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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利可图，一定会有更多金融企业参与进来，实现多方共赢”
本刊记者｜徐龙建
拿着审批完的贷款单据,郭庆华微笑着说:“今年我借的这10万元肯定能还上。”
郭庆华是山东省东平县银山镇徐庄村村民，2004年，他和10余位乡邻一起，在当地建造了一座石灰窑。如今，这座窑每天生产石灰三四百吨，总投资也已接近400万元。
“我们在信用社的贷款加起来有100多万元了。”郭庆华告诉记者。他指的“信用社”是东平县银山信用社。“400万元在农村可不是小数目，没有信用社的扶持，资金问题很难解决。”他说。
农民的财神爷
在银山镇，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象郭庆华的石灰窑一样的工厂多达几十家，规模虽然大小不一，但资金投入的特殊需求使这里90%以上的石灰窑在信用社都有贷款。当然，本地所有贷款的审批权都在申化强手中。
申化强是银山信用社的主任。有着22年农村信贷工作经验的他，今年只有39岁，除了每季度去东平县信用联社汇报一次工作和每半年参加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外，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审批、签字。
每天早上八点，申化强都会坐上“社里给配的”老款红旗轿车来到单位，甚至包括周六日。“我们基层没有固定的休息日。”他说。
银山信用社今年领到了6000万元的存款任务，这与早先每年几百万元的任务量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甚至相对2005年3000万元的任务指标也整整翻了一番。不过，他们第一季度的存款余额已经比2005年底时增长了4000多万元，这让申化强多少有些意外。
东平县地处鲁西南地区，整体经济水平一般。但由于丰富的山石、沙和水资源优势，相对而言，银山镇算是附近比较富裕的乡镇之一，信用社的存、贷款余额在整个县一直遥遥领先——截至2006年3月底，银山镇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为1.721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1.3002亿元。
银山镇现有三个金融机构：银山镇邮政储蓄所、农业银行东平县支行银山镇营业所和银山信用社。邮政储蓄目前仍然是“只存不贷”，而农业银行的网点正在办理业务移交手续，把业务移交到信用社，加上之前农行的营业所基本只办理对公业务，而且手续相对繁杂——“要交税务发票、结婚证、营业执照一大堆东西”——实际对个体农户并没有多少贷款。
“我们对单户贷款的审批权限是15万元，高于这个额度需要县联社审批。”申化强说。
银山镇有1.3万户农民，目前有大约4000户在信用社有贷款。“近3年内在这里有贷款记录的为7000多户。”
存款从何而来？
事实上，自2002年东平县信用社统一为县一级法人以来，银山镇信用社的存款余额都在稳步增长。这与当地农村整体的经济增长和农信社的独特优势息息相关。当然，信贷员(又称信息联络员)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
银山镇信用社目前有70多名信贷员，他们分布在全镇的各个村庄(一般每个村有一个)。对本村农民的存贷款业务，他们负责与信用社之间的沟通。每个季度，他们有不同的任务量，在完成指标的情况下，他们能获得万分之五的“手续费”。这与全国其它地方基本相似。西腊山村的黄幸明就是其中一位信贷员，20余年的信贷工作经历让他对本村甚至周边乡邻家的“财务状况”了如指掌，他甚至成功说服邻村一家在北京烤羊肉串的农民把挣来的钱存到当地信用社——当然是计入他的业务指标。
“信贷员不在人事编制，因此也没有固定工资。”申化强告诉记者。2005年，除去分配给信贷员的“手续费”五六十万元，银山信用社的纯收入为100万元左右。“县联社还有人提议取消信贷员。”然而，一旦信用社取消信贷员，邮政储蓄所就有可能在农村存款业务上一家独霸。申化强说：“现在邮政储蓄所在每个村也都有协储员，不过我们是公开的，他们是‘地下’的。他们每年吸收的存额应该不到我们的三分之一。”
银山镇大部分村庄早年都有协储员，后来由于“政策不允许”，他们被迫转到“地下工作”。不过，他们和信用社的信贷员之间一直存在竞争关系。
信贷员直接对客户经理负责。银山信用社的四个客户经理管理着70多个信贷员，客户经理属于在编人员，有固定工资。
黄幸明目前正作的一项工作是对本村现有贷款记录的村民进行个人客户数据的采集，这是为了实现到今年6月底前全县各信用社执行贷款五级分类的目标而布置的一项任务。在一份已经填写完毕的“个人客户数据采集表”上，记者看到，其中必填的内容包括客户的个人基本信息以及资产、家庭和财务状况。
“客户经理要根据相关信息对客户的信用等级进行评定，最高信用等级为‘AAA’。”申化强告诉记者。
把贷款按风险分成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是国际银行业通行的做法。相对于2002年之前我国普遍推行的正常、逾期、呆滞和呆账这个“一逾两呆”的四级分类，五级分类更适合现代银行的发展要求。不过，五级分类的主要依据是信贷档案，而在信用社，这几乎是一片空白。
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今年2月22日曾经表态，要求所有信用社法人机构在今年底完成贷款五级分类工作。
银山信用社目前有800多万元不良贷款。“大部分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包括原来企业法人的贷款，还有一部分是自然人死亡形成的坏账。”申化强说，“由于现在实行客户经理和分管主任担责制，基本没有新的不良贷款产生。”而这800多万元不良贷款，在央行专项票据的到位后，也将得到极大削减。
然而，对于五级分类制度，黑龙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信用社主任认为，全面推广五级分类没有必要。“如果全面推行下来，我们的账面会很难看，这对农信社的赢利能力也会带来不小的影响。”他说。
申化强则表示，由于东平县所属的泰安市此前只在宁阳县搞过试点，自己对五级分类推行后的情况不好推测。
产权与管理，这个老大难题
199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认为，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由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
然而，从10年后的今天看来，现实情况已与当初的设想大相径庭。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元红认为，真正改成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信用社几乎没有一家。“这种性质的组织只能存在于村一级，只有农民自己有需求了，才能真正合作起来。”
张元红告诉记者，在经历了建国初的“三社”(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之一，到国有银行的基层网点，再到合作金融组织这个反复的身份更替后，信用社已经不可能回归成为原来意义上的信用社。“更重要的是，农民自己也不再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组织。”张说。
2003年6月，国务院出台《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放弃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惟一性选择，鼓励股份制、混合制金融组织。
张元红认为，目前国内大部分信用社采用的是股份合作制产权形式。这种混合制的产权形式包括资格股和投资股，目前仍然采取1元1股，资格股不参加分红，不过可以获得在同等条件下业务的优先办理权和贷款时20%的优惠利率。银山信用社投资股股东目前有800多位，投资股对投资额有一个最低要求。
对于这种混合所有制形式，学界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乐观方认为这种产权形式可以兼顾二者的优势——既保证高效的决策机制，又不损伤农民的利益。
而悲观者的观点截然相反。张元红认为，合作制的本质是不以赢利为最主要目的，而投资股的本质是赢利，“优点可能还没发挥，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可能已将合作制和股份制的缺点全暴露出来”。
这种股份合作制形式的信用社采取的是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管理体制。在东平县信用联社，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超过100名，而银山信用社在其中拥有不到10个名额，这个数量与当地800名的股东数量的反差很大。
“投资股的回报目前大多是固定红利，而这也是信用社近两年股金上涨较快的原因。其实，从本质上说，信用社并没有按照企业经营状况分配红利。”张元红告诉记者。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汪三贵认为，高息揽股是目前农村信用社存在的普遍现象。
在管理体制方面，统一法人后，县联社对乡镇信用社拥有了绝对控制权。“统一法人是为了结算需要，利于资金调动和分担风险。”张元红认为，“目前基本完成县一级法人的统一。”
申化强告诉记者，除了统一成本核算外，县联社成为一级法人之前与之后并没有太大区别。“人事调动原来是县联社管理，现在也是。不过原来的列支成本由本地出，报县里核定；而现在是县里统一打工资表，统一划拨。”申说。
2003年的《方案》本着信用社改革要“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原则，要求成立省联社。目前，全国已经完成省联社的设立。不过，这种“花钱买机制”的做法“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与当初规划时的方向多少有些背离”。张元红认为，成立省联社的目的就是要给地方放权。“与其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信用社造成巨大损失最终由中央政府埋单，不如干脆把权力下放，谁干预，谁负责。”他说，“不过现在的情况是，省联社对下面的人事管理、业务规范控制力度增加了，资金调动方便了，却开始像农业银行走过的路一样，随着法人越做越大，业务开始向上抽，距离农民越来越远。”
据了解，目前国内有几家信用社已经统一到省一级法人，比如北京市和天津市。
主抓农村金融市场的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曾经公开表态，今后的目标是，要把信用社建成真正的金融企业。与此同时，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各地陆续挂牌成立。
目前，国家对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仍实行上限管理(最大上浮系数为贷款基准利率的2.3倍,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不变)。张元红表示，要给信用社更大的自主权，不妨给贷款利率更大的浮动空间。
农村金融的未来
1996年国务院出台的《决定》将国有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金融组织确立为农村金融改革的三大支撑，然而，随着中国农业银行在基层营业网点的逐渐撤并、农业发展银行一步步成为“国有企业的出纳”，不到10年时间，当初改革的理想已被现实击破。
据此，有人甚至抛出“商业金融不能适应农村”的论调，不过，张元红不以为然。他认为，由于农村存贷业务量小、次数多、情况复杂等特点，导致大型商业银行对此很难适应。“但这并不等于农村不需要商业金融。相反，如果有一些区域性的金融机构，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个人小额放贷业务正在得到官方的认可。2005年底，日升隆和晋源泰两家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在山西平遥成立，拉开了“个人或专门公司从事小额贷款业务”的序幕，一旦试点成功，有望在全国推广开来。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出面表态，允许个人或专门公司利用自有资本从事小额放贷是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的明智之举。
“金融市场本应是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但在农村，信用社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张元红说，“不过，对农村个人小额放贷业务，如何进行有效管理和规范是一个重要问题。”
当然，邮政储蓄银行的即将挂牌对农村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小的利好消息。2005年底，国家邮政储汇总局向银监会提交申请，准备成立邮储银行。一旦获批，这个存款余额仅次于四大国有银行的金融组织，将一改过去只存不贷的做法，向社会发放贷款。据悉，试点工作正在湖北、陕西和福建三省开展，尽管外界对邮政储蓄系统相关人员的专业素质存在不少质疑，但从长远来看，这给目前“铁板一块”的农村金融市场，将带来不小的活力。何况，“邮政储蓄全国联网的结算系统，将是农信社目前难以企及的优势所在”。
结算不统一，是采访过程中被申化强提及多次的难题之一。1996年前，信用社依靠农业银行的系统可以实现全国统一结算。但从农业银行独立出来之后，再也没有这种方便可享。目前山东省已经实现省内联网，但对全国联网究竟还需要多久，申化强一脸迷茫。
“我们有丰富的业务经验和人力资源，即便开始发放贷款，短期内邮政储蓄对我们的冲击也不会太大。”他说。
然而，信贷员并没有工资，一旦邮储银行成立后将“手续费”的比例提高，还有多少信贷员愿意继续为信用社卖力？而同时，各省联社各自为政，结算系统的“独岛”短期内能否被打破也未可知。
要彻底打破信用社在农村贷款市场的垄断局面，一个更好的方式是将金融支农和财政支农区别开来。张元红认为，借鉴粮食直补的经验，要既不破坏信用社作为企业的独立性，又不妨碍国家对农民进行补贴，同时鼓励其他金融组织参与其中，激发农村金融市场的活力，不妨把补贴直接发到农民手中，同时把类似税收优惠这样的政策对市场放开。
“只要有利可图，一定有更多金融企业愿意参与进来。”张元红说，“把对农民的强迫扶持转变为政策诱导、利益诱导扶持，可以实现多方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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