伤害大，还是不断保持见报率的效果大，相信乃至死仍难休的蛋与鸡问题。西方的例子中，自然首推以麦当娜有先见之明，把一切形象乃至谣言绯闻制造的主动权收归掌握之中，成为JohnFiske笔下的后现代英雄，在高度资本主义中不断去戏谑成规，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伎俩教父权分子寝食不安(见《ReadingthePopular》的详细分析)。在东方文明中，香港似乎仍较为少见成功充分掌握谣言，来作为个人谋利工具的智能型艺人(章小蕙曾尝试为之，惜却未竟全功)，至少未能产生一模式化的例子，供我们作深入研究。

　　至于香港的八卦系统较他者如何升级？我认为从一开始，港式八卦已着力建构一混杂型的系统，意思是它从来不会独立存在。香港发售的所有八卦杂志，几近全部均以一书数册的综合消闲式组合出现，其中如 《壹周刊》、《东周刊》、《快周刊》、《明报周刊》、《3周刊》、《忽然一周》及上文提及的《Face》等等，都无一幸免。一书数册的组合式八卦杂志，正好提供堂而皇之的人格名裂消费基础——美名是供一家大小各取所需，退一步而言则方便主客双方都有下台阶的借口：出版者以多元并存为掩饰，消费者也可以我不过在看A书而非B书来隐藏真身。

　　综合型的结构令到大家有进可攻，退可守的回旋空间——而这一点正是香港八卦的核心精神。正如陈冠中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分析香港精英的精神价值：“我们整个成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么一种教育：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擅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够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向，在最短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不选择贯彻始终的立场，不作爱憎分明的划清界线，不用怒气横秋的指控——八卦新闻过目即忘，娱乐事业粉饰太平，香港人结案陈词，八卦系统终于得以名正言顺升级为vista版本。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