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暖威胁日增 中外经济共御天敌

　　记者 周剑初

　　地球在发烧？

　　二三十岁以上的北京人很清晰地记得,仅仅在15年前，北京的夏天并不炎热,人们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给肚子盖上点东西才不会着凉。然而，事过境迁，今年的北京之夏据说是比往年提前了20多天，还没到6月人们就已领教到盛夏的酷热。

　　无独有偶，在北半球，英国今年2月的气温创出了340年来的最高纪录；在南半球，澳大利亚墨尔本去年夏季竟飘起了大雪。

　　是的，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地球正在持续升温。联合国最新研究报告指出，过去50年的全球平均气温是近1000多年来最高的。报告预测，从现在开始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极有可能升高4℃。

　　气候变暖已经给地球外观带来了明显的改变。在欧洲，阿尔卑斯山的冰川面积比一个半世纪以前缩小了1／3；在非洲，乞力马扎罗山的山顶冰冠只有上个世纪初的20%；在北极，冰层50年间已变薄40%；在亚洲，预计50年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冰川面积将比现在减少28%。

　　气候变暖其实已多次警告人类。上世纪80年代，罕见干旱造成北非数十万人死亡。同期，厄尔尼诺现象在各国频频出现，火山喷发也进入高潮。

　　如果我们对气候变暖再不采取有效措施，全球经济将付出巨大代价。联合国一项报告认为，如果世界各国在未来50年中不能有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每年将造成高达3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英国政府一份报告指出，气候变暖的代价是损失全球GDP的5%至10%。英国气象学家警告说，全球变暖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并不亚于核武器。

　　是谁烧热了地球？

　　面对日益变暖的地球，国际社会的重视也与日俱增。联合国有报告说，国际社会对气候变暖的关注已经超过了美伊对抗、朝核危机等国际事务，成为全世界的最大焦点问题。本月初召开的G8会议,将气候变暖列为头号议题。在各国，人们纷纷开始寻找气候变暖的原因所在。目前，主流的结论认为，以大规模工业化为主要标志的人类经济活动才是气候变暖的最大根源。联合国一份最新评估报告已将全球变暖与人类活动的相关性级别从之前的60%提高到90%，并指出，过去50年全球气温快速升高与人类进入温室气体排放高峰期恰好一致。

　　在人类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是地球变暖的头号罪魁祸首。研究表明，烟囱、汽车排出的二氧化碳约有50%留在大气里，而二氧化碳所产生的增温效应占所有温室气体总增温效应的63%，且在大气中的存留期很长，最长可达到200年。世界气象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自1750年以来，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长了35.4%，目前已达65万年以来最高峰值。去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33%，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一旦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25%，地面气温将会增高0.5摄氏度。

　　在温室气体的排放者中，发达国家是主体，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物质占到全球的66%，其中美国名列第一，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占到四分之一。也正因如此，两年前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规定，2008年至2012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

　　中国并未袖手旁观

　　中国是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明显增大，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加剧，自然生态环境变差，粮食安全压力增大，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中国气象专家认为，由于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生命期长达50年至200年，即使人类从现在开始不排放，由于惯性，全球气候仍然是要变暖的，全球地表气温在未来100年持续升高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因此，对我国来说，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威胁是当务之急。

　　事实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虽然并未承诺量化的减排指标，但为减缓气候变暖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国家制定了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节能法、可再生能源法等，实施了植树造林、计划生育等一系列有利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和行动。而就在本月初G8峰会召开前夕，花两年时间酝酿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适时发布。该方案明确要求，到2010年，实现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中国不仅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而且还要加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提高公众意识与管理水平。

　　当然，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还有一定的潜力。第一，我国能源使用效率较低，还要继续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第二，目前我国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占能源总量的比例还不高，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潜力很大。第三，国人保护气候的意识不很强，应当大力倡导绿色消费，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过度政治化：气候问题的误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气候变暖在内的国际环境问题呈现出政治化的趋势。所谓政治化，表现为国际气候问题谈判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将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的调整。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问题，有可能引发资源短缺、生态移民、社会压力增加等问题，需要各国和国际社会认真对待。因此，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趋势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过度政治化可能并不利于气候变暖问题的解决。说到底，气候变化问题还是一个发展问题，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长期努力的方向。即使各国暂时在具体行动方面存在利益分歧，采取强制性“环境干预”等措施，如对不履行减排义务的国家采取制裁行动等政治手段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适得其反。

　　应对气候变暖的国际合作，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而且需要综合运用技术、资金、市场、法律等多方面的机制，因此，尽管“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艰难而漫长，气候公约作为国际气候谈判“主战场”的地位仍不可动摇。任何联合国框架外的多边机制，如世界经济论坛、八国集团会议、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等都只能起补充作用。

　　国际社会应当看到，气候变暖主要是发达国家历史上长期排放和当前高人均排放造成的，发达国家在2012年后应继续率先承担减排义务，继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前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如果不顾历史事实、历史责任，不考虑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借气候变化问题不适当地即过早、过激、过高地要求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一样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从而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限制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显然是不客观的，也是有失公允的。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带来的后果，远比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正是基于上述基本历史事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客观的，也是公正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将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关系。我们不能再走高消耗、高排放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而是要努力走出一条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高产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双赢目标，惟如此，才是对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暖更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