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环：中国的金融大本营

　　

中环成为亚洲曼哈顿的关键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崛起 王轶庶／图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财经新闻图片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吴传震 发自香港

　　这栋大厦里的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和基金经理比香港任何写字楼都多，这群有着锐利的洞察力和凶猛的进取心的家伙在这里建立了最有效率的商业秩序。

　　回归十年，香港与中国大陆的金融循环使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金融中心，在为大陆提供金融服务之时，香港续写着财富传奇。这一幕传奇中，香港金融圣地——中环出演了其中的华彩乐章

　　“请说普通话”

　　6月13日傍晚，从中环J3地铁口出来时，天空正飘着细雨，仿佛要给聚集在这里的热钱降一降温。街道上的中国人比两年前来的时候多了许多，几位操着北京口音的男士身着质地考究的黑色西装，一边大声议论着上海疯狂的股市，一边快步向交易广场的方向走去。

　　地铁口正对面是香港会所大厦，这栋建筑远没有它旁边的汇丰银行大厦有名。1920年代以来，汇丰就是中环的代表。在1990年中银大厦建成之前，汇丰银行大厦一直是香港中环的地标，这与它的身份相称——当时它是香港的准中央银行。这种地位一直延续到1993年香港金管局成立。

　　杨毅在香港会所大厦里面办公，他是一家对冲基金的合伙人，这样的基金在香港数以千计。杨毅1996年从哈佛读完MBA之后来香港一家美资投资银行工作，亲身经历了香港这十年的巨变。

　　杨毅办公室所在的中环，在

二战期间就已经成为香港的商业活动中心，到1980年代后进入全盛时期，成为香港的心脏和金融市场中心。普通香港人以到中环工作为荣。

　　刚到香港时，杨毅即便和内地出身的同事也不说普通话，开玩笑也只使用英语。由于内地经济长期落后于香港，说普通话一开口就低人一等。但今天普通话已经成为强势语言，连50多岁的香港阿伯都鼻音嗡嗡地学着说普通话，许多老外也能说一口道地的北京话。

　　“语言改变的背后是

中国经济的崛起”，杨毅说。他第二天要去北京。现在，平均每半个月他就要去一次。从香港到北京和上海的航班每半小时一班，除了凌晨三点的航班之外，公务舱班班爆满，里面挤满了到中国寻找机会的香港商人。

　　杨毅的办公室正对着维多利亚港，映入眼帘的是远比黄浦江开阔的世界。左侧前方有一栋布满圆形窗户的白色建筑，并不显眼，没想到竟是1970年代亚洲第一高楼的怡和大厦，这栋55层大厦的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怡和集团。

　　166年前，英国政府为了保护怡和的鸦片贸易不惜向中国发动战争，并乘机租借了香港岛。怡和从此成为香港英资财团的代表，令人感慨的是，历史跟怡和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它在1997年回归之前，将企业总部从香港搬到伦敦，与这十年中国经济的起飞失之交臂。

　　在怡和大厦的北面，就是中环的新地标——88层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期。它已成为香港金融业的新图腾，仿佛时刻在提醒人们——金融业已经成为香港经济的擎天柱。这栋建筑在2003年落成之时，正是SARS肆虐、港岛人心惶惶之际，每平米月租金仅是200港元，四年后，租金翻了8倍，达到1600港元。一间300平方米的办公室，一月租金高达96万港元。

　　“中环就是解放区”

　　6月14日下午，一进入国际金融中心，奢华就扑面而来，金钱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这栋大厦里的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和基金经理比香港任何写字楼都多，这群有着锐利的洞察力和凶猛的进取心的家伙在这里建立了最有效率的商业秩序。

　　在整个中环，金钱就是标尺，它是人们谈话的主要内容，也融入了人们的娱乐和文化，并激发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竞争环境。香港本地人把这称作“中环价值”，刻薄一点说，就是“唯快是尚、唯多是好、唯钱是美”，而国际金融中心里面的精英们就是实践这一价值的模范生。

　　胡野碧当模范生已经14年了。1993年他从美国回到香港，是当时香港“海外专才计划”首批三个人之一。因为他筹划了大批公司在B股上市，香港记者喜欢称他为“B股之王”。

　　“B股之王”正忙着从国际金融中心搬家，他投资的一家内地公司在国际金融中心的租约第二天到期，由于求租的大公司太多，结果这家公司有钱也不能续租，尽管这家内地公司去年在B股市场涨了15倍。

　　回归十年后，胡野碧认为中环是自己的家，到中环任何地方都是趾高气扬。他戏称：“中环就是解放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但解放区的人民不喜欢，因为要跟着说普通话。”

　　中环被改变的不仅是语言。这两年中环的酒吧越来越多，夜晚噪音太大，本地的居民不断向政府抗议。而一些内地商人的不守时间、不约而至和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的毛病也在中环传染开来。这是中资上市公司在香港资本市场崛起带来的副产品。

　　从1997年中国电信在香港上市之后，内地电信、能源和金融等行业的龙头企业纷纷登陆H股，形成了第二波国内企业赴港上市高潮。结果港股总市值从3万亿港元扩大到15万亿港元，并使香港在2006年超过纽约，成为仅次于伦敦的全世界金融市场IPO融资亚军。从2003到2006年整整四年，香港股市实质上代替沪深股市成为中国的主板市场。

　　胡野碧将内地企业第二波来港上市，称为“企业自由行”——与内地居民香港自由行相对。内地企业接二连三地到国际金融中心旁边的港交所敲钟上市。不仅带旺了香港股市，还改变了香港股市的上市公司结构，根治了以前60%的上市公司是地产公司的痼疾。

　　中资股确实是香港股市当之无愧的宠儿。港股每日交易量前10名，中资股至少要占8席，39家恒指成分股中资的数量也从1997年之前的2家上升为15家，港股每天约500亿港元的交易量，中资股占了六成。

　　每年二三月间，上市公司发布年报之时，最低价4000元每晚的文华东方酒店里住满了内地的企业高管，以至于酒店的老侍应生感叹：“替外国人拎行李拎了一辈子，老了却要替内地人拎。”

　　珠联璧合

　　国际金融中心的脚下是刚刚修整的天星码头，坐上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天星小轮五分钟就能渡过维多利亚港到达九龙的尖沙咀。6月15日晚，从渡轮上回头望去，国际金融中心、中银大厦和长江中心等摩天大楼就像一个个屹立在海边、北望神州的巨人。多年来，它们占据着有利的地理位置，不断从海外招揽资金，帮助中国经济起飞。

　　尽管2005年以来，世界各地流到巨人们体内的资金越来越多，这些资金先后迫不及待地进入内地，造成国内资金泛滥成灾。但不能忘记的是，从1993年第一家内地企业青岛啤酒在香港H股上市以来，香港资本市场已经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1.5万亿港元的融资。某种程度上，中环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资本之城。

　　只是最近十年中国经济的起飞，把这座资本之城推上了新的高峰。1994年，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陶冬从美国来到香港之时，公司内关注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员寥寥无几，他也仅仅用20%的工作时间研究中国经济的走势。十多年后，每一家大型外资金融机构都有一个专业团队来研究中国经济，而且中国经济的首席分析员往往是亚太地区首席分析员。

　　陶冬回忆，1997年之前香港的内地海归聚会，“一个餐厅就全装下了，如今20个餐厅都装不下”。杨毅手中有一份40人名单，这份名单包括陶冬以及其他39位在港各大金融机构中国区业务的负责人，全部是内地海归。杨毅正在和另外一位朋友筹划以这40人为核心成立“在港海归委员会”，以便与香港政府进行更有效的沟通，表达大家的诉求。

　　实际上，这40个人已经垄断了世界各大金融机构在中国内地的业务。他们也帮助香港垄断了中国企业的海外上市。中环的其他商人和他们一样，充分发挥各种优势，使出浑身解数，寻找一切投资、扩张和盈利的机会。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中国已经是一座巨大的金矿。

　　贝恩资本董事总经理竺稼现在做任何投资都会优先考虑中国的因素。“中国已经不代表未来，中国就是现在。”

　　中环不可代替

　　在贝恩资本之后，美国其他的顶尖私人股权基金如黑石集团、KKR先后进入中环。这些资金进入香港，不仅仅因为投资中国是大势所趋，更重要是看重香港的优势——低廉的税率、畅通无阻的信息、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廉洁的政府。

　　从国际金融中心到香港立法会大楼，步行只需五分钟。后者和不远处的廉政公署共同捍卫着香港的法制，而金融管理局在国际金融中心二期55层的高空中，俯视着脚下的各家金融机构。

　　这些政府机构就在自己身旁，但中环的精英们却感受不到政府，许多人十几年都没有与政府官员打过交道。长期以来，香港政府一直避免干预市场，秉承大市场、小政府的执政宗旨，默默给世界各地的商人打造在香港表演的舞台。

　　也正因为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配角，香港的商人才有了充分的表演空间，培育了他们非比寻常的锐气、冒险和专业精神。这恰恰是中环不断焕发活力的关键原因。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好中环的未来。上海和香港的未来之争，在A股总市值超过港股之后已经成为香港金融圈的热门话题。

　　私人银行是香港各家银行争夺的焦点。竞争如此激烈，结果这种往日为上流社会独享的贵族业务在香港一样成了平民业务，“私人银行的经理和卖保险的几乎没有区别”。和香港股市一样，私人银行的主要客户也是内地人。

　　这一轮中国经济增长，催生了一大批内地富豪。香港是他们理想居住地。他们的购买力直接拉高了香港太平山顶

豪宅的价格。“来香港的富豪会越来越多，这里的生活质量能得到保证”，这是上海所不能提供的。

　　在这些变化发生之际，香港也从中介商转变为服务提供者，为内地企业、内地富豪、内地资金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通过跻身中国经济增长的舞台，香港续写着自身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