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金融危机最后守门

　　本报记者 王延春 北京报道

　　10年前那场金融瘟疫，不仅使遭受重创的亚洲国家惊醒，也加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革新的步伐。在边界越来越模糊的全球经济中，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各自为战的经济体很难抵御“瘟疫”的蔓延，区域和国际间的金融合作才是牢固的 “防线”。

　　“就像一根筷子很容易被折断，一把筷子就不容易折断，但怎么真正能让它成为‘一把筷子’，是亚行10年来一直在探索的。”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10年前置身危机“台风眼”的亚洲开发银行对危机怀有切肤之痛，10年间亚行精心筑起了两道金融防线——早期预警机制、紧急救援机制。“如果不能准确预报天气，那就在出现洪涝时，赶紧堵缺口，现在这两个机制都在运行中。”汤敏说。

　　现在，防御危机的国际“雷达”监测系统比起10年前更加慎密，IMF、世界银行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等国际机构的系列改革，使其更具有了世界“金融警察”或“警报器”的作用。

　　迟出援手

　　10年前的金融危机中，国际机构的表现曾备受指责。

　　无论是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还是波及广泛的亚洲金融危机，国际机构表现出的傲慢与迟钝，让受难国家倍感失望，一些学者尖刻地说：“亚洲金融危机，也是IMF的危机。”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旋即，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遭遇国际炒家的攻击。

　　金融危机像 “鼠疫”一样迅速蔓延，股市暴跌，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当时我在菲律宾，我印象最深的是，整个菲律宾一片萧条，房地产更是凄惨，我到泰国出差，危机前曼谷马路上堵得一塌糊涂，似乎曼谷是世界最堵车的一个城市，危机发生后，街上就没那么堵了，好多老板都把车卖了。”汤敏说。

　　而IMF出手迟缓。在控制金融危机最关键的前几个星期里，只向泰国派遣了两个专家组，协助泰国中央银行处理泰铢浮动技术性问题。直到1997年8月11日，由IMF主持的援助泰国会议才在东京召开。

　　实际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也并未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也没有建立完备的预警监测机制。“说实在的，当时我们没有看出来。”汤敏坦言。

　　即使是熟悉亚洲经济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APEC)，当时也没能及时开出解救危机的“药方”。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即使是IMF迟到的“药方”也并不对症。IMF等全球性机构一贯推崇自由市场 “哲学”：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主张贸易自由化、资本账户自由化。

　　因此，IMF开出的救助药方清一色是取消外贸补贴、实行金融自由化、开放市场、取消进口管制、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提高利率、减少财政赤字等等。

　　比如，在建立存款人保险制度之前，IMF匆匆在印度尼西亚关闭了一系列银行，结果引起了金融恐慌。1997年12月2日韩国接受IMF贷款，却不得不接受“苛刻”条件：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按照市场信号进行汇率浮动；开放国内商品和金融市场，进行自由化改革。

　　因而在金融危机的救助中许多由IMF强加的改革措施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加剧了危机。IMF这个“最后贷款者”遭到质疑。随后，马来西亚第一个拒绝服用“自由市场”的药方，开始实施汇率管制。中国的香港也一样，一些亚洲国家金融财长开始聚首，寻求亚洲区域的联手自救。

　　10年思过

　　亚洲开发银行的总部在菲律宾，而且主要客户都是亚洲国家。对亚行来说，受害首当其冲，“我们非常痛心，而且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汤敏说。

　　亚洲开发银行参与了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工作。我们拿出了上百亿美元，对韩国、菲律宾等国家进行救援，快速拨款。平常亚行做一个一两亿美元项目差不多需要一两年时间，而当时几十亿美元紧急援救项目，几个月就拨过去了。

　　但是，现在反思起来，汤敏觉得当时在危机防范制度上还存在缺陷。

　　上个世纪遭受危机之痛的亚洲国家已幡然醒悟：90年代以后的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超过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监管框架的驾驭能力。

　　现在，每半年，亚行和各国的财政部长将专门研究各国的经济情况，亚行并拿出详细的报告，“我们专门建了一个网站，就是为了预防危机再次出现而建立的。这个网站把各种信息，全部收集起来，进行传播。”汤敏介绍，每半年，亚行给一些亚洲国家提供一份内部报告，表达亚行对经济危机的看法。

　　亚洲危机已经过去10年了，亚行给一些曾经遭受重创的国家提出各种建议，预警了经济危机的一些苗头。“就像‘天气预报’，不一定有了大风雪才预报，我们这个预报发挥着预警作用。比如报告说，你的通货膨胀率过高了，投资过快了，给各国政府提出一些建议。”

　　亡羊补牢的不仅是亚行，IMF的改革也引人关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区主管戴维·伯顿(DavidBurton)接受国外媒体访问时曾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汲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加强了与亚洲国家的磋商，包括加强各国经济的监测和其他预警系统。

　　2006年9月IMF进行的投票权改革，意在赋予如中国、韩国、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更多的投票权，以形成IMF新的治理结构，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今年6月15日，IMF执董会又通过一项决议，对IMF监督和评估成员的汇率政策进行改革，旨在促进全球货币价值的稳定和全球经济的均衡。

　　IMF企图通过改革修补起 “最后贷款人”的防线。

　　而亚洲国家也意识到国际组织的局限性，开始探索“邻里互助”式的金融合作。其中，2000年5月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以下简称10+3)的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的以双边货币互换为核心的紧急融资框架协议——“清迈协议”，标志着一个地区紧急援助机制在亚洲破题。

　　根据该协议，东亚国家同意加强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及信息的交换；建立区域救援网络；加强各国货币当局现有的合作框架。

　　1998年日本以大藏大臣宫泽喜一的名义提出“新宫泽构想”，倡议建立总额为 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其中150亿美元用于满足遭受危机国家中长期资金需求，150亿美元用于满足其短期资金需求。2000年2月2日，按照“新宫泽构想”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提供了210亿美元资金。“新宫泽构想”还为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提供了22.6亿美元的贷款担保。

　　而让亚洲国家感兴趣的 “东亚外汇储备库”设计，最近也有了新进展，今年5月5日，第十届东盟10＋3财长会议宣布，建立一个东亚外汇储备库，将该地区2.7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部分款项用来防范10年前那样的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10年后，亚洲货币合作迈出了更实质性一步。

　　而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区(ACA)，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看来，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改革一切缘于对危机的新认识，亚洲金融大厦的骤然崩塌并不能单纯说是哪个国家的事，而应该看到亚洲经济在资本自由流入和流出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联手阻击

　　位于国贸大厦36层的IMF驻华代表处，16层的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像国际总部安插在中国的“雷达”系统，中国股市飙升，资产价格膨胀，资金流动性过剩，一切苗头都被一一纳入严密监测中。

　　国际机构的学者，不再像10年前那样高高在上，而是与各国金融人士保持随时的通气和透明，而各种研讨会上，他们也更加善于倾听。

　　联合国4月初发布一份报告称，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遭受沉重打击的部分亚洲国家，有再次出现资本突然外流的风险，进而可能引发货币危机。

　　美国经济史学家金德伯格研究发现，危机每隔10年轮回一次。下一次，危机来临，这些机构修筑的 “经济安全网”，能网住危机吗？

　　法国巴黎百富勤董事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陈兴动接受采访时表示，全球化，网络化，已经将世界各个角落的信息串通在了一起，无处躲藏，过去我们说，信息不对称酝酿危机，但是，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大大减少，危机也随着一点一点被消化掉了，风险的因素被削平了，要是以前早爆发了，可现在也许被隐藏下来了。

　　因此，下一次金融危机与10年前的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特点特征、挽救手段都不会一样，“比起10年前金融危机会更复杂，更棘手，更隐蔽，是我们不熟悉的一种危机，用传统的挽救办法可能救不活，”陈兴动说，“以前是区域性的金融危机，可能下一次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说拉美金融危机的时候，亚洲没有切身感受，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欧美没有切肤之痛，但是未来如果危机爆发，可能将波及每一个人。“那将是一个更大的泡泡。”陈兴动说。

　　实际上，每次经济危机，事前都有一些迹象，但这种迹象更多时候是事后看出来的，事前看出来了，也就不会出现经济危机了，汤敏说，“我们宁愿保守一点，有一种如临深渊的意识，一种警备心、谨慎的悲情更重要。”

　　目前亚洲经济处在非常好的发展期，所以专家告诫：千万不要在好环境下过于乐观，让自己最后摔一跟头。

　　在金融危机的救助中，许多由IMF强加的改革措施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加剧了危机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