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面总裁任志强称本来我是想着为穷人说话的

　　

“冷面总裁”任志强（图片来源：经济参考报）

　　网友列出的“全国人民最想打的十人”名单中，他排名第三。他不是资产最多的房地产商，却绝对是招来骂声最多的。别人忙着闷声发大财，他却忙着不停发表高论，尽管板砖横飞，他依然照说不误。他说，“真理不辩不明。”若以资产而论，任志强的华远地产公司或许进不了京城地产三甲，但近两年来任志强只要一开口说话，江湖上必然是一阵刀光剑影。记者在近日召开的“城市观点论坛”上专访了这位冷面总裁。

　　“画像”冷面总裁

　　任志强给某些记者留下这样的印象：“他看起来很凶，从来没见他笑过。”华远集团的员工们很少能见到任志强的笑容。即使是在电梯间里和他打招呼，他也常常若有所思地置之不理，或者冷冷地“嗯”上一声算作答复。一位跟随任志强11年的员工说，从来没有从任总嘴里听到一句直接赞扬的话。

　　任志强的解释是：“工作时间嬉皮笑脸怎么行？一个董事长得维持形象。夸奖一定要放在嘴上么？我给他们发了奖金，这难道不是夸奖？”一位跟随任志强近20年的华远老员工说，其实任志强对员工是非常宽容的，虽然做事风格果断利落雷厉风行，却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暴躁。他也会批评手下，但绝对就事论事，不会针对个人。“这么多年来没有见到他把谁说哭过。”几年前一个女员工工作上出现失误，年底时人事部门决定不再和她续约。有人告诉她直接去找任志强，这个人吃软不吃硬，你掉几滴眼泪他一准心软。这个女员工一试果然如此。

　　任志强用的手机是一款市面上已经找不到的摩托罗拉A388，手机外壳已经磨得斑驳不堪，这2001年上市的产品现在的价格不超过1500元。

　　任志强不喜欢穿西装。曾有记者看到任志强参加一个房地产商的聚会，别人都是正装出席，只有他穿了一套休闲装。“我平时不喜欢穿得特别正式。坐也不能坐，站也不能站。”在任志强看来，穿西装与开奔驰都是工作需要，“不然谁给你投资？”任志强平均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的日程常要以一刻钟为单位来安排。他除了要处理企业事务外，还要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任志强去年坐飞机168次，飞机上的时间被用来阅读大量书籍，任志强说他读书速度快，一本20多万字的经济学著作快则四个小时，慢则半天一天就能看完。“我不是走马观花的看，我一边看一边做标注。”他翻开一本刚刚看完的书，几乎每一页都有铅笔勾画的痕迹。

　　任志强自称从十几年前就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天最少要读6万字的书，一直坚持到今天，只不过现在一部分读书任务被阅读文件和材料所代替，但对他来说这同样是获取信息。任志强抽出一本《1998年统计年鉴》，翻开国家统计局关于国内收入阶层划分的段落告诉记者，这就是“商品房是给富人盖的”这一说法的来源。任志强的手上有16个国家的房地产数据资料，还有小到国内某县级市的房地产资料，潘石屹想不起哪个数据的时候就会给任志强打电话，很快他就会查出这个数据以及来源出处。有人听过任志强的演讲，据说连续讲三个小时不用讲稿，所有数据、条文不会出一点错。《安家》杂志主编刘文斌曾对记者感叹说，任志强的文章里大量引用的数据和政策条文都有现实出处，非常具备说服力，这是某些专家都没有的。

　　本来我是想着为穷人说话的

　　任志强引起各界争议的言论何时读起来都是那么“耸人听闻”。

　　“给富人盖房子不是我说的，我无非就是把‘高收入者’变成‘富人’，这是我说的。国家文件(1998年23号房改文件)从来都说得很清楚：我们国家的三种供应体系，第一种高收入者购买或租赁市场商品房，第二种中低收入家庭买经济适用房，第三种最低收入家庭住廉租房，非常清楚。中国的高收入者如果不是富人，难道是穷人吗？如果我卖经济适用房，那我就不说这话了。我现在没有经济适用房，政府也不让我干。我卖的是商品房，就是给富人盖房子啊。

　　“2003年年底国务院18号文件也这么说的。有什么问题？如果富人不住商品房，让穷人去买商品房，穷人买得起吗？批评我的人其实都是哭坟哭错了坟头。本来我是为穷人说话的，商品房是富人的，政府应该负担穷人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本来穷人就不应该进入商品房市场。国家的文件意思是很清楚的，我不过就是通俗化地解释概念而已。有什么问题？报纸上、网上争来争去，最后还是房价要涨，富人买商品房，穷人买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网上很多人说‘我就是穷人我就要买商品房’，那是你活该，本来就不该你买，国家文件上写得很清楚。你怎么不去对国家房改文件说话去？我有什么错？

　　“你认为我说话不好听，那只是你们少数一部分人。你看越来越多的专家、普通消费者赞成这个，我最主要的不是理论上怎么样，而是要我的消费者欢迎我。我的消费者没有投诉我，我要用我的社会影响来证明我的生意做得很好，我的房子能卖出去，就够了。

　　“社会认识你最终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现在好就好在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现在没人杀我的头，过一段时间，可能有人会发现，原来任志强说的是对的。”

　　“总理”的四重身份

　　京城房地产界对任志强有一个称呼——房地产界的“总理”，意思是说他管的都是总理才应该管的事儿。对这个称呼，任志强坦然接受。

　　“我有四重身份，每重身份做的事都不一样，一般人根本搞不清这里面的关系。”任志强解释说。第一重身份是华远集团的总裁。“华远集团是国有企业，集团的钱不能说想捐给谁就捐给谁，这要国家同意，比如‘非典’时国家说捐100万我们就捐100万，没的说。”第二重身份是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要求我对公司的股东负责。这两年大大小小捐了不少钱，大多是以这个身份捐的。”第三重身份是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的轮值主席。“这个位置上我就要代表房地产商，就要为行业说话。”第四重身份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我在这重身份上就是为穷人说话。我提出房地产担保制度就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着想。”

　　任志强认为，解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重点在指导思想与政策的制定。没有明确分层次的供给体系和保障制度做基础而将所有问题一起推给市场，试图用货币化分配放弃政府责任，用完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所有住房矛盾，就会使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之间出现对立性冲突。经济适用住房介于市场与非市场之间，不但未能有效地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反而促使一部分地区的矛盾激化(有的地区较成功)，并且影响了市场的发展，也使政府的好心与补贴加大了贫富差别，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

　　2006年3月，任志强宣布：入住已满一年的华远尚都国际中心、华远盈都大厦，在全体业主和管理方首旅酒店物业公司的共同努力和经营管理下，共取得100多万元的“业权”收入，这笔钱将按照华远“业权”分配原则，在扣除成本和税金后全部返还给业主。据了解，这两个项目入住前，华远地产向业主承诺并主动与业主签署补充协议，明确提出项目内所有公共设施设备的收益全部属于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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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志强关于住房保障制度的言论

　　建立有效的社会住房保障制度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中等偏上及以上的收入家庭按完全市场化的商品房供应体系，购买与租赁商品房。可以在各城市中限定一定比例的适合当地中等收入家庭购买价格的普通商品房。用减免个人所得税和减免一定交易税费的办法对普通商品房的购买家庭给以支持。除税收减免与征收上给以支持与限制外，建议不应再在商品房范围内设定高、中、低档的分类，这种分类不但产生政策歧视，并且使购买者产生贫富差异的心理歧视。

　　第二层次：是中等及中等偏下收入的家庭，除上述共享的支持政策外，用发行低息债券的方式，额外给以限额、限面积标准的贴息贴租支持(包括首付款的无息或贴息的支持)，使这部分家庭能用贴息贴租的扶助购买或租赁普通商品房。但是必须保证这种中低价位的商品房供应(约占城市供给量的20%左右)。按市场竞争规律，当政府用政策对这类商品房给以消费支持、并使这类商品房拥有消费需求与市场时，自然就会有投资者生产此类产品。

　　第三层次：是取消经济适用住房，而将适用于经济适用住房的政策(包括划拨土地)修改为建设社会保障性质的低租房(资金来源于土地收益中的一定比例和发行低息债券或银行发行长期低息贷款)。这种住房的租金高于廉租房或政府定价公房出租的标准，但低于市场价标准，用于解决低收入家庭(也许其中包括一部分中等偏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一般房租标准应不超过家庭收入的20%，差额由政府或企业补贴)。

　　第四层次：是对最低收入家庭(包括困难家庭)实行廉租房制度。包括用购买一部分现有住房的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租金的方式解决这部分只能靠政府解决的住房问题的群体。(资金来源于公积金增值部分)并根据政府的财力逐步提高适用于廉租房保障的收入最高限额和人均居住面积的标准，以与社会发展同步的解决他们的生活质量问题。

　　建立新的住房体系之后，应明确的告诉所有中等偏低及偏低以下收入家庭，不再用购买商品房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而是用政府或企业租房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将这部分群体从市场中剥离，以避免社会舆论中对市场中商品房的指责，而只有中等偏上收入的家庭用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

　　政府对第一与第二层次供给制定政策与立法，其余按市场化方式由市场解决购买与租用问题。第三层次由政府主导与监管，由企业市场化运行，按政府制定的政策与立法实施。第四层次按政策完全由地方政府负全责的方式实施。当市场与政府责任、权力清楚，且适用对象的条件清晰时，消费方式与预期就会发生变化，市场的消费对象与产品定位也就清楚了，贫富差别的矛盾和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也相应得到缓解。

　　按现有的住房情况分析，实际第三与第四层次中由政府承担一部分或负全部责任的城镇家庭的比例(约8%至15%)并不高，政府完全有能力与财力分期分批实施上述政策。同时，完善住房保障体系重要的在于建立必要的制度。首先应立法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必须将当年土地收益中10%至20%用于建立政府社会保障体系，让中低收入家庭(不是居民，必须建立家庭概念与标准)能看到政府出台保障政策的资金来源，也降低和减少对土地与房价高的不满，土地价格高会使保障性资金来源增加。

　　其次，提高廉租房的标准，首先改善最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用二手房实物配租或贴租的方式，改变现有住房困难户的现状。政府监管非盈利或低盈利，企业操作的方式发行低息的债券，对限定收入、限定住房标准的中等及偏下收入的家庭实行贴息、贴租的补贴方式，用购或租解决住房问题。另外，完善住房消费政策应建立“住宅法”，用法律的形式明确与保护住房消费，“住宅法”中应明确中国的住房供应体系、住房社会保障体系、住房金融制度、住房消费制度、住房不同消费阶段的标准及相关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