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重寻定位 曾荫权坦言“积极不干预”过时

　　本报记者 申兴 杨兴云 香港 深圳报道

　　在香港是否被“边缘化”的质疑声中，特区政府开始重新审视香港的定位。

　　年初公布的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首次把香港纳入规划之内，明确表示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资讯服务等服务性行业，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地位。作为回应， 2006年9月11日，特区政府特别举行“十一五与香港发展”经济高峰会，邀请国内高官与香港 33名行业领袖共谋发展新路向。

　　由于此次会议议题具有相当强烈的规划色彩，会后特首曾荫权又首次公开表态，否定香港一直以来奉行的“积极不干预经济政策”，使这次高峰会被视为香港“转身”的一个注脚。

　　边缘化危机

　　如2003 年深圳“被抛弃”说风生水起一样，香港今年的主题词是“边缘化”论。

　　香港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则扮演了当年深圳民间观察人士的角色。

　　时间是2006年3月20 日，场合是“中国十一五规划研讨会——香港的角色”。许的原话是：“面对珠三角城市这些基础建设的发展，它们又在位置上较接近货流的源头，我们必须正视香港被边缘化的问题。”

　　听闻此言，一时满座皆惊。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当场心有戚戚焉：“香港被边缘化问题其实存在多年，现时最迫切要处理的是避免边缘化加剧。”

　　“边缘化”一说引爆了香港人长期以来的担忧情绪，也激发了香港精英阶层的讨论热情。

　　本报记者9月上旬实地采访了香港的物流、金融、贸易等支柱性经济部门和相关企业，从掌握的一手材料来看，此言并非空穴来风。

　　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中港两地不过一河之隔，面对内地低成本的竞争，香港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被边缘化根本是无可避免的现实。”

　　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深港两地港口的现状。

　　香港付货人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显示， 2005年香港港口吞吐量增长放缓。而深圳港口取得强劲增长。虽然香港依然是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但货量流失到深圳港口的速度却在加快。2005年1月，深圳港口吞吐量的升幅为40.9%，在前五个月，深圳港口吞吐量的平均增幅为28.7%。而2005年前五个月，香港港口吞吐量只微增0.7%。

　　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高昂的跨境货柜车费用与码头处理费影响香港港口吞吐量，并驱使香港付货人选择深圳港等邻近香港的港口付运货物。

　　香港付货人委员会主席林宣武表示，香港方面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也进行了较多的努力。香港货运码头商曾表示他们在过去几年已经大幅降低码头费用，幅度高达两位数字。跨境货柜车费用也已经减下来，但内地也相应进行了减少。如

东莞到香港的运输费用，香港从 3500元/柜已经减少到了2100元/柜，而同样深圳方面立即把东莞到盐田和蛇口的费用从2000元左右减到了1100-1300元/柜。

　　2005年，广东省GDP突破了2万亿大关，远超香港的1.5万多亿港元。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认为，这意味着，“香港大广东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香港小广东大”的局面正式确立，香港人从此将难于再提“带动广东发展”这个句式，而只能讲“配合广东经济发展”，从中寻找香港的奶酪。

　　　“从两地之间经济增长速度的反差，香港经济赖以支撑的几个重要行业的前景来看，香港对

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下降。”香港全国政协委员刘乃强对记者表示，港府若不带头推动经济与内地融合，最终将会自我边缘化。在此背景下，港府官员主动喊出了“狼来了”，就是要未雨绸缪，努力将香港融合于大珠三角区域经济，以及整个大中华经济。

　　香港转身

　　“这是特区政府第一次有系统地深入审视香港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之下的机遇和挑战。” 行政长官曾荫权表示，“大家认为要保持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我们需要不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能力，并且要保持在国家里面最国际化城市的领先地位，这样才能应对内地城市不同区域的迅速发展，共同寻求商机及应付市场上不断改变带来的挑战。”

　　记者获悉，此次会议上成立的四个专题小组中，金融服务业是重中之重。金融服务方面更细分了三个小组，分别是以港交所主席夏佳理负责上市规则、中银香港总裁和广北负责香港外汇、商品期货发展，AIG高级副主席谢仕荣负责保险业在香港与内地发展。金融小组召集人李国宝解释，小组认为内地与香港的关系，应是互助互补和互动。

　　专业服务、信息、科技及旅游小组也下设了三个工作小组，分别由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牵头研究如何令更多专业服务进入内地；盈科副主席苏泽光负责建立粤科科技创新平台；康泰旅行社主席黄士心负责让香港旅游社在广东举行试点旅行团等。

　　航运、物流及基础建设小组是边缘化论冲击最大的领域，尤其引人注目。该组召集人董建成表示，将配合内地发展，更前瞻方法配合内地的交通基建发展，加快跨境建设的落实如西部通道和港珠澳大桥，并加强两地机场和港口的分工，避免恶性竞争。

　　商业及贸易小组召集人冯国经强调，要进一步推广香港品牌，把香港在国际贸易市场的成功经验应用于内地，并协助珠三角9万多家港资厂商转型，发展内销市场。此外，他还提到要引入有经验的内地人才，增加内地优质生来港读大学等。

　　作为“一项浩大工程的开端”，曾荫权表示，在未来数月，会有更多相关的专家加入，进行有广度、有深度的调查和辨证。“我们的目标，是要为政府、学术界、商界和公众人士订下一个切实可行的行动纲领清单。”这一行动纲领被要求将于今年年底前或最迟于明年初向曾本人提交。

　　与会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也指出，香港有足够理由和能力应对各种挑战，特别随着内地进一步发展，可以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发展提供广阔腹地，香港不会被边缘化。

　　“积极不干预”是否过时

　　由于此次会议议题相当具体并带有强烈规划色彩，有香港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当面质疑特首，“今次政府这么高调提出一个经济发展方向的规划，会不会意味政府其实已经放弃了以往香港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呢？”

　　曾荫权的回复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积极不干预政策已经是很久以前一位财政司司长夏鼎基先生所说的，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说这是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蓝图。我们一向所做的，你记得历届财政司司长所说的，我们发展的方向，就是一个‘大市场、小政府’的方针，政府会尽量配合市场需要做事。”

　　而事实上，在香港妇孺皆知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影响深远，并写入香港中学教科书。一些学者认为，港英政府推行至今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是当年香港“经济奇迹”发生的重要因素。

　　分析人士指出，曾荫权此番首次公开否定积极不干预政策的表态，被视为香港转身的一个注脚，也是大势所趋。担任香港财政司司长期间，曾荫权也曾对本地市场进行过干预。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港府向香港股市注入数十亿港元以维护港元联系汇率制度。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乃强认为，“香港如果打积极不干预主义旗帜，继续我行我素，那香港一定置身于中国整体发展的大潮流外，被边缘化。”

　　恒生银行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柯清辉也表示，特区政府早已承诺实行“大市场、小政府”的政策，因此不担心政府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会影响香港的自由市场制度。他指出，政府若完全不干预市场运作并非好事，相反只要是适当干预，也并非坏事。

　　香港一种反对的声音认为，内地与香港经济融合模糊“一国两制”的界限，香港将被“中国化”。

　　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副教授苏伟文表示，内地采取规划式经济体制，随着香港与内地融合，香港无可避免要与内地配合，增加计划性工作，给人计划经济的意味。

　　针对这一做法是否危及自由经济体系乃至“一国两制”，受访的多位学者均指出，经济融合是按照市场经济的通行规则推进资源的流通与配置，追求效益的最大化，这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平博士表示，实际上特区政府所做的工作无非就是为两地的企业发展创造条件和提供更加适宜的环境，并无影响经济行为的行动，这又何来经济干预之说？

　　“香港属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经济体，与内地在经济管理模式及手段方面完全不同，因此将粤港双方就‘十一五’规划进行协调看作是香港经济融入内地经济，是不准确的。”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华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秀珍博士也认为，“这既不影响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与‘一国两制’无涉。”

　　(相关报道见《港府大幅缩减边境禁区 香港距离深圳又近一步》）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