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公权力滥用清除权钱交易土壤

　　近年来，涉及权钱交易的违规违法案件新问题、新情况频出。为督促官员自律，遏制其利用权力进行腐败，中纪委近日下发通知，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

　　中纪委的通知里，明确列出多项“禁令”，包括严格禁止官员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或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禁止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禁止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等等。

　　诸多的“禁令”，从一个侧面清晰地说明，违纪违法者腐败手段和形式日益多样化，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中纪委此时下发通知，既是对官员队伍中违规违法者的有力震慑，某种意义上，也体现出对党政官员的爱护，善意提醒众多官员莫为利益诱惑，误入歧途。而对于已有问题者，中纪委则表示在文件发布后30日内主动说清问题的，可考虑从宽处理。

　　各级纪委是执政党内的纪律检查机构，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体制里，纪委往往充当了反腐败的“急先锋”角色。最近几年来，各级纪委反腐成就斐然，使一批大案要案现形于阳光之下。纪检机构的努力，充分体现出中央高层建设清廉政治的决心与信心，也为规范市场经济的秩序真正起到保驾护航之效。

　　当然，各级纪委的反腐之路并不平坦。这不仅因为反腐者受制于人力、物力和精力的局限，更因为腐败者手段花样的不断翻新，难以对付。有时候，一种腐败“病毒”刚刚问世，其“变种”立刻也跟随着出来，让人难以辨认。

　　比如，法律法规不是明令禁止直接的权钱交易吗？那好，请托人通过资本市场上的交易机制，进行利益输送，为腐败者曲线送上回报。在这里，权钱交易通过市场的机制漏洞或监管漏洞，变相违法实现。又如，请托人以与官员亲属合作开办公司或合作投资的名义，使得当下的权钱交易在将来通过利润分红等手段实现。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中纪委的通知里列出的多项“禁令”，正是针对现实中腐败“病毒”常见的“变种”。以下发通知的方式来震慑这些“变种”，减少其传播与危害，中纪委的努力固然值得赞许，不过，无论是红头文件的提醒，还是法律法规的惩戒，若没有清除权钱交易的土壤，腐败“变种”仍是防不胜防的。

　　权钱交易为何猖獗，在中央高压反腐的局势下禁而不止？其中关键的原因正在于，权钱交易有着深厚的土壤存在。这块土壤的形成，有现实的制度缺陷，亦有历史的原因，以及权力与信仰之间的背离。

　　我们必须看到，目前政府职能的转变远未到位，行政审批还过多过滥，权力的透明度还不够高，等等。尽管，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方向是明确的，但是，这个改革的过程并不轻松。

　　近几年里，中国出台了《行政许可法》，对政府权力配置资源作了限制，不过，不少政府机构从部门利益或局部利益出发，依旧紧紧地将行政审批权力控制在手中，而这种难以被有效监督的权力，正是与金钱相互勾结的始作俑者。有些政府部门，明里对审批工作作了改革，但改革却流于形式——如一度混乱的药监系统，在做药品审批时，引进了专家的技术评审，后来的事实证明，专家的技术评审形同虚设，行政审批权力依旧高于一切。如此，腐败自然不可避免。

　　就在今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并将于明年5月1日起施行。这部《条例》的出台，正是为了透明政府权力运作，从源头遏止腐败。我们固然对《条例》将起到的作用抱以信心和期望，但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不少政府机构的信息公开工作并不尽如人意，公权力的真正透明还只处在一种理想化的期待中。可以说，若缺少公权力的透明，权钱交易就一定有其土壤存在。

　　若从历史深处找寻原因，我们不能忽略官本位文化带来的不良“遗产”，也须正视中国民众长期以来对于明规则与潜规则往往态度含糊。历史的、文化的诸多因素影响着国民性格。很多人憎恨腐败，但自己一有机会，却也忍不住扮演腐败者的角色。显然，当这个国家欲清除权钱交易的土壤之时，其文化上的治理必不可少。

　　在制度与历史因素之外，我们应当强调的是，为官者的政治道德与信仰，不该成为可有可无之物。制度固然是刚性的，道德律令，则是柔中有刚的力量。当权力遭遇利益的考验之时，在制度的疏漏之处，官员内心中的道德律令不能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