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操纵国标准争议

　　本报记者 杜艳 北京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宣布了调整汇率监管政策的决定。这也是该组织30年来首次对其汇率监督政策框架作出调整。

　　此次调整正值中国汇改的关键时刻——中国渐进升值的汇改策略现在遇到了重大难题：国际热钱不断涌入中国，中国在资本账户与经常账户，都面临着巨额的顺差而难以解决，此背景下，中国资产价格不断膨胀，并存有泡沫之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促进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国际组织。

　　此次调整中，最核心的就是“第四原则”条款，这个条款要求成员确保其汇率政策不会引发“外部不稳定”。基于这个原则，新的汇率监管政策中会加入“汇率偏离基本面”或“经常账长期巨额赤字或盈余”的条款，以确认有关成员是否存在汇率操纵行为。

　　这些标准与目前国际鼓吹中国存在汇率操纵论的主要论点不谋而合。

　　IMF为何要在现在作如此调整？在新的汇率监管框架下，对中国的影响如何？为此，本报采访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花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和中国银行高级研究员谭雅玲。

　　访谈

　　经济观察报：IMF发布了新的外汇政策指导方针。按照新的规章，只要一国政策造成了 “基本汇率失调”或“经常账户长期巨额赤字或盈余”的后果，就可以认定其操纵货币。IMF为什么会在此时作出这种调整？

　　哈继铭：我觉得全球经济失衡比较严重，作为IMF有义务来帮助全球纠正经济失衡，而纠正失衡汇率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而要证明一个国家在故意操纵汇率谋取出口优势，是比较难的。现在IMF是从一国经常账户长期赤字或盈余的现象上来评判一国政策的取向，但我觉得是比较片面的。比如，美国长期有逆差，能证明美国在操纵汇率吗？日本也长期有顺差，难道也在操纵汇率吗？

　　沈明高：IMF此举的主要意图是为了减少现有政策的模糊成分，降低相关政策执行时的弹性。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起的全球贸易失衡多边咨询会议(MCGI)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生立即的效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IMF迫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压力，作出了上述政策调整，希望能够缩短政策见效的时间。公平而论，IMF的现有机制不是为了取得短期效果而建立的，其目的是通过中期调整来缓解全球不平衡，但这样的安排在政治上的阻力越来越大。

　　谭雅玲：IMF采取这种对策的主旨是试图均衡全球经济发展，从自身职责或作用扩大影响，但是同时或许并非是IMF本身意志的体现，或有更为强烈的美国色彩与意志。作为一个国际性金融机构其应该综合成员的各个角度实施协调，而不能倾斜性依赖发达国家。

　　同时强调货币国对第三方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因为发达国家为自由货币和主导货币，发展中国家为非自由货币或顺从货币。

　　IMF对策在一定意义上是美国意志与需求的体现，而回顾1995年、1999年拉美金融危机的美国态度与IMF态度，一致性援助中的主导十分清晰，美国政治、经济、贸易和投资利益需求拉美的后院安全问题，是主导美国和IMF行为的本质。再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与IMF的援助态度与对拉美国家援助截然相反，利益驱动的主导更加明确，美国隔岸观火，IMF有条件的援助方案是美国的“药方”，还是IMF的“药方”难以区分。因此，当前IMF发布新的外汇政策指导方针的时间和条件与美国汇率操纵国的设计和喧嚣是“不谋而合”，其主旨与主导不言而喻。而IMF的这种调整是美国利益的需要，并非国际公平与对等，并严重超出国际规则与原则，不是公平合理对应，而是霸权意志需求。

　　经济观察报：该委员会认为，新制度并不针对任何国家，而与拥有经常账赤字及盈余的国家有关。那它对于中国来说，会有怎样的影响？

　　哈继铭：对于中国来说，一旦被指为汇率操纵国，当然会有国际压力，但是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本身是不能对一个国家进行制裁的。中国有承诺过经常账户开放，但是从来没有承诺过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但是IMF的评价会形成一种国际舆论，而这个举动也很可能被一些国家利用，作为一种依据来向中国施压，对中国的贸易进行制裁。

　　沈明高：当然，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推动汇率市场化的方式来达成全球贸易平衡。但以中国目前的影响力和巨额贸易顺差，IMF在此时调整政策很难让人不联想到中国。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巨额经常账盈余国而言，本国货币面临加快升值的压力。但如果说这样做能够根本改变中国汇改的进程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在中国目前，就业压力可能是影响汇改速度的一个主要限制因素。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就业不足的问题很快会显现出来。

　　谭雅玲：对于中国而言，面对的国际压力或许将从单个国家转向国际舆论的普遍压力，这是一种有针对性的策略和策划，但是这种压力的化解或应对结果在于自身理智或理性的把握，中国需要冷静顶住压力，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改革前行。

　　IMF在处理这种问题时忽视了全球不均衡的最大差异与背景，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经验、经历、经过的不同，以及两者经济实力、金融规模、市场影响、收益效率以及体制观念的巨大不同，甚至是巨大的差距。

　　经济观察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答应列出那些操纵汇率以使自己占据外贸优势的国家名单。如果一国被公开点名，对该国而言，将面临着怎样的压力？

　　沈明高：如果一个国家被公开点名，尴尬事小，更主要的是可能会被一些国家当作贸易摩擦或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随时抡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等大棒。在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高达37%的情况下，出口的大幅度下降可能会导致全面经济过剩或通货紧缩，是近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风险之一。当然，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中国的一个应对之道是通过刺激消费来减轻对外需的依赖，提高经济发展的独立性。

　　谭雅玲：从全球经济模式基本态势看，发达国家需求经济模式与中国供给经济模式的谋和并存在惯性，如果制裁，不仅不利于中国，更不利于当事国，所以这种对策他们会谨慎行使，他们不会不顾现实，盲从行事，只是在舆论压力和气氛制造中压制、强制于人。

　　中国汇率舆论甚至外国干预压力依然存在，中国更需要抓紧时间努力增强中国汇率改革的效果与进程，提前防范与应对可能的风险与压力。

　　经济观察报：最近，美国议员、制造商和工会组织纷纷指责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以促进出口，中国能否通过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或者一次性升值，来扭转中国对美国的持续贸易顺差格局？

　　哈继铭：我觉得中国没有必要进行一次性的升值，还是应该渐进、可控地进行。一次性升值可能对于一些低附加值行业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对中国的就业，还是小步快跑地升值，给企业更多的时间来适应。毕竟资本账户没有开放，大幅度的升值条件是不成熟的。为什么会有人民币升值压力，因为流入的外汇资金出不去，如果资本账户是开放的，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不会这么大。升值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是齐头并进的。汇率对扭转贸易失衡的作用是很小的，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储蓄率太高，汇率升值来降低储蓄率并不是最优的工具。应当从根本上降低储蓄率，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资本账户没有放开、其他要素价格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汇率升值有可能会过度。

　　沈明高：从理论上讲，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肯定能够缩小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这里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在多长时间内花多大代价的问题。一次性地和不可预见性地升值对经济的平稳发展是很有害的；但升值过慢或不升值又会加大一次性升值的风险。

　　我认为，应该把人民币升值的近期目标设定在稳定外贸顺差上。如果这一目标在今年能够实现，一方面可以减轻外部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又为下一步的汇改赢得了时间。而要从根本上扭转中美外贸顺差的局面，取决于国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特别是刺激国内消费。现在看来，国内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在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效率的同时，从财富重新再分配、资本市场发展和城市化等着手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谭雅玲：汇率升值或贬值不是解决贸易乃至所有问题的根本，但从中国和美国看，

美元汇率有节奏和分阶段的贬值给予美国经济结构压力的减缓带来好处与机会，包括美国就业、财政赤字、贸易收支、资本流入等许多方面的变化，美国正获得美元贬值的好处。而中国似乎付出的是代价，收益的是风险，包括目前中国许多现象与当年日元升值或泰国金融危机之前相似的状况，中国的风险在上升。“口是心非”是对美元汇率基本趋势最为恰当的比喻，美元强势政策宣言与弱势价格水平背离，美元货币趋势表面与实际差别依然是经济利率和市场运用的体现，是操纵而行的汇率趋势。其实全球最大的货币汇率操纵国就是美国。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评判一国是否存在汇率操纵的责任是否应该由IMF来承担？IMF公布汇率操纵国名单的做法，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世界失衡的问题？

　　哈继铭：IMF没有机制来制裁一个国家，它只能造成一种社会舆论，来敦促这个国家的汇率改革。但公布名单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贸易失衡问题。其实IMF的很多成员都是采取固定汇率制的，它的职责是为经济失衡的国家提供政策和资金的援助，本来就是固定汇率制下的一个产物，现在它又强调浮动汇率制，这个有点牵强。IMF来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不是很合适。它之所以来做，我相信美国的影响很大。IMF里惟一一个有独立否决权的国家就是美国。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在增加就业的情况下、在企业能够承受的情况下，中国加快一些汇率升值的步伐也是很有必要的，毕竟我们不希望中国的企业总是专注于低附加值的行业，升值可能会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