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北京(2)

　　

　　城外

　　“在这个地方住了四年，我做梦都想回北京，可就是没钱买房。”梅大妈说的“这个地方”，指的是天安门广场正东30公里处，隶属河北廊坊三河市的燕郊开发区。

　　53岁的梅大妈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2001年，她下岗了。当时她的家还在北京城内的广渠门，家门前不远就是铁路。“没事的时候就看看火车，看着看着就心想，连机器都在跑来跑去，我一个大活人却闲着。”不久后，梅大妈的丈夫也下岗了。但更难受的还在后头。

　　2002年6月，梅大妈夫妇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被纳入了拆迁范围。因为是自建的平房，按照当时的政策，梅大妈一家得到1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而当时北京市

商品房平均售价已经是每平方米4764元。“我们转遍了整个北京城，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然而，“房顶都给掀了，找不到也得找。”

　　在那年的国贸房展会上，梅大妈夫妇有了意外的收获——当时商品房一平方米才1000多元的燕郊。

　　最初的欣喜过后，怀乡病来势汹汹。

　　“我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从小在胡同里长大，一把年纪了却被挤出北京，到了河北的郊区安家落户，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吗？”梅大妈情绪有些激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要不是北京的

房价太高，谁会大老远跑燕郊啊。在北京，不管是大马路还是小胡同，晚上都不可能有黑道，而这里，我刚来的几年，晚上黑灯瞎火的，白天脏了吧唧的。”

　　“我母亲还在时，每次回城里，我都会呆半个多月，真的很不想回来啊。”母亲去世后，梅大妈很少回北京了，“没有家了，回去我上哪儿啊？”现在，她靠着在小区收、捡破烂维持生计。

　　“回不去了，”梅大妈说。同样选择在燕郊买房的也不是没有在北京上班的年轻人，或是家底比较殷实的白领阶层，梅大妈感慨道：“我们没法跟年轻人和有钱人比啊，他们只是燕郊的过客，而我们，很难再脱离这块土地。”

　　63岁的郭大爷住在燕郊的东方御景小区，他是2005年搬来的。

　　“在北京，早上起来胡同口一遛弯儿，吃碗炒肝，再带点油条豆浆回家。”郭大爷一边叹气一边说，“现在小区门口倒是有个炸油饼的，可看着就不干净，刮着大风也在那吃，我还真是没那习惯。看个病啊，领个退休费啊，都要跑到通州去，这里毕竟是河北境内，取五十元钱都收手续费呢。”

　　和郭大爷住在同一个小区的老金已经动了搬回北京的念头，“像我这样有拆迁证的北京人，如果再回北京购房，不知道有没有优惠政策？”比起生活上的不便，老金更怀念当年充满人情味儿的日子。“过去在老胡同里，街坊邻居都很熟悉，没事就坐在一块儿聊天说话，几十年了还相处得很愉快。谁临时有什么事都互相帮忙，短时间出个门，买个东西去个厕所都不用锁门。”让他不断怀想的还有那些讲究的老房子——磨砖对缝，前出廊后出厦，冬暖夏凉。那些精美的砖雕和描金的彩绘，虽然旧了，但看上去更有味道。那些花园里面从南方远道运过来的太湖石，拆了多么可惜。

　　移民带

　　“一定要搬吗？”那些忧伤的老北京人问。

　　2006年，《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在《车警官出前门记》中，讲述了一位名叫车金鼎的老北京人，遭遇拆迁，被迫搬离他位于前门小江胡同9号的300多平方米的祖产四合院的经历。

　　南香红写道：“一年多来，车金鼎一直受到两股力量持续的、无间歇的撕扯。一个是自己家居住了几代人的老宅要被拆迁，另一个是北京市场上不断飙升的房价。作为车家唯一的男性继承人，他必须想办法保住从祖父一代传承下来的老宅；而作为一家之主的他，得在老宅消失之后，为一家人找到一处房子安一个新家。国庆节前夕，他将刚刚得到的拆迁补偿款加上家庭积蓄，凑足了100多万，购买了位于北京二环之内的一所二手房。当把那100多万从存折里过户到另一个人名下的时候，他的心脏抽搐了一下。两种撕扯的力量骤然停止。他的位于北京前门小江胡同9号的3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没了，他一生所积下的钱没了。”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甚至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过去数年间，数百万的外地人涌入北京，上十万的北京人却选择出走。据有关统计，外地人以及外籍人士，正以每年新增5.6万人的速度进入北京，并在北京置业安家。而自2004年起，外地人在京购房的比重已近北京楼市半数。

　　与此同时，北京周围，一个明显的移民带正在迅速形成。

　　以天安门为圆心，这个移民带大约分布在60公里半径以内，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西南方60公里处的涿州以及正东方向30公里处的燕郊。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8万北京人涌入了燕郊，2万左右搬到了涿州。此外，新移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比如廊坊、固安，乃至更远的天津。

　　而这些被当作目的地的城镇却因此看到了无穷的机会。

　　“京郊生态卫星城”是河北人喊出的口号，所谓是生态卫星城，是指在大城市周边，既要环境好，又要交通方便，同时城市功能齐全的小城镇。虽然这些地方对应这些标准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北京人移居而带来的正面影响已经显现——“北京人投在河北房地产上的钱最少也有500亿元，光税就上了十几亿元。”涿州市发改委一位官员保守地估计说，“除此之外，北京人住在河北，要吃饭吧，要买东西吧，小孩要上学吧，这些消费每年至少也得三四亿元。”

　　建设“京郊生态卫星城”，“打造面向北京人的宜居城市”是涿州这个总人口60万，面积却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喊出的口号。而燕郊所在的三河市，正忙着说服北京市将八通线东延到燕郊，以拉近燕郊和天安门的“距离”。此外，当地还将投资17亿元兴建一座有1200个床位的综合性医院，要建老年服务中心，还要加强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配套设施建设，目的就是在未来吸引更多的北京人来此居住、度假、娱乐。

　　而这些新来的北京人却在无意中对移居地原住民的生活形成了又一轮的压力。他们在拉动地方经济的同时，必然带高了当地的房价。去年涿州的房子是每平方米均价1000元，今年上半年已经涨到1500元；燕郊的房子在1999年时均价是每平方米900元，现在已经上涨到了每平方米接近3500元的水平。北京人在北京买不起房的“传染病”蔓延到了河北，最典型的是燕郊，有燕郊人感叹：“北京人一来，餐饮、商业是发展得越来越好了，不过物价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房价，涨得太快了，本地人都买不起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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