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减排试验

　　任波/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在推进的乡镇企业节能减排试点，为这个庞大群体的突围带来了一线曙光，虽然制度性的约束仍在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南部白鹿原的西安刘村空心砖厂，是中国西北地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乡镇企业：几十个人，年产5000万块标准砖，数百万元的销售额。

　　这样一家并不起眼的企业，在经过四年的技术改造之后，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每年可节约1298吨标准煤，仅此一项，每年就为砖厂节省逾50万元。

　　也许相对于中国每年超过20亿吨的煤炭整体消耗来说，这一数字极其微小。但在全国，这样的乡镇企业超过2000万家，它们贡献着全国超过三成的GDP，也消耗着大量的能源，制造了各式各样的污染物。就单个个体而言，乡镇企业永远无法与大型发电、冶炼企业等相比；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注定是中国节能减排之路上难以回避的一环。

　　刘村砖厂的改变，与一个名为“中国乡镇企业节能与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密不可分。2001年，在联合国全球环境基金(GEF)资助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与中国农业部，开始联合实施这个实施期达六年的项目。该项目在陕西、山西、浙江选择九家乡镇企业，刘村砖厂只是其中之一。其中八个项目已经完成。

　　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这份“选秀”名单上可以发现，已经获得成功的八家示范企业，分别属于制砖、水泥、铸造、炼焦等四个产业。这些产业恰恰是乡镇企业中的高耗能典型。农业部官员提供的数据称，仅这四个行业的能耗，目前就占到中国整个乡镇企业能耗的56%。

　　显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这次试验，会为乡镇企业节能减排的未来带来“新鲜空气”。

　　节能减排的经济合理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这次乡镇节能减排试验，有其内在的经济合理性。

　　在乡镇企业居多的高耗能行业中，能源费用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一般在20%-30%左右，有些达到50%左右甚至更高。目前，包括煤炭、石油在内的能源价格高企，这显然给项目试点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支点：只要能显著降低能耗，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就完全可以验证技术改造的“经济合理性”。

　　实际上，要显著降低能耗，对于技术水平普遍比较落后的乡镇企业而言，并不需要高科技。仅仅依靠已存在的成熟技术，就足以完成这一“使命”。

　　以刘村砖厂为例，仅仅把普通轮窑换成新型的节能三心拱轮窑，并选用保温空心砖块砌筑窑的侧墙及顶部，窑皮涂上节能保温材料，就可以降低15%的烧成热耗。原理并不复杂，现有员工完全可以操作。

　　水泥行业情况更是如此。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福滨指出，中国水泥生产的平均燃料能耗、综合电耗、综合能耗等指标，分别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49%、14.4%以及9.7%。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艺的落后。中国水泥生产能力中，55%左右仍为立窑和小型干法中空窑，此外还有部分湿法回转窑。湿法回转窑的热耗，要比新型干法工艺的水平高出一倍。即使是热耗略低的立窑，其热耗也比先进的新型干法回转窑高约37%。

　　更不用说烧制过程中很多富裕的热能和压力，未经利用就都白白浪费了。以此次示范项目之一的浙江省申河水泥厂为例，在经过此次改造后，其单位电耗降低了30%，综合能耗更是基本接近了国际水平。

　　示范项目从2003年前后陆续启动，截至目前，其经济效益显而易见。刘村砖厂总经理凌富和告诉《财经》记者，除了GEF资助的6万美元，砖厂自身也陆续投资了总计300多万元进行节能技术改造；从成本上计算，大致相当于每块砖节省1分钱，“成本几年就收回了”。

　　与刘村砖厂规模相当的陕西省咸阳市周凌空心砖厂，投入回报比更为可观：GEF的支持资金仅为1.2万美元，砖场自身也仅投入65万元，单位能耗就降低了五分之一，基本一两年便可收回成本。

　　在水泥行业的试点中，其回报状况也相当类似。在项目组的建议下，申河水泥前后共投资2000万元(GEF仅支持10万美元)建设了首个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 电厂年发电能力2120万千瓦，每年就可为企业节约电费近千万元。

　　在与刘村相去千里的浙江省桐乡这个年产20万吨水泥的企业，通过另一个渠道巧妙地诠释能源之道：水泥生产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余热，以前只能白白地排放掉；经过技术改造，这些余热找到了一个新的用途——发电。在不配置任何补燃设施、不影响水泥生产的前提下，每年的发电能力相当于8020吨标准煤的发电量。

　　除了能源支出这种看得见的效益，环境质量的改善也非常显著。申河水泥厂的余温发电，可以基本消除二氧化硫和粉尘的污染，这也是中国目前危害最为严重的工业污染源。这种环境的改善效应，在另一家试点企业则表现得更为明显。

　　与众多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的小炼焦及大机焦企业相比，《财经》记者观察到，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年产量达到40万吨的山西兴高焦化集团显得颇为特殊。厂区虽然也有烟囱和窑炉，但空气洁净、花园优美，几乎看不出炼焦的痕迹。

　　据总经理郜志成介绍，企业自身投资7000万元(GEF仅支持10万美元建成)，建成了年发电1.2亿度的余热发电厂。炼焦产生的热气全部被回收利用。经电力部门许可，余热发电可以按照每度0.2344元的价格全部上网销售， 每年销售额可达2500万元。

　　动力来自何方

　　与此前人们的印象不同，在所有的示范项目，直接来自GEF的资金，所占比重都不高。

　　GEF气候变化项目官员张志宏承认，较之企业自筹的节能技改投资，项目对于示范企业的资助其实微不足道。总数仅800万美元的项目资金，除了维持项目自身开销，真正能分配到各个企业的，每家也仅数万美元到10万美元不等。

　　也就是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推进的此次活动，并没有从根本上帮助企业改变原有的资金状况。企业更多的是靠自己的资金在进行这类试验。

　　那么，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这些技术路径并不复杂的改造，一定要到这个项目出现后才会启动？这些乡镇企业为什么不会自觉地进行技术改造？

　　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咸阳周陵空心砖厂总经理司令科曾经的想法也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节能技改从长远看是应该的，但短期内会增加企业成本，如果收不回投资，经营风险很大。”

　　司令科的这个想法，源于他曾经见到的一些企业技改项目并不成功的教训：不菲的投入，却见不到实际的效益。“如果就我一家搞技改，很可能最先死亡的就是我们。”他告诉记者，如果技改带来的收益甚至无法与企业偷工减料的收益相比，除非整体竞争环境有较大改善，企业自身的积极性是可以想见的。

　　因此，在张志宏看来，这个项目最大的成果是其“洗脑”功能：项目组会帮助每一家接触的企业，详细计算节能的投入产出，并找来各行业的技术专家给企业主晓以利害。这些恰恰是单纯的政策优惠和财政补贴难以替代的。

　　当然，项目组也并不排斥政府的功能。在一些地方，甚至成立了地方政策指导委员会，以便更好地结合各方面的力量来为企业技改“保驾护航”。

　　除了乡镇企业自身的觉悟，乡镇企业对节能减排的热情，更有赖于监管和准入体制上的不断完善。

　　以水泥行业为例，直到申河项目成功实施后，国家发改委在调整后的规划中才开始规定，新建水泥企业必须同步附建低温余热发电厂。

　　即使在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了严格准入规定的行业，从规模、工艺和环保等各方面，地方政府也并没有严格执行。近年来，焦炭价格一度大幅上扬，小炼焦、土焦炉纷纷上马，其中技术落后、能源利用率且污染严重的25万吨以下焦炉，占到炉总量的很大部分。虽然近几年有关部门对小炼焦一再叫停，但基于焦炭诱人的市场利润，至今仍难以做到令行禁止。

　　《财经》记者注意到，此次UNDP选择的示范企业，往往在多年资本积累后已初具规模，它们尚不足以代表中国乡镇企业完整的生存图景。当企业规模过小、生存前景尚存在相当大不确定性时，技改带来的收益往往并不足以补偿其投入的成本和风险。

　　更何况，即使企业看到了切实的前景、自身又有意愿，还要面临诸多包括金融、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政策障碍。例如，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的节能技改项目，往往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在此次实验中，是项目组通过和银行合作，才使得试点企业可凭借项目组的节能技改可行性研究报告向银行申请贷款。但这毕竟只是个案，“联合国的牌子不是谁都可以挂得上的。”

　　张志宏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承认，对于乡镇企业的节能减排，中国国内目前还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更缺少系统性的政策支持。这些都使得乡镇企业的整体突围笼罩在一层淡淡的阴影之中。

　　市场化节能的矛盾前景

　　在此次UNDP乡镇减排实验中，咸阳周陵空心砖厂本未入选，是其总经理司令科费尽周折才“挤”进了项目之列。

　　可以说，在节能减排方面，司令科应属于“先知先觉”者。对他来说，参与节能降耗，不仅仅看中直接的经济效益，还看到了将来会与日俱增的外部压力。

　　6月3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下称《方案》)，再次表明了中国政府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决心。《方案》透露，在今后三年内，二氧化硫排污费将翻一番，即从目前的0.63元上涨到1.26元。污水处理费也将全面开征，其征收标准原则上不得低于每吨0.8元。

　　如果这些措施得以切实执行，未来巨额的排污成本，显然将成为乡镇企业推进技术改造更加现实的压力。

　　另一方面，此次UNDP乡镇减排实验本身,实际上还是有激励空间可挖掘的。截至目前,这些项目示范企业更多地从节能方面获益，尚未享受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直接带来的经济效益。而仅就已完成的八家而言，每年就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0万吨。

　　除了这九家示范项目，项目还资助118家不同行业的企业，完成了技术改造的可行性研究，共设计减排能力超过每年200万吨。其中已有101家企业实施了节能技术改造，专家估计每年可实现约100余万吨二氧化碳减排量。

　　项目评估小组成员、新西兰可持续能源咨询师弗兰克普尔(Frank Pool)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项目的示范效应还带动了节能技术改造在同类企业大面积的自发推广。他粗略估计，这些自发进行的节能技术改造有可能实现每年250万至1000万吨、甚至高达5000万吨的二氧化碳减排量。

　　这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减排数字，而把这些减排量变成实在的现金收入，并非一种奢望。根据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中国由于不承担量化减排任务，所以无法直接在碳交易市场中销售减排额度，但仍然可以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与承担减排任务的发达国家实体进行贸易(参见《财经》2006年第21期“与CDM共舞”)。

　　仅以已经完成的八家示范企业为例，即使按照每吨排放额度约5美元的保守价格估计，每年仅出售减排额度，也可以获得上百万美元的收入。据悉，农业部已成立专门项目公司，试图将这些企业打包起来，再作为单一个体参与CDM，并正在与有关部门积极磋商。

　　不过，由于乡镇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操作节能减排方法各异，“打包”难度颇大，国外企业往往不愿意接纳这类项目；而要参与CDM，则必须通过极其复杂漫长的申请、认证的程序，成功的可能性目前并不明确。因此，此次项目示范虽然开启了一扇以市场化节能机制推进节能减排之门，但“星星之火”是否足以“燎原”，还面临着诸多拷问。

　　其一，乡镇企业面临的诸多政策和体制性障碍，并没有彻底消弭的迹象；其二，中国不少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仍存在较大差异性，目前的能源价格仍未完全反映其全部成本，监管体制依然相对薄弱，这些都将使节能减排之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在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下，也许我们更能体验精细化市场设计的无奈：那些典型的高耗能行业，在地方政府“短期利益”行政之手的默许甚至鼓励下，至今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即使单个项目的技术改造能带来单位能耗及排放下降，在经济增长方式并未实现根本性转变的大背景下，很可能不会带来总量下降，中国所承受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仍在不断聚集中。

　　据国家发改委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整个水泥行业投资增幅为39.4%，仍超过整体增幅十多个百分点。

　　在山西，《财经》记者看到，大批炼焦厂依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在兴高焦化集团，企业已经在为下一个焦炉和余热发电设备预留了空地。他们表示，一个年产40万吨的新项目已经开始申请立项，但“若能有60万吨就更好了”。

　　而在陕西，刘村砖厂的总经理凌富和告诉《财经》记者，今年竞争激烈，砖价不高，如果单纯追求量，不考虑市场变化是没道理的；但西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