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十年治污 为何污染加剧

　　◎ 霍岱珊

　　编者按：本文来自淮河水污染治理的第一线，撰稿人霍岱珊是淮河流域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创始人之一。文中的大量事实说明了1994年开始的十年淮河治污竟成了一场梦，2004年开始的淮河治污三年再上一个新台阶。已经连续两年污染物排放量不降反升，令人触目惊心，催人猛醒。

　　淮河十年治污却是污染加剧的十年

　　说起中国的河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黄河与长江。但在黄河、长江之间，还有一条与之平行东流的大河，这就是淮河。 　　

　　淮河真的不是一条简单的河。淮河的水患灾难是出了名的，所谓“有雨洪灾，无雨旱灾”就是其真实写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淮河再次泛滥，毛泽东主席彻夜难眠，挥毫题写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决策。从此，淮河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治理淮河，兴修水利”成为这一时期的伟大壮举。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淮河流域的主要河道都经过了整治，河网沟渠、自流灌溉给淮河流域带来了林茂粮丰的喜人景象。根据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的统计，截至2002年底，全流域建成水库5700多座，总库容272亿立方米；兴建水闸5427座，其中大、中型水闸600多座；加固大堤5万多公里，开挖人工河道2164公里；建机电排灌站6048万处，耕地灌溉率超过70%；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20亿公斤上升到1999年的876亿公斤，占全国粮食产量的近1/5，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150～200亿公斤，约占全国商品粮的1/4，提供商品棉约占全国的1/5。这当为近代淮河最壮美的时期。 　　

　　只可惜，就在水利设施配套齐全、日益发挥水利效能的时候，水污染不期而至。这种水既不能工业用，也不能农业用，更不能饮用。 　　

　　淮河的水污染是与工业发展同步产生并渐进式加剧的。过去，淮河流域以农业为主，河水清澈见底，随时都能捧起来饮用。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淮河水的污染已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生态灾难成为淮河新的最主要的灾难。 　　

　　淮河水污染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94年确定了我国首批流域治理的重点项目，这就是著名的“三河三湖”(淮河、海河、辽河和太湖、

巢湖、滇池)治理。在1995年的8月15日，国家又颁布了《淮河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这是中国立法史上出台最快的一项法规，并且是为一条河流单独出台的一项区域性法规，其重视程度不言而喻。 　　

　　为推进实现达标排放和最终的水体变清，政府和媒体还启动了1998年1月1日的“零点行动”和持续多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等活动，令人记忆深刻。

　　2004年，淮河治污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其治理效果如何呢？ 　　

　　2004年7月中旬，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痛揭淮河十年治污之短：淮河上游的沙颍河、涡河等支流相继开闸放水，滔滔黑水，浊浪翻滚，臭气冲天，在淮河干流形成了155公里的黑色污染团，刷新了1994年淮河污染团总长70公里的历史纪录。污染团中的污染物总量达38亿吨，使河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指标在平时的基础上增加了7倍。污水团所到之处，一切生物遇毒皆亡。污水汇入洪泽湖，当地养殖业全军覆没，鱼鳖虾蟹悉数毙命，水产产量损失32亿吨，直接经济损失达31亿元。 　　

　　淮河治污，投资数百亿元，为什么竟然是“十年治污一场梦”？ 　　

　　淮河治污再次引起全国的极大关注。在各种议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污染反弹”。其实，从民间观察来看，淮河十年治污却是污染加剧的十年。 　　

　　十年间没有一家企业做到常年持续达标排放，而这样的企业在淮河流域数以万计，在治污和监管方面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现象司空见惯。 　　

　　十年间把治理的重点对准了“十五小”企业(1994年以来先后关停了约5000家“十五小”企业)，而这些小企业的排放量很小，有些小企业的排放根本就流不到淮河，因此小企业对淮河构不成致命威胁。而真正能够“杀死”一条河流的排污量非那些大企业所不能。大企业排放污染不仅量大，而且肆无忌惮。

　　治理污染的设施严重缺位。国家批准淮河流域“十五”期间拟建161项城市污水处理工程，按照2004年公布的数字，有78个项目是纸上谈兵，根本就没有动工；55个项目正在建设，不能发挥作用；28个完成项目本应发挥作用，但却属于“盆景工程”，领导来了就运作，领导走了就关闭。 　　

　　十年间，生活污水排放量随人口同步增加。 　　

　　农业面源污染累计增加。 　　

　　正是以上这些因素，才使淮河水污染呈现出逐年加剧的态势。

　　淮河治污举步维艰

　　2006年，关于淮河治理的争论此起彼伏，但淮河治污毕竟还要继续下去。 　　

　　2004年10月23日，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蚌埠主持召开淮河水污染防治现场会，沿淮四省主要领导签下军令状，要用三年时间使淮河水污染治理“再上一个新台阶”。 　　

　　“三年上一个新台阶”，步子不算太大，却也不甚轻松。淮河的污染主要源自工业污染。尽管国家重新调整治理定位与策略，加大了执法力度和治理的投入，但企业偷排污染还是照常不误。由此可见企业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 　　

　　企业偷排污染犹如轻车熟路：白天不排夜间排；晴天不排雨天排；关闸不排泄洪排；上级视察时不排走后排；许多企业修建有置换污水/清水的暗道调控机关，有的排污口直接通到河中央；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仍是普遍现象。 　　

　　如下的一幕也许谁也不愿意看到，但它却是实实在在地上演着——

　　2004年10月23日，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视察安徽省阜阳市沙颍河大闸，其水质为Ⅱ类。在其上游的沙颍河沈丘槐店大闸上游的企业已经开始排放污染，黑水、泡沫、臭气肆虐而来。原因是先前为保障国务院在蚌埠开会这段时间的水质，工厂内已经储存了20多天的污水不得排放，早已“内急”难耐，在确信国务院领导不来这里视察之后，便“一排了之”。虽是偷排，却也“平安无事”。此时这里的水质已恶化至劣V类。 　　

　　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公布的水质监测周报显示，沙颍河槐店大闸的水质在2005年和2006年分别有两次是Ⅳ类水，其余时间皆为V类或劣V类。 　　

　　2005年春季，沙颍河槐店大闸段的污染毫无退却之意，滔滔黑水裹挟着污浊的泡沫奔腾而下，遇物受阻，泡沫便爬上堤岸，甚至涌进船舱，直接威胁着淮河干流水质。紧急中，国家环保总局于当年4月末启动了淮河应急预案。按说2005年是“上台阶”的起步年，此情此景，犹如刚刚抬起步，却已崴了脚。 　　

　　三年时间不算太长，第二年已很关键。2006年被称为“上台阶”的“关键年”。特别是经历了松花江特大污染事件之后，各级政府对水污染的重视普遍增强，淮河治污可望有实质性的进展。不料，4月份从淮河干流传来消息，其水质已恶化为V类，引起了人们一阵惊慌。各级环保部门紧急出动排查污染源。其实，地处淮河上游的沙颍河水质一直处于V类或劣V类状态，其对淮河干流的污染贡献率持续走高。 　　

　　2006年的沙颍河出现了许多令人不解的现象：6月20日，已经进入丰水期的沙颍河其溶解氧降至0.59毫克/升，这是历年来的最低点；不同于往年的是，沙颍河在经过丰水期泄洪之后，往往在11月出现“黑水”，而在2006年9月，“黑水”抢在“十一”黄金周之前来了一次总爆发，不仅黑水浊沫更甚，连大鱼小鱼全都漂起来了。公众惊呼这是近几年罕见的现象！

　　其实，淮河的污染指标不降反升，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完全符合当前中国环境状况的总体趋势。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曾经评价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说：主要污染物指标不降反升。大环境如此，淮河的水环境也是如此。人们担心“三年再上新台阶”剩下的时间只有一年了。这一年恐怕要跑步前进了。 　　透析2006年污染物指标不降反升的原因，不难得出结论：在一些地方，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模式的任务还没有真正落实，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的现象还没有根本扭转，淮河治污上台阶只能在艰难中前行。

　　急需救助的生态灾难

　　淮河流域长期的水污染已经给沿岸百姓造成了巨大生态灾难，而且越是水利设施、灌溉条件好的村庄受灾越严重。企业排向淮河的高浓度的污染水通过干渠、支渠、毛渠灌进农田、坑塘，下渗地下，覆盖了广大农村的土地和村庄。村民们感觉饮用水出现怪味，浑浊、泛黄、悬浮物、蜡质状漂浮物随时可见；最明显的是这种水烧开之后沉淀物大增。淮河流域农村居民生活大多用10米左右的压水井取水。这个深度与当地河流、坑塘的水体处在同一水平线。实际上，沿河广大农村50米以上的地下水已大部分被污染。

　　1994年7月中旬，淮河发生特大污染事故，在黑色污染团过后，水质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安徽省蚌埠市自来水公司取了3000公升淮河水送到上海去化验，结果对比美国环境保护机构公布的129种“首要控制污染物”，蚌埠三水厂和一水厂的源水分别查出90种和95种，其中，致癌物高达67种。 　　

　　河南省沈丘县黄孟营村三面环水，2004年7月，该村村民王晓天、孙德义家的压井水经安徽省阜阳市疾病控制中心检测，发现有10多项指标超标，其中锰、硝酸盐严重超标。村民长期饮用这种水，造成整体健康水平下降，癌症等多种疾病高发。 　　

　　近年，在淮河流域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五十年代淘米洗菜， 　　

　　六十年代洗衣灌溉， 　　

　　七十年代水质变坏， 　　

　　八十年代鱼虾绝代， 　　

　　九十年代拉稀生癌。 　　

　　这首民谣道出了淮河由清变污的过程和特征。水污染在危及人的生存之前，人们对它的关注很不够，到了1990年代，癌症在沿河村庄已经达到肆虐的程度，人们方才有所觉察。据在沙颍河段岸边的黄孟营、孟寨、陈口、孙营、东孙楼、解庄、孙营码头的调查，自1990～2004年，每个村因患癌症而死亡的人数多则超过百人，少的也有几十人。大多是以消化道为主的食道癌、贲门癌、胃癌、肠癌、肝癌等，发病呈明显集中趋势。黄孟营村王自才一家4口全部死于癌症；有些村庄一条街家家户户都有人患癌症，被称为“癌症一条街”。据沈丘县医院的记载，1972年当地120万人共发现癌症患者12人，发病率为十万分之一，这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吻合；而如今在这里，癌症发病率最高已达1%。 　　

　　水污染引发的生态灾难除表现为癌症高发以外，还对人的生育、生殖器官造成毒害。受水污染物质的影响，近十几年沿河村庄年轻夫妇中不孕不育者增多；新生儿畸形、儿童发育不良、残疾、痴呆患者增多。据2004年调查，黄孟营村有上述疾患的儿童有35名；在傍河的赵古台村有6名儿童患先天性心脏病。当地皮肤病患者中儿童居多，表现为变应性皮炎，久治不愈，但离开患病环境即可自愈，返回患病环境便复发。沿河的渔民、采砂作业者多出现手脚溃烂，经久不愈。沿河村庄的甲状腺癌、甲状腺囊肿、乳腺癌、乳腺增生患者增多。据调查，当地历史中并没有这类疾病高发的记载。此外，偏瘫、心脑血管疾病在沿河村庄明显增多，并有年轻化趋势。这类疾病曾被人戏称为“富贵病”，但目前沿河村庄的生活水平仍为温饱型，有些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吃不到大鱼大肉，村民长年辛勤劳作，而他们身处污染环境中，污染物质长期作用于其血管壁是其发病的直接因素。我们称上述疾病为“生态疾病”。

　　淮河治污需要攻克六大难题

　　水污染造成了沿河村庄的生态灾难，要改变这种状况，还得从治理污染、实现清洁饮水入手。 　　

　　活跃在淮河流域的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推出大型社会公益环保项目——拯救淮河希望工程，把“对淮河水污染及其治理进行长期的跟踪调查和监督、对水污染严重的区域实施清洁饮水救助、对癌症高发村实施医疗卫生救助”作为其三大任务。 　　

　　早在2000年，河南省政府为改变污染地区村民的饮水状况，拨专款分别在沈丘县大王楼、海楼两个癌症高发村打了两眼450米深的深水井，结果对遏制癌症发病取得了“当年下降，次年大降，三年接近正常”的良好效果。2003～2004年，“淮河卫士”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黄孟营、东孙楼两个癌症高发村安装了350部滤水器，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净水效果，深受群众欢迎。2005年国家进一步投入巨额资金启动饮水安全工程，大面积解决污染区村民的饮水安全问题。2005年4月末，淮河流域启动环境应急预案。当时“十五”临近末期，但“十五”计划中全部完工项目仅占35%，投资仅完成41%，远不能达到“十五”计划确定的目标要求，许多工程治污措施落空，老账未还又欠新账。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启动淮河流域环境应急预案时说，淮河水质的整体状况至今尚未根本改观，离“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水”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主要有六个原因： 　　

　　(1)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一些地方政府负责同志至今还没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甚至充当违法排污企业的保护伞。 　　

　　(2)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太慢，造纸、食品酿造、化工、纺织印染等一些高耗水、重污染行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仍占工业排污总量的70%以上。 　　

　　(3)环保法律所赋予的执法权限有限，使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的老问题依然存在。 　　

　　(4)水环境监管职能交叉，体制不顺，环保部门对水污染防治难以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5)污染治理市场化机制没有形成，治污资金严重缺乏，城镇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正常运行率极低。 　　

　　(6)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过高，闸坝林立，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汛前腾库时容易引发水污染事故。 　　

　　这六大原因切中了要害。也就是说，攻克这六大难题，淮河治污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可能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参与是很重要的。公众参与可以大大缩短这个过程。 　　　

　　淮河治污需要公众参与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以河水论治理。可以说，实现淮河干流的清澈，要看支流来水是否清澈；若要支流来水清澈，要以排污口的水质为保障。排污口是源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要着眼于全流域，看好每个排污口，是保障淮河水质最有效的手段。但是，各地的环保部门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其他原因不说，单是人力就远远不够。在企业尚不能自觉担负起治污责任的情况下，看好排污口就犹如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或者说是在打“游击战”。“十年治污”就是打的这种消耗战。时至今日，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生态环境都已不容许我们再这样消耗下去了。打一场治理淮河水污染的“阵地战”势在必行！ 　　

　　公众参与是打赢“阵地战”的基础。公众参与有很多优势。首先是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任何部门都无法与之相比。其次是参与的广泛性、及时性和坚定性的优势。组织公众参与，可以形成对排污口的实时监控。公众熟悉当地的社情特点及企业排污规律，而排污口就在其周围，长期令他们深受其害，他们对企业偷排污染深恶痛绝，他们是企业偷排污染的“天然克星”。只要管理到位，就可以实现实时监控“散点分布、覆盖流域、形成网络、全面治理”的效果。 　　

　　在形成公众参与的对排污口进行实时监控的基础上，对达标排放的污染水还要做进一步的净化处理。实际上，即便是做到达标排放的污染水，其污染物质的含量依然很高，而且当这些污水汇聚一处达到相当的蓄积量时，其危害仍会非常严重。现在的许多排污口的管道直接排入河流，在环境容量超载的情况下，淮河的污染依然严重。有专家要求取消直接的入河排污口，在排污口和河流之间增加一个生态“缓冲带”(湿地)，使进入“缓冲带”里的污水再次得到处理，达到或接近河流在自然状态下的洁净程度，各类水生生物(包括鱼类)可以正常生长，最后才排入河流。此法也适用于生活污水的排放。

　　环境非政府组织(NGO)在治淮策略上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需求莫过于针对公众参与的政策法规的保障。 　　

　　民间环保在我国已经有不算太短的历史，但公众参与的程度还很有限，这也充分表现出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方面的不对等。在很多地方，当地政府为发展经济“保驾护航”，为某某企业挂牌“重点保护”的现象司空见惯。但为公众参与、为民间环保“保驾护航”的事例却如凤毛麟角。这是与改变我国环境状况的迫切需要所不相适应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些地方的民间环保工作就很难开展，民间环保人士常常处于危险境地。要实行真正的公众参与，政府就要为环保非政府组织开绿灯，就要有相应的政策法规作为保障。民间环保也需要“保驾护航”。 　　

　　此外，还要树立流域观念，打破属地界线，要有统一的流域管理机构。河流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所有流域范围是一个整体。我们对河流的治理也应如此考虑。但目前在领导和管理理念两个层面上还没有做到这一点。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与水利部为“排入淮河的污染物总量”意见不一，大打“口水仗”，就使这一问题的暴露达到极致。 　　

　　在许多地方，河流的属地管理影响着水污染的治理也有明显的表现。按照目前的属地管理规定，地方政府对其境内的环境质量负责。这就使“以邻为壑”的事情时有发生。许多地方政府或部门对当地企业偷排污染的现象视而不见，反而纷纷宣称其出境水质已经达标。这样做的结果，最终还是毁了淮河。 　　

　　淮河治污需要公众参与，公众参与需要政府多开绿灯。如此，必将迎来一个广泛的、全流域统一的、切实有效的淮河水污染治理的绿色之春。 　　

　　通过建立公众参与的实时监控体系，恢复淮河的良好生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应当成为我们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的实际行动。

　　(本文转载自环境绿皮书《2006年：中国环境的转型与博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3月)；作者系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