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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中国在市场经济过程中改变计划涵义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3月17日 01:54 东方早报

  

斯蒂格利茨:中国在市场经济过程中改变计划涵义

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历来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 图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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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报北京专稿 艾勇

  “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改变了‘计划’的涵义。”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昨天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就“十一五”规划进行解读。

  斯蒂格利茨是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曾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里取得的成绩令斯蒂格利茨印象深刻。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9%,人均收入从220美元提高到1100美元,增加了四倍多,日均收入1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比例也从1981年的63.8%下降到了20年后的16.6%。

  “世界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持久的经济增长,这一速度是美国经济增长黄金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倍。”斯蒂格利茨把这一切归功于中国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而综合性的战略规划则是中国长期成功的秘诀。

  不要只看到GDP

   在他看来,中国的“计划”已经不再具有中央计划时期的涵义。这一概念不再是对物资平衡或各种商品产量的指令,而是有关经济变迁的远景目标、政府作用的思考,它表明了支出的优先权、制度与政策的发展,并为之提供了协调经济活动的框架。

  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没有把成功仅仅看作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加,斯蒂格利茨对此十分欣赏。“我们国家近5年的GDP一直在增加,但贫穷也在增加,而且中产阶级的真实年收入在不断下降”,他以美国作为反例,“这使得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充满穷人的富国”。

  他认为,中国在评价成功时,应该更加重视一些其他的指标。这包括:考察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的绿色净国民产出,社会中位收入而不是平均收入,有关社会平等的指标——基尼系数以及预期寿命、教育程度等社会指标。

  “十一五”规划中对“和谐社会”的反复强调,引起了斯蒂格利茨的注意,在他看来,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平衡”的重视,这种“平衡”包括限制城乡差距、平衡政府与社会其他部分以及经济体中的不同部门。

  他重点提及了政府与社会其他部门之间的平衡。斯蒂格利茨认为,除了政府和追求利润的私人部门外,市民社会的作用正在日益凸现,现代社会中“三分天下”的局势也越来越明显。

  他强调,包括合作社、非赢利性机构(大学、医院)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市民社会,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即使在美国这个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商业界,合作组织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农村、农业部门。”

  环境税对中国一举两得

  建立新的自主创新体系也在中国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中。斯蒂格利茨认为,除了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还应当重视如何处理WTO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框架内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平衡。

  他建议中国通过支持基础研究以及发放强制许可证来加以解决。就好像美国使用国防开支作为其隐蔽的产业政策,因为国防的投入,事实上对航空研发以及其他民用领域提供了支持。

  环境与自然资源问题正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十一五”规划已经意识到,中国增长的人口和对资源的需求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和全球的环境产生巨大压力。

  斯蒂格利茨认为,在此问题上,环境税(炭税、回收税、商品使用税)对中国政府而言可谓“一举两得”,既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又可以鼓励合理利用环境。这一建议的背后体现着一种理念,那就是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应该更多采取市场机制来解决社会问题。

   转向内需是中国明智之举

  斯蒂格利茨最后谈到了当前世界关注的中美经贸关系。这位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表示,尽管当前美国政治家正在谴责中国造成了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但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美国国内的储蓄太少,自大萧条以来第一次出现家庭储蓄为负数就是很好的例证。换句话说,中国的作为,至少在汇率方面,并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

  但他也坦言,无论对于中国采取不公平贸易政策的指控是多么没有道理,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将继续处于压力之下,所以转向内需的增长方式,对于中国来说是明智之举。他认为,更多依赖内需的增长而不是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同样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正在参与所谓的‘卖方融资’”,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在向美国提供制成品的同时又以低利率贷款给美国数千亿美金用来支付购买。“如果中国可以向美国提供卖主融资从而支持对全世界最富国家的富人减税,为什么不能把这一优惠提供给国内消费和投资以维持自身的增长呢?”

  作为一名国外学者,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观点历来为中国所重视。1998年他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了《中国第二代改革战略》的演讲,演讲的全文登载在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上。

  这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认为,中国政府精心描绘的“十一五”规划,在改变“计划”涵义的同时,也是迈向市场经济的又一大步。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个奇迹,中国学者如果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个奇迹就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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