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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一体农贷模式求解 担保公司成最关键一环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05日 10:43 新京报
四位一体农贷模式求解 担保公司成最关键一环

在北京怀柔西洋参种植模式中,区政府起着主导作用。 新京报图片
四位一体农贷模式求解 担保公司成最关键一环

    在林毅夫提出的“四位一体”模式中,龙头企业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担保公司成为联系该模式各要素的重要一环。 新京报图片

四位一体农贷模式求解 担保公司成最关键一环

由于小额贷款机构不能吸收存款,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可赢利的商业模式 新京报图片

  

四位一体农贷模式求解担保公司成最关键一环

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模式 新京报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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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点在各地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今年或将有重大突破

  目前,“四位一体”(“龙头企业+担保公司+银行+农户”)模式正在云南昆明以及周边的县市进行筹建,预计今年内,第一家由龙头企业创办的为农户贷款担保的公司将会挂牌。此外,东北的试点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四位一体”这一农村经济发展新模式已经呼之欲出。

  “四位一体”模式或许将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一剂良方,又将树起一座农村经济发展改革的丰碑。然而这一剂药方也并非无往不利,事实上,这一模式正在经受实践不断磨合和修正的过程。

  “四位一体”模式试点

  发改委认为,“四位一体”的创新模式应从试点起步为宜,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本着政府支持引导、企业和农户等各方自愿参加的原则。

  由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和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提出的“龙头企业+担保公司+银行+农户”模式作为提案,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后,便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汤敏介绍,根据他和林毅夫2004年在四川、河南的调查,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农户在奶牛、养蚕、养猪等项目上的投资回报率每年可达50%甚至更高。然而,尽管农户加入龙头企业的种养殖基地的积极性很高,不少农户因为自己缺乏资金不能进行必要的投资,因此无法加入龙头企业所组织的产业化经营基地,或是加入后无法扩大生产规模。

  对龙头企业而言,农户缺乏资金,既使农民无法利用企业加农户的方式来增加收入,也限制了龙头企业的发展。

  经过调查,他们提出了“龙头企业+担保公司+银行+农户”模式,由龙头企业成立一家专业的担保公司,来担保和其关系紧密的农户向信用社或农行的贷款,降低银行、信用社风险,贷款给农户发展生产。龙头企业不仅可以更好地合作,更可以通过担保公司,获得一笔不小的担保收入,从而迅速扩大基地规模、做大做强。

  “四位一体”模式提出后,得到了发改委财经司的重视。2005年,发改委财经司以书面形式征求了财政部、农业部和银行等相关部门以及北京、陕西、河南、四川、山东等省市发改委意见。2005年7月8日,财经司副司长郭向军与主办处的工作人员专程赴北京大学听取林毅夫的意见。

  2005年8月25日,发改委作出批复,发改委认为,“四位一体”的创新模式应从试点起步为宜,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本着政府支持引导、企业和农户等各方自愿参加的原则,考虑选取一个农业大省作为试点省份,进行试点。

  担保为最关键一环

  根据林毅夫和汤敏的调查,由龙头企业来成立担保公司是最适合的选择。龙头企业对农户信息的熟悉程度大大超过农村金融机构,并对农户资金流能有所控制。

  “事实上,农村金融系统中并不缺资金。”汤敏指出,在他们调查的几个县里,农信社每年都有几亿元人民币的存差没有贷出去,每个县的邮政储蓄每年还从农村抽走数亿元。“因为不了解农户的生产和现金流的情况,为了控制风险,农信社不敢贷款给农户。”

  而在“四位一体”的模式中,担保公司无疑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

  根据林毅夫和汤敏的调查,由龙头企业来成立担保公司是最适合的选择。龙头企业对农户信息的熟悉程度大大超过农村金融机构,并对农户资金流能有所控制。

  据了解,在成都市,全市有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农业龙头企业83个,过亿元的企业24个,带动农户98万户。如其中一半的大龙头企业能成立担保公司,据测算,他们带动的农户在一两年内至少可以扩大一倍,即可以多带动50万户,增加200万人的收入。

  但部分龙头企业对成立担保公司仍然存在疑虑。在“四位一体”模式的筹备过程中,如何说服龙头企业来成立担保公司是林毅夫和汤敏遇到的难题。

  有些龙头企业还是有顾虑的,因为担保公司本身是一个金融机构,他们不会做,需要有专业的人员来帮助他们去做。“这些龙头企业没有意识到成立担保公司也可以盈利。他们往往处于企业的扩张期,一有闲余的资金,就投入再生产,扩大规模。”

  针对单个担保公司担心风险的顾虑,汤敏表示,可以参照中小企业再担保公司的规模,设计一个再担保机制,使单个的龙头企业担保公司的风险进一步分散。同时,再担保公司还可以起到对担保公司的规范、监管、协调及义务培训的角色。

  汤敏称,在试点阶段,政府可以提供部分资金支持,以减少试点企业的风险。“我们现在就是急着要赶紧作出几个试点来,让企业看清楚这里面的风险是可控的,也是可以实现利润的。”

  据介绍,担保公司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基准利率的50%以下的标准,从中收取担保费用,也就是说,担保1元钱可能获得3分钱左右的利润。

  另类“四位一体”摸索

  小额贷款采取“只贷不存”的方式,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捐赠资金或单一来源的批发资金形式,不吸收存款,不跨区经营。

  几乎在“四位一体”模式开始试点的同时,另一种贷款模式———小额贷款试点也在山西、四川、陕西、贵州、内蒙古5个省自治区进行。小额贷款采取“只贷不存”的方式,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捐赠资金或单一来源的批发资金形式,不吸收存款,不跨区经营,股东最多不超过5个。

  2005年底,两家由私人资本投资的小额信贷机构已经获准在山西平遥成立并开始发放贷款,贵州江口县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两地则公开向国外资本招标。

  然而,从商业角度看,“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机构很难长期存活,它实际上是一个投资公司,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付出很高的操作成本,但回报则仅是利息率。

  小额贷款机构如果不能吸收存款,就不可能成为真正可赢利的商业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所长杜晓山告诉记者,此前早已存在的近300个小额贷款机构,至今没有名分,大多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一部分状况较好的,例如社科院在河南省南召县建立的小额信贷机构已经盈利120万元,还想继续扩大规模,却缺少资金来源。

  而在四川,“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模式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2003年5月,在四川峨眉山市,仙芝茶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杨泽勇联合26家茶叶加工、营销企业和5886户茶农,组成仙芝竹尖茶叶产业化合作社,经过两年多的发展,茶产业合作社已有团体社员386家、个体社员6300户。

  根据该茶叶合作社规定,凡签订了茶叶收购订单的茶农就是合作社社员,可享受技术服务、返利等权利,种茶社员还可自愿以现金、茶园入股,年终按股分红。按照这个设置,农户社员以现金50元以上入股,加工企业以1000元-10000元入股,打造出一个“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模式。

  合作社不仅向社员统一提供无公害茶叶生产技术规程,统一提供社员所需无公害农药、化肥等物资,在收购鲜叶时,承诺价格在同期同档次鲜叶市价基础上每公斤价格上浮2%-5%.不过杨泽勇也担心由于风险保险机制不到位,合作社龙头企业承担了全部社员的技术培训、新技术推广、基地建设等费用,国家对这方面的扶持政策还未到位。

  “四位一体”模式难点

  农民还款意识不强,面对农民欠款、坏账,或者遇到遭受自然灾害、收成不好的局面,担保公司将面临很大的风险。

  “龙头企业+担保公司+银行+农户”的模式把解决农户资金需求的资金源放在了银行,以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是一个好的尝试,但这种经营形式能否最终成功,取决于能否消除银行向农户贷款的风险。今年年初到云南省临沧市考察的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赵振华告诉记者,他认为,农民还款意识不强,面对农民欠款、坏账,或者遇到遭受自然灾害、收成不好的局面,担保公司将面临很大的风险。这是这一模式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在农村基层有20多年工作经验的中央智力支边扶贫协调小组专家顾问、中国后发展地区农业合作创业运行管理总部主任王苏波在剖析这一模式时指出,农村出现农民贷款难主要是因为存在四个风险。

  一是道德风险: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农民群体的信用意识比较薄弱,没有还款欲望,农村基层信用缺失,这是让所有金融机构都头疼的问题,也是让金融机构对农村市场望而却步的最直接原因。

  二是自然风险:如果遇到天灾,比如干旱、洪水这样的不可抗力,农民收成无法保障,造成农民还款能力下降。

  三是市场风险:王苏波认为,农产品市场是中国目前惟一既没有成套的规范、标准,又没有稳定的价格体系的一个行业,而传统的商业、工业不可能出现像农产品这样短时期内价格大范围地波动,这种不规范性让农产品的市场风险加大。

  四是技术风险:现阶段,农民也逐渐意识到新品种、新市场的重要性,比如农民也非常乐意更换新的奶牛、尝试新的技术,但是农民的知识体系导致了农民无法很快掌握、运用新的技术。

  在王苏波看来,以上四个原因使得农民的信用结构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金融机构都不敢轻易尝试。

  “而‘龙头企业+担保公司+银行+农户’这一模式可以在短期内对小范围的群体发挥作用,但不能根本性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王苏波分析,“龙头企业+担保公司+银行+农户模式是建立在三个情况判断的前提下,一、农户缺乏现代信贷制度要求的抵押品;二、因为高度分散的农民体系,农村信用社不了解农民单个情况,心里没底;三、农户万一不讲信用,没有约束机制。

  “但是由龙头企业+担保公司的模式依然没有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王苏波说。

  本报记者 庄士冠 苏曼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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