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鹏：全球化无益于美国通胀是危险论调

　　近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全球化可能改变突发事件的影响在金融体系扩散的方式，因为金融体系的全球化使得投资者将风险分散到全球市场和各类资产当中。同时，伯南克认为，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对美国通货膨胀的影响非常小。

　　同美国财长保尔森一样，伯南克极力主张外部世界(例如中印)向美国资本开放更多的产业，同时也乐见外部世界的资本流入美国，无论是购买美国的国债还是其他证券。像保尔森一样，他鼓吹中国这样的国家需要做出更大的金融开放，允许美国的资本自由地收购或者行业进入。

　　实际上，全球金融体系一直是个不平衡的体系，是个优者恒强的体系，是一个不对等的交换市场。真正具有避险能力和盈利能力的肯定是那些老牌且强势的西方发达金融市场的资本，新兴市场提供了它们更宽阔的盈利空间、避险渠道甚至投机(掠夺)机会，而新兴国家的资本则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去发达市场“套利”。

　　伯南克的“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对美国通货膨胀的影响非常小”观点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观点，它可能为美国的保护主义提供一些帮腔的言辞，毫无疑问，伯南克本人并非是一个“保护主义者”，但他的言论具有衍生性，这种衍生性会给保护主义者以丰富的利用。

　　全球化不断加深降低美国通货膨胀在2006年以前是美国主流的思想图景，因为美国出现了不可思议的高增长、低通胀时期，CPI低到一个在过去被认为是通缩现象的可怕数值，而经济却强劲无比。日常生活用品异常低廉，美国穷人得到极大实惠，而

资本市场的回报又是非常丰厚，中产阶级的队伍迅猛扩张。这一切被认为是全球化所赐，是中国对美国的大量出口所致。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

哈佛大学教授Kenneth Rogoff，他说菲利普斯曲线在美国高增长、低通胀的现实面前已经完全“失灵”，因为菲利普斯曲线没有考虑“全球化”这个重要的变量，没有考虑到全球化的残酷竞争效应，中国人在劳力方面的残酷竞争使得消费品价格日益走低，造成奇特的“全球化下的低通胀”。

　　现在，伯南克大张旗鼓地否定这个结论。不仅仅是他，很多美国学界人物都开始激进地否定这一认知。例如经济学家Laurence.Ball在2006年末发表了著名论文《Has Globalization Changed Inflation?》，通过测算美国对外贸易上升的份额和长期通胀的走势，Ball拒绝了全球化降低通胀的说法。

　　相反，Ball捡起了传统的货币主义的观点，认为通胀的发生机制还是货币供应量问题。美国对外贸易中产生大量逆差，外部世界“吸”走了美国刚刚印刷的美元或者已经流通的美元，使得美国的通胀率看起来很低，而外部世界则会变得很高，因为它们的货币量增多了。这是一种传统的“通胀漂移论”，通胀没有消失，它只不过去了另外一个国家，残酷的是，外部的美元会回来，通胀也会回来。

　　毫无疑问，伯南克似乎完全接纳了Ball的分析，伯南克已经考虑到“通胀回归”的问题，他正在向市场传递加息预期，他很巧妙而间接地撕掉了“中国帮助美国降低通胀”标签，他不担忧美元的进一步贬值。伯南克的言论是可以被美国“保护主义”所充分使用的。既然从长期看，中国的商品没有降低美国通胀，那么美国人会问“对中国商品进行关税惩罚和必要的限制，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强度更大的施压”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有删节)

　　唐学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