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珠 中国光芒

　　

回归十年，新的一代已经长成，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王轶庶／图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财经新闻图片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邓 瑾

　　香港到底在“一国”内和大陆融合到什么程度，在“两制”下如何保持和加强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国际特色，这仍是香港未竞的实验。

　　-1997年7月1日后，香港这个曾经靠地理上连接但政治上又游离于中国内地而积累财富的“东方明珠”，必须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要往哪里去？我如何能去？

　　-“繁荣神话”的破灭，香港人以往以经济成就为支撑的身份认同遭受挑战。但结论显然是：“作为正在崛起的中国的一部分，几乎保证香港会继续保持繁荣。”

　　-下一个十年时，香港人可能个个都是民主派，个个都亲中，香港将进入“光荣年代”。

　　1997年前，时任港英政府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每天早上一上班，就要花45分钟阅读从伦敦发来的电报，然后再花两个小时做一些相关工作。

　　现在，已经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任行政长官的曾，再也不需要这样做了。香港除了宪制改革以外的一切事务，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社会政策，都是由香港自行决定。“我们现在比以前自由多了。”他说。

　　更多的自由意味着从执行者到决策者的角色巨变，也意味着更大的历史责任。

　　香港，作为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政经据点为宗主国利益服务了一个半世纪后，终于在1997年7月1日游子归来，成为一个日渐强大的祖国的一部分。当中国的和平崛起被广泛地认为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的时候，这个曾经靠地理上连接但政治上又游离于中国内地而积累财富的“

东方明珠”，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要往哪里去？我如何能去？

　　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制度授权下，这正是摆在特区政府面前的一道必答题。如果说以前港英政府训练的官僚体系强调“正确地做事”的话，那么现在的特区政府更需要解决“做正确的事”。做正确的事的人是领袖，是政治家。而回归后处在时代巨变中的香港正需要这样的领袖和政治家。

　　董建华，香港回归后的首任特首，弃商从政，为了“一国两制”的平稳过渡而“宁愿自己辛苦一点”，只身空降到一个前港英政府留下的高官团队中。尽管在任时被人形容为获得的反对比获得的支持更多，但他所取得的历史成就终将会被越来越多地发现。这其中包括，“一国两制”这项伟大创新制度成功实施，一个全世界最多元化的资本主义城市和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开始了良好的融合。

　　如何更快地融合，同时保持和加强香港的国际特色和地位，这个被金融危机、负资产、SARS和禽流感打乱了的探索，现在交给了香港特区政府的第二任特首曾荫权。从一位没有学历的警察的儿子成长为前港英政府里的三号人物，后在特区政府里从排名第二升至排名第一，其个人经历生动地诠释了“香港梦”。曾的使命就是，让香港继续成为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

　　历史的回音

　　曾宪梓：“英国有这么多殖民地，推行同样的政策，为什么只有一个香港？祖国其实一直都是香港发展最大的支撑。”

　　要让梦想继续照进现实，或许我们该重温一下历史。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回顾得越远，可能前瞻得越远。”不知是否由于这个原因，香港在英国统治的一百多年里，竟然没有一部完整的历史。

　　其实，香港作为南中国的转口港，在殖民历史中的前一百多年里，并无特别建树。直到二战结束，香港才翻开了新的一页。大批难民或移民如潮水般地涌入香港，香港的人口从1945年8月的60万飙升到1947年底的180万。之后随着国民党的失利，1948到1949年两年时间里，香港的人口又激增到220万。在这些移民中，来自上海的企业家被认为是香港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1950年代起家的香港纺织业，几乎全部是由上海来的企业家兴办。

　　香港岭大校长陈坤耀在早年的研究中指出，“历史的偶然”使香港在早期的经济成长中并没有花费多大的力气就从大陆获得了巨额资本、创业人才以及后来不断补充的劳工。

　　1960年代东南亚的排华事件，又使一大批东南亚的华侨企业家带着庞大资金和技术来到了香港。而香港善用了上海资本家和东南亚华侨的资金、技术和设备。从纺织业起步，香港后来顺势开创了塑料、电子、玩具、钟表和电器用品等一系列劳动密集型工业。在这个基础上香港由一个传统的转口贸易港，迅速成长为亚洲工业制品的重要出口地区。

　　而英国政府在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统治期间几乎从来没有在香港花过钱，这是香港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在研究过香港的历史后得出的结论。她说惟一的一次例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个月，英国公务员的薪酬没有人支付，所以需要从老家汇钱过来给他们发工资。

　　不过，殖民地政府在香港发展的关键时期为香港搭建了一套走向现代化的制度，并推行“善治”。这主要归功于1971-1982年主政的港督麦理浩。

　　中文流利的麦理浩调整了过去港督政府对辖区内中国人的问题和需求不理不睬的歧视态度，改善民生，积极推动社会福利的提供，特别是在公屋、公共医疗、公费教育和工人保护领域。这一方面是对1966年、1977年香港暴乱所展示的社会不满的回应，一方面也反映了英国本土工党执政后带来的新的意识形态的变化。

　　麦理浩主政期间正好见证了香港经济的起飞。到1981年时，香港的人均GDP超过了6000美元，成为了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现代化社会。经济的富足加强了这个移民社会的身份认同。香港人，或HongKongers，在1980年代开始普遍使用。

　　1979年3月，麦理浩正是带着这样一个富裕的香港到北京见邓小平，希望中国政府延长对新界的租期。 从那以后，中国政府坚定收回香港的一系列安排提上了日程。

　　也就在那时，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捷足先登的是香港的企业家们。由于他们语言和文化上的优势，也由于香港日渐上升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香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渐次转移到南部沿海特区。而香港则在八九十年代一跃成为以金融和服务业为主的国际大都市。

　　回归后，历史似乎要考验一下这个新生生命。从金融风暴到SARS和禽流感，从几十万中产阶级的负资产到政府连续多年的财政赤字，从破产率高企到失业率居高不下，香港特区遭受了一系列的打击。

　　而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实力却与日俱增，成为国际社会不能忽视的一股力量。在2003年香港经济陷入低谷后，中央政府采取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这是中国大陆给予香港的比WTO更优惠的贸易协定)、自由行等扶助措施，才令香港经济快速反弹。

　　随着“繁荣神话”的破灭，香港人以往以经济成就为支撑的身份认同又遭受了挑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近期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回归10年来香港最大的变化是，香港现在的经济发展是受内地经济的发展推动。“但事实上这是一直存在的。英国有这么多殖民地，推行同样的政策，为什么只有一个香港？祖国其实一直都是香港发展最大的支撑。”他说。

　　纽约刘氏投资集团主席、香港人廖子光认为，综观历史，香港经济总是由地缘政治而不是自由市场驱动，更不是由民主或法治驱动。因此，香港的未来不在于中国是否干预香港的高度自治，或者自由市场的继续，或者法治，而是在于香港能否再次顺应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

　　正如《时代》周刊在最近关于香港回归10周年的封面报道中所说，“作为正在崛起的中国的一部分，几乎保证香港会继续保持繁荣。”

　　定位困惑

　　到底在“一国”内和大陆融合到什么程度，在“两制”下如何保持和加强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国际特色，这仍是香港未竞的实验。

　　不过，与务实的香港商人主动和大陆融合谋求发展机会不同的是，香港政府在回归后前几年并没有认真推进香港和大陆特别是和珠三角的融合。

　　时任政务司司长的陈方安生一直被外界视为回归初期香港官员抗拒与内地合作的最主要症结。

　　尽管前特首董建华多次在施政报告中郑重提出，香港要加强与内地的经济合作，但当时担任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港方代表的陈方安生担心和大陆走得太近将使香港沦为中国的另一个城市。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的工作议程被严重拖沓，从1998年到2001年陈方安生辞职，总共只开了三次会，粤港合作一直停留在纸上谈兵。

　　前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很多问题港方一直不理不睬，广东方面就不等了。比如兴建港珠澳大桥，以前港府不感兴趣、不谈，现在焦急，但是广东已不焦急。

　　陈方安生对和大陆深度融合的犹豫，折射了一部分香港人的身份危机以及香港的定位困惑。

　　香港的身份困惑并不是新问题。港英年代，虽然有一半以上人口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国籍是英籍，不过在英国没有居留权。但其实没有香港华人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同时，由于市民普遍接纳港英管治下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又觉得与中国大陆有距离。

　　八九十年代，由于香港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繁荣进步，香港人以经济身份补政治身份之缺陷，在华人世界乃至国际社会收获了优越感和地位。

　　而随着回归后最初几年经济持续低迷，甚至在经济全面复苏的去年，香港仍在热烈讨论如何不被内地的发展边缘化。

　　而香港未来发展的定位也未取得完全共识。政府说要把香港建设成为“亚洲的国际城市”，大企业家的表达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香港到底在“一国”内和大陆融合到什么程度，在“两制”下如何保持和加强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国际特色，这仍是香港未竞的实验。

　　随着人事的更替，至少特区政府对融合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变。

　　2001年曾荫权接替陈方安生担任政务司司长后，全力推动粤港合作，多次率团到广东考察，粤港合作联席会议逐步走向正规化、制度化。曾荫权当上特首后，更是大力推进泛珠三角“9＋2”合作，又提出香港需配合国家“十一五规划”的新概念。

　　仅看看近年香港与内地跨境基建的发展规划，便可看出这种努力的结果：深港西部通道、港珠澳大桥、穗深港高速铁路。每一项计划的背后，都看到香港高、中层公务员频繁奔走粤港两地的身影。

　　治理理念的反思

　　由于香港回归不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因此回归后香港经历了“不变”、“怕变”和“反变”的历程，社会趋于保守。

　　极力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自由放任经济，那就去香港。他认为，香港的奇迹就是自由放任经济的成功。

　　自由放任经济在香港对应的词是“积极不干预政策”。1961年上任的财政司司长郭伯伟是首位提出“自由放任”政策的官员。其继任者麦理浩政府的财政司司长夏鼎基对有关主张加以系统整理，正式定名“积极不干预”政策。

　　去年9月18日，香港特首曾荫权在刚闭幕的“十一五”经济高峰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香港政府向来所持理念都是“大市场、小政府”，但他首次说明：“积极不干预政策早已不是政府的施政蓝图。”

　　一石激起千层浪。93岁的弗里德曼在《华尔街日报》撰文《香港错了》。随后香港行政会议的几位成员又相继撰文反击，香港一下子陷入“积极不干预”政策的意识形态争论之中。

　　很多香港学者指出，正是由于以往港府把“积极不干预”政策教条化，政府没能像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那样出台适宜的产业引导政策，导致香港制造业错失升级换代的机会。当这些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内地以后，香港的产业陡然空洞。

　　更何况，当年提出“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夏鼎基，其顶头上司正是在殖民地香港第一次建立基本福利体系、推行善治的港督麦理浩。在他主政的11年里，麦理浩政府推动九年免费教育、十年公屋建设、政府全资兴建地铁，这些与“积极不干预”政策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总的来说，“积极不干预”之争，正是香港“变与不变”这种矛盾心态的写照。

　　在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张炳良看来，由于香港回归不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因此回归后香港没有像其他那些进行反殖民化斗争而获得独立的国家一样锐意改革，而是经历了“不变”、“怕变”和“反变”的历程，社会趋于保守。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大乐认为，“已到中年的香港需要运动”。而七八十年代的黄金十年则是香港意气风发、机会均等的青春期。

　　陈冠中就属于那些1970年代投身社会、1980年代成功上位的镀金一代。这位《我这一代香港人》的作者认为，回归后香港所遭遇到的结构性矛盾这个果，其实是他们这一代人种下的因：那时大家都只顾着从飙升的

房价股价中发财，谁还理会制造业空洞化、资源投在非生产性的建设、

竞争力消失、房价比新加坡高三倍、大陆在改变、地缘优势在磨灭、热钱靠不住？一个亚洲金融风暴，这些问题全都出来了，可是已积重难返。

　　不过，陈冠中十分看好香港的下一个十年。到时，香港人可能个个都是民主派，个个都亲中，香港将进入“光荣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