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警惕公权对滥用财政已失去羞耻感

　　发改委、文化部等25个部门挪用财政和其他专项资金27.54亿元，环保总局、民航总局等3部门多报多领财政资金8489.2万元，民航总局、信息产业部等4部门违规建办公楼涉金额17.39亿元，烟草局、教育部等19个部门存在预算不细化、不完整等问题涉及金额190.03亿元———每年6月底的审计报告如期而至，公共财政忠诚的“看门狗”忠诚地向人民汇报着他们的审计结果，铁面李金华的点名依然保持着咄咄逼人的严厉姿态。

　　盘点一下审计清单，既有屡审屡犯的老问题老面孔，也有不少新面孔，很少有部委没上审计报告了———说实话，往年看到审计报告对违规部门的曝光时，即使对依法问责和处理预期很悲观，但起码知道了基本的财政使用情况，这“起码的知情”就让公众有了一种权利满足感。但今年的审计报告让我产生一种担忧：也许这种审计点名开始时对违规者还有道德和舆论压力，随着越来越多部门被曝光点名，越来越多单位上黑名单，旧有的问题屡审屡犯，违规者又得不到严厉的处理，曝光的边际压力会越来越小以致产生“审丑疲劳”和“曝光抗体”。一方面会产生“谁也不比谁高尚”的违规自慰，一方面会有“不贪不拿多花点钱没什么”的逆向暗示，这么多中央部委滥用财政，还会给地方政府和下级的财政违规提供道德借口。

　　我最大的担忧在于：这种高举低打、有曝光无问责、屡审屡犯的疲软生态，会使公共部门和公权力失去对滥用公共财政的羞耻感，认为这很正当。

　　政府和官员对滥用公共财政失去羞耻感是非常可怕的，没有起码的羞耻感，公共财政的滥用、挪用、占用、变相私用就会泛滥。该到了强化其羞耻感的时候了，一方面要加大

审计曝光后对违规者的问责和查处，也就是舆论常说的“期待审计风暴后的问责风暴”，无人追责就不觉羞耻，只有严厉的问责才能积淀起部门对滥用财政的羞耻感；然后，要将滥用公共财政的行为“归罪化”，当下部门和官员所以对财政违规很不在乎，根本在于法律对这种行为的界定非常轻微，常轻飘飘地定位为“不正之风”之类，处理至多仅停留于内部通报、行政处分之类，而且不问责个人只批评单位，这自然使官员对滥用财政缺乏痛感，我认为，对这种滥用纳税人纳税的行为应该入罪，应该定位为一种腐败。(摘自《中国经济时报》)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