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资本市场减压超大城市

　　专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约翰·奎格利、美国布朗大学教授费南·亨德森

　　陈达

　　“移民不会必然地选择流向其人口增长能给中国带来最大收益的那些城市，而是选择在层级制度中有优势的城市。”

　　如何避免过度拥挤的超大城市出现？《报告》的结论是，进行广泛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整个资本市场应该向所有的企业、城市和农村部门开放，形成融资市场的自由竞争，从而使那些处于较低行政层级的城市能更好吸引投资和移民

　　未来20年的中国，将有超过4亿多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约翰·奎格利(John Quigley)和美国布朗大学教授费南·亨德森(Vernon Henderson)看来，由于目前中国的大部分城市规模较小，未来的扩张速度将加大，然而中国政府如何有效率地来面对这股力量、如何全面推进各地的GNP和生产力、如何实现中国的城乡和谐以及防止移民大量流入个别城市，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约翰·奎格利和费南·亨德森是《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的政策问题和政策选择》(下称《报告》)的主笔。该《报告》由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CERAP)支持，由国内外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合作，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并发表的成果报告。《报告》是该项目发布的第三份报告。这份《报告》刚递交到中国政府高层。

　　近日，《报告》的两位主笔在北京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

　　中国城市规模“小”

　　“在2000 年，中国人口在100 万到1200 万的大城市的数量明显较少。虽然中国有规模尚可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费南说，“但许多城市规模还很小，如果这类城市的规模扩大一倍，可以使其单位劳动力的实际产出增长20%~35%。”

　　约翰进一步谈到，由于中国有不少城市规模较小，导致这些城市效率不够高，影响到了城市的生产和经济发展。

　　两位主笔者认为：“伴随城市人口规模不足而生的，是城市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不够。”

　　在两位教授看来，中国应该处在制造业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分散的发展阶段，虽然这种分散正在发生，但却受到阻碍。

　　“中国许多城市政府，往往偏好于制造业。同时他们愿意继续保有制造业，也有财政上的动因。因为这样可以分享制造业产生的增值税。他们利用某些优势吸引制造业及建立产业园招商引资。而此时它们恰恰应该更关注服务业的发展。这一点阻碍了制造业分散的进程和中型城市的发展。”《报告》称。

　　制造业分散的缓慢，又导致中国大城市最根本的商业服务和金融部门尽管成长快速，但是规模很小的状况。

　　《报告》称，2003 年，中国只有3500万到4000万农村移民跨省流向城市，占城市人口的6%~7%。在上世纪90 年代，中国半数新增的城市人口只是简单地由当地重新规划而将农村划为城市而实现的。移民高度本地化的结果是分散的城市化，这使中国大多数城市规模太小而不能有效利用城市集聚经济，限制了城市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增长。

　　城市化加速度

　　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主要特点，基于目前中国城市普遍规模小的情况，以及目前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速度，约翰和费南两位教授给出的结论是，未来10 年，中国快速的城市化会继续，甚至会加速。

　　两位教授在完成报告之前的调研中发现，1990年~2004 年，中国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4%，这个数字明显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它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的城市人口增长率——5%~6%。而中国整体经济增长显著地快于这些国家。

　　另一方面，2004 年中国城市化的水平是40%~50%，这也低于和中国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一般具有的55%的水平，而发达经济体为70%~80%。

　　在两位教授看来，这些都印证了未来中国城市化的后劲非常足。

　　事实上，《2005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作出了同样的判断，从2000年到2025年，世界城市人口将从1995年的24亿猛增至5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由47%升至61%。世界城市人口爆炸式增长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其中就包括中国。

　　而中国城市化率也将从1999年的30.9%增长到2025年的55%左右，城市人口从1999年的3.89亿增加到2025年8.3亿～8.7亿，翻一番以上。

　　于是，在这股加速度背后，人的流动也成为了关键的表现。

　　《报告》认为，在此过程中，劳动力会从低就业、低产出的农业活动转向充分就业、高产出的城市制造活动。科技进步提高了流向城市的工人们的生产力和技能，同时保持了农业部门的产出，这与对城市产出的出口需求一起推动了这一转变。

　　费南说：“管理好这些‘移民’的流动以及为城市提供高质量的‘移民’，是未来中国城市化要面对的课题。”

　　建立大市场

　　避免移民流向个别城市

　　《报告》认为，中国的城市体系在一个严格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其他地级市和县级市的行政层级上运作。这有两个特点，第一，较高级别的城市“监督指导”较低级别的城市；第二，较高层级的城市享有更大的决策自主权、更多公共财政资源，更容易得到交通方面的便利。

　　约翰指出，在中国城市层级体系里，层级顶端城市里的企业更容易得到国内外资本的青睐，这就会导致个别精英城市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公共服务水平，因而过多的移民被吸引到这些城市，这便会引来今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根据他们援引的数据，在1996~2001年期间，中国的省会和直辖市人口的增长率(包括居住6 个月以上的移民)是其他地级市的2 倍和县级市的4 倍。虽然其中的一些城市仍然能够吸纳外来移民并从人口增长中受益，四个直辖市和一些省会城市的规模却已经接近超大型城市了。

　　“移民不会必然地选择流向其人口增长能给中国带来最大收益的那些城市，而是选择在层级制度中有优势的城市。”约翰说，“我们担心，移民对金钱的追逐通常会造成一个过度拥挤、管理很差的超大城市，生活质量会变得很低。”

　　那么如何来避免过度拥挤的超大城市出现？《报告》给予的结论是，应该进行广泛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整个

　　另一方面，还需要逐步实行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建立城乡统一、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机制，为城乡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服务。

　　“我们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竞争的资本市场的同时，需要与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互补，这时候就需要提到教育问题，中国未来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巨大优势就是有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农村劳动力。”费南补充说。

　　他指出，从上个10 年开始，投入农村教育的资金显得不足。虽然从去年前后开始，农村教育投入有了一些改观，但比目前计划更高的投入将带来更高回报。

　　“缺乏高质量、价格合理的教育，将对以后的劳动力质量和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约翰严肃地提醒。摄影/傅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