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开发决策出台的幕后故事

　　○ 中国投资记者 魏刚

　　在海河冲击平原的尽头，有一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10年前，谁也无法预料，这片2270平方公里的盐碱地会给天津带来怎样的机遇。然而10年后，这片贫瘠的土地正被天津人寄予了无限的热情与期望。

　　空客320总装厂房、百万吨大乙烯、东疆码头、北疆电厂，这些宏伟的项目不仅会吸引环渤海的目光，也将吸引华北甚至整个东北亚的目光。随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决策的出台，天津滨海新区正在成为北方开放的桥头堡、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为此，记者往返于天津滨海新区与中央有关决策部门，梳理出这一决策出台的前前后后。

　　与机遇失之交臂的20年

　　在近代史上，天津地处京畿门户，历来就是北方的重要通商口岸与金融中心。新中国成立后，直辖市的地位让天津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机遇。在那个时代，天津成就了一批消费者熟知的名牌产品。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天津的光辉也渐渐暗淡，在整个中国经济的大棋盘上，变成了一颗无足轻重的棋子。而与此同时，1979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做出了在南部沿海建立改革开放特区的重大决策。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以深圳为龙头的珠三角地区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极。

　　1984年，经历了8年震后沉沦的天津，迎来了第一次机会——天津开发区成为中国首批国家级开发区。当时，天津开发区真正实现“三通一平”的土地不过2平方公里，签约企业也仅有41家，投资总额不足8000万美元，投产企业仅2家，年产值区区3872万元。

　　1986年8月19日至21日，邓小平同志在天津视察，其中一个讲话在天津广为流传:“你们在港口和城市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并挥毫写下“开发区大有希望”。

　　在这样一个发展机遇面前，天津为何没有趁势而上、却与其失之交臂呢？当时，天津也曾向中央提出了希望能够获得深圳特区那样的优惠政策和开发开放地位，但由于改革的重心仍然集中在南部沿海地区，而且天津的经济实力和软硬件环境都还不具备全面开发开放的条件。1979～1986年，天津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这个速度低于全国9.5%的平均水平，甚至连一些内陆省份都不如。因此，滨海新区就从国家战略的视野中消失了20年。

　　重振天津工业建设滨海

　　1990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做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定。随着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的建立，浦东作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迅速崛起，并带动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一起腾飞。从深圳到浦东，改革开放正从南往北稳步推进。

　　“深圳速度”、“浦东变化”让天津人开始思考新的发展方向。对滨海新区的关注最初的想法来自天津工业重心东移。在1993年底，当时天津市委市政府考虑到天津开发区已具有一定规模，而天津东部汉沽、塘沽和大港一带，本身就有一些民族工业基础，加上天津港和保税区的物流优势，可以成为新的工业中心，重振天津工业的雄风。

　　1994年元旦，时任天津市市长的张立昌第一次面对天津市民发表新年祝词，天津市民听到一个新的目标——所谓“三五八十”四大目标。而其中最为亮眼的就是“十”，即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使其GDP达到天津的40%，外贸达到天津的50%。

　　事实上这个目标已提前1年实现。1994年，滨海新区生产总值为112.36亿元，到2005年已达1490亿元，年均递增20.3%。滨海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出口分别占天津市43.7%和65.6%。而如今的天津滨海新区，也早已“扩容”，面积已由原来重点建设的350平方公里，扩大到2270平方公里。

　　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天津滨海新区要求享受浦东政策的要求没有被满足，但无论是政府、民间还是学界，都希望天津滨海新区最终能进入国家决策视野，作为带动北方经济的引擎。这种信念随着天津滨海新区自身的发展壮大而不断增强。

　　政协助推进入决策视野

　　天津滨海新区能最终进入国家决策视野，与在津全国政协委员的多次提案以及全国政协的重视分不开。

　　从2003年以来，全国政协办公厅多次组织委员围绕滨海新区建设建言献策，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忠禹、秘书长郑万通，与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萧灼基等多次深入滨海新区调研。

　　2003年1月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任天津市市长，自此戴相龙肩负着发展天津市、带动环渤海经济区域发展的重任。自戴相龙就任市长以后，加快了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速度。

　　2003年3月，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慧带领考察组，就发展循环经济进行调研，首次形成了加快滨海新区和海河经济带建设的建议，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

　　2004年3月，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的52名在津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大会递交《关于请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整体发展规划的建议》的提案。

　　天津的提案引起了全国政协的重视。2004年4月，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陈邦柱的带领下，全国政协组成考察团，又先后两次就天津滨海新区发展进行专题调研，进一步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发挥天津滨海新区在振兴环渤海区域经济中的作用》的报告。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这份报告指出，天津滨海新区已经进入跨越发展的新阶段，建议中央政府在规划审批、项目审批、土地利用、财政税收、自由贸易区建设等方面，给予天津滨海新区更灵活、更优惠的政策扶持，带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

　　这份报告被列为2004年全国政协的10项重点调研成果的第2位，2004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规划和建设好天津滨海新区，不仅关系天津的长远发展，而且对于振兴环渤海区域经济有着重要作用”。

　　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棋子

　　在温总理批示之后，受滨海新区管委会委托，一个包括国家发改委、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以及天津发改委的20多名专家组成的“天津市滨海新区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正式组建。组长是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

　　课题组对滨海新区的定位、产业选择、空间布局、体制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可行性建议。将滨海新区的开放开发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再次指出，滨海新区开发的意义不仅限于天津和环渤海，而是东北亚的开放门户和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极。

　　课题组起草的报告及准备材料在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以后，上交到天津市委、市政府，此后通过不同渠道上交到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视察天津滨海新区时指出，“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环渤海区域及全国发展战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走好这步棋，不仅对天津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施全国总体发展战略部署、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宏伟目标，都具有重大意义”。

　　2005年10月，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了将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的重大决策，为滨海新区新一轮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2006年6月，国务院通过中国政府网全文发布《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正式宣布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随后，天津市成立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改革试验领导小组，由市长戴相龙任组长，常务副市长黄兴国和滨海委主任皮黔生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天津市发改委，天津发改委主任李亚力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并下发了《关于编制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方案有关工作的通知》。

　　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也给予天津滨海新区重点指导和帮助。2005年5月15日，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副主任刘江、张国宝带领13个司局的负责人深入滨海新区进行调研，并对正在制定中的《天津滨海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14个方面的38条意见。一个地区的发展规划，由国家发改委亲自指导，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之后，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司长范恒山、体改司司长孔泾源、国土所副所长肖金成也先后到滨海新区调研指导。

　　2006年7月31日，天津市市长戴相龙邀请10位领导、专家参加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研讨会，原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中国体改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原天津市副市长、市政府对外经济工作顾问叶迪生，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局局长李泊溪，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司长范恒山，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孔泾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等领导、专家围绕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进行深入研讨论证，为方案的制定献计献策。

　　为了吸取有益经验，从2005年底以来，天津滨海新区多次组织到上海浦东和深圳特区学习考察。天津市市长戴相龙还率天津市代表团赴香港、英国和法国推介滨海新区。在推介会上，戴相龙全面阐述了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意义，详细介绍了滨海新区的发展优势、功能定位和主要政策措施。在多方努力下，2006年7月31日，天津市发改委草拟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至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全面启动，滨海新区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棋子。

　　在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域因素时，人们更习惯于纵向思维。沿海与内陆的差距，东部与西部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南北之间的差距往往被忽视。在以深圳为龙头的珠三角地区带动了整个华南经济时，在以浦东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带动了整个长江流域时，由南到北，环渤海地区自然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而天津滨海新区以它的区位、历史、规模、环境都当仁不让地应该是环渤海乃至整个北方经济的龙头。这是现实的选择，也是对历史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