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保护劳动者利益但要适度

　　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干预劳动力市场，重点在雇主的短期行为和合同的履行。政府的行政干预，应该只局限于解决雇主的短期行为问题，保障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干预如果违背了市场规律，会从根本上损害劳动者的长远利益

　　□王一江

　　近几年来，劳工利益的保护问题在国内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关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和劳动立法的讨论也正在展开。

　　干预劳动力市场的规则

　　根据世界各国劳动立法的经验和后果，我们认为以下原则值得国内借鉴。

　　1、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规律，经济才能发展；经济发展，绝大多数劳动者要求工作的基本权利才能得到满足；经济繁荣，劳动力需求旺盛，劳动者的收入和其他福利才能得到最好的保证。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干预如果违背了市场规律，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益，非但不能实现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初衷，反而会从根本上损害劳动者的长远利益。

　　2、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是必要的，但不能是随意的。政府干预应该有针对性，解决好市场制度本质的和根本的问题。政府干预在时间上可分为事先干预和事后干预。事先干预的典型例子是，有关劳动者安全和健康的问题。事后干预的典型例子是，政府有责任维护

劳动合同的严肃性。

　　政府的过度干预会损害劳动者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因为这个道理相对不那么直观，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只有政府才是劳动者利益的保护者；政府干预越多，劳动者的利益就越能得到实现。这样他们就会忽视了市场在保护劳动者长远利益上的主要作用。

　　很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都存在“二元结构”。所谓“二元结构”，指的是一个国家中有一定比例的劳动力不能进入主流的劳动力市场，只能在非主流的劳动力市场就业。而最低工资法和其他各种劳动力市场的立法，保护的都是主流的劳动力市场。主流劳动力市场在过强的保护下产生的过剩的劳动力，有一部分会被推向非主流的劳动力市场，使非主流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导致这个市场上本来就偏低的均衡工资进一步下降，对劳动者的福利造成不利影响。

　　如果工人的工资高于市场均衡水平，就业需求就会减少，从而造成失业的增加。这个结论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适用的。这是一个最起码、最基础的经济学原理。

　　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会影响企业内部劳资之间的谈判关系。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劳动者在谈判关系中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市场供求决定谈判能力

　　我曾在国内的电视节目中看过这样一个真实的例子：电视台记者采访一个被拖欠了工钱的农民工。记者问他：“你为什么开始干活时不签合同啊？你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得有法制观念。签了合同，他就不好拖欠了。”这个农民工说：“不是我不想签，不是我没有法制观念，我一提出要签合同，老板就说‘下一个’，就让我走了。为了能让老板用我，多少赚点钱，只好不签合同。”这个例子很生动地说明，在一个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是难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这就是市场关系所决定的谈判关系。

　　劳资谈判关系包含保留价值和谈判能力两个因素，市场供求关系影响的主要是保留价值。所谓“保留价值”，对雇员而言，指的是他离开现在这个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所能找到的其他最好的机会所能带来的收入；对雇主而言，指的是如果他解雇现在这个雇员，重新聘用另外一个人所能带来的最多的利润。如果劳动力市场处于严重的供大于求的状态，雇员的保留价值就会被压得很低，他在与雇主的谈判中就会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上述农民工不敢要求签合同的故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谈判能力则受到工会组织、法律规定、文化习俗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如果政府人为地提高工资水平，不仅会减少就业岗位，而且也会减少投资。如果雇主有自由解雇员工的权力，那么他雇用员工的“门槛”就可以放得比较低。哪怕一个员工第一时期的期望利润小于0，雇主也愿意雇用他，因为这样可以观察出他创造利润的真正能力，然后再决定是否将他留下来。但是如果法律规定雇主不能自由解雇人，或者解雇人很困难，那么事实上就把两个时期决策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时期决策的问题。他对劳动力的需求肯定会减少。一旦通过立法规定企业不能随意解雇工人，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减少，由此导致劳动者均衡工资水平和均衡就业水平的下降，劳动者的总收入也相应减少。

　　世界各国一百多年来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所证明，凡是有过多的立法来干预劳动力市场的国家，尽管立法者的初衷都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福利，但最后都事与愿违，出现了长期持续失业和劳动者福利下降的情况，国民经济也长期处于不景气的状态。

　　劳动力市场

　　立法的基本原则

　　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立法需要遵循以下几条基本原则。

　　第一，立法一定要慎重，不能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去干扰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作。

　　最近国内劳动力市场的诸多问题，诸如民工工资被拖欠、工作条件差、工资水平一直没有提高等等，受到了舆论界、学术界乃至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但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中国25年来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是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劳动力市场越来越走向开放。现在，个人能够自由地择业，而企业也能够比过去更自由地招聘和解雇员工。

　　应该说，在

中国经济的要素市场中，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远远超过资本要素和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的程度，即受政府直接控制的程度相对低得多。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经济发展，从而也符合劳动者的长远利益。

　　我们如果通过各种立法干扰了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作，将会给经济发展造成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也一定会有损于对劳动者的长远利益。

　　第二，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介入劳动力市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仔细甄别劳动力市场在哪些情况下是失灵的和无效的。这方面市场机制失灵有两大类情况：雇主的短期行为。雇主可能会过度和不恰当地使用劳动者，比如劳动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劳动场所的不安全性、劳动环境的有害性等等，使劳动者的健康受到损害，最终造成社会问题。这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有过很好的论述。现代经济学中的效益工资理论，也是建立在对这一现象的观察基础上的。

　　合同的执行。劳动合同和其他任何合同一样，都存在合同的可信度、合同的执行问题。如果合同不能有效执行，那么任何一个市场都不可能运行良好。在这个问题上劳动力市场与其他任何市场是一样的。

　　针对这两大类情况，政府采取的做法应该是不同的。对于合同的执行，政府应该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合同没有履行，告到法院，法院再进行处理。应该由市场培育一支专门代理劳动力市场诉讼的律师队伍，由这支队伍来监督劳动力市场上合同的履行。

　　对于雇主的短期行为，则应该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双管齐下来解决。首先，要运用行政干预事先防范。因为这类问题与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问题在性质上是一样的，一旦发生，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所以必须用行政手段“防患于未然”。其次，在出现这样的问题之后，必须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总之，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干预劳动力市场，应该是有限的，重点在雇主的短期行为和合同的履行这两大类问题上。其中，政府的行政干预，只应该局限于解决雇主的短期行为问题，保障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032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