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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家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落户山西平遥，绝非偶然，创新、善抓机遇、艰苦创业的晋商精神在其中功不可没
□本报记者 贺江兵
“凡有井水处，皆有晋商行”。
这句话或许是晋商兴盛时的最顶级描述。被公认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自明初到清末辉煌了500多载，特别是随着清朝票号的创立，使得晋商将商品资本与金融资本有机结合，一度更执掌着中国金融业之牛耳。
票号的发祥地——山西省平遥，这一面积为2.25平方公里的繁华小县城，也曾因此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
世事变迁，到清末，晋商衰败并一蹶不振。
不过，敢于创新、吃苦耐劳、善于捕捉商机的晋商精神尚存。这种精神在“新票号”——小额贷款公司的创建上，重新焕发了生机。
创新
晋商与其他地方商人最显著的区别是敢于创新、敢为天下先。
清朝中期，随着商业的发展，晋商足迹遍布全国，他们携带银两和铜钱越来越不方便，并且很不安全。于是，晋商在山西平遥创建了全国第一家票号。
1823年，平遥商人李大全投资白银30万两和细窑村掌柜雷履泰共同创立“日升昌”，结束了中国由镖局押送现银的落后金融局面，加速了商业运转和货币流通。
鼎盛时期，仅“日升昌”一家票号，年汇兑总额达亿两白银，放贷3000万两白银；其经营网点遍布除东北、西北外的整个中国，可谓“汇通天下”。
进入新世纪，农村金融出现较为突出的矛盾。一方面，农村每年的资金缺口高达1万亿元；另一方面，民间借贷规模达8000亿元。农村资金的干渴“缺水”与民间借贷的“泛滥成灾”，矛盾格外突出，如何把民间借贷之水引入“三农”干旱地，是困扰各方的难题。
有晋商基因的平遥新晋商，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通路。
在日升昌创立182年后，早已淡出金融界视野的平遥，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平遥人靠创新再次赢得了一个全国第一，成立了“晋源泰”和“日升隆”两家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晋源泰”和“日升隆”名字像明清票号，且与老票号一样，都是顺应经济发展、在创新中成立的。所不同的是，明清的票号是无限责任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由新晋商投资，主要向“三农”发放贷款，两家公司的注册资金共计3300万元。尽管小额贷款公司在民间金融与“三农”之间，只是架起了一条细小的“水管”，但其意义和方向深远。
吃苦耐劳
中国人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在晋商身上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平遥的各家票号里，不仅有总经理和中层干部的休息室(雷履泰的休息室不过8平方米)，也有小伙计的起居室，这是因为工作量太大，票号的伙计常常没有时间回家。难以想像的是，像“日升昌”这样全国性的票号总部只有5、6名伙计，其工作效率之高，工作量之大“超乎想像”。
当地对此有一种传说：“日升昌”有7位伙计死在往返总分号的路途上，10多位干部、员工积劳成疾“累死在工作岗位上”。
善抓机遇
现代的晋商多是依靠煤、焦、化起家，并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不过，他们所从事的行业都是高污染、国家严格限制的产业，如果不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代的晋商继承了老晋商善抓机遇的传统。
平遥最著名的8位煤焦老板抓住了央行在平遥举办小额贷款试点的机会，他们来了个集体转身，共同出资组成了两家小额贷款公司。
在四贡煤化公司董事长、也是“晋源泰”董事长的韩士恭看来，借助小额贷款公司来实现煤焦行业的转型是最佳方式。这是因为，贷款公司有国家的大力支持，它们在资金和政策上会得到倾斜，且更重要的是，贷款公司是“无烟产业”。
此外，“三农”对资金的需求量非常大，而现在银行业整体改革，不少机构撤并、上收，农村信用社顾此失彼，都为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在这些煤焦老板看来，小额贷款公司有发展成为私人银行的希望。对于他们而言，这当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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