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得病如何动刀 政府与民众都可以是主刀大夫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则无患。”

　　     ——《左传•襄公十一年》

　　2006年1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下简称总体预案)。总体预案明确要求，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要在事件 发生的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

　　随着全球经济、贸易、信息业的发展，城市作为社会主体，它的地位、作用和空间形态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城市面临的挑战与危机层出不穷。此次《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出台，在政策上为城市处理突发公共事件，建立危机应对机制提供了广阔空间。

　　本报记者 杨宝顶

　　发布1400万条免费短信，40条公交线路绕行，107辆公交车和50余列地铁列车临时开工，10部门联合行动，270余名工人参与抢修……

　　从2006年1月3日凌晨开始，北京城开始了这些动作。

　　知道病因 方能下手

　　1月3日2时许，因为污水管线突发漏水事故，北京市东三环路南向北方向部分主辅路塌陷，污水灌入地铁十号线区间段。

　　1月4日早，是北京元旦假日后迎来的第一个交通早高峰期。这个早晨，在北京市交管局的大屏幕上，绿色畅通信号在大部分路段上跳耀着。北京交管局新闻中心负责人说，受京广桥事故的影响，东二环的交通压力比较大，“但比预想的要好多了。”

　　但一些事实仍然让我们对这次“战役”的战果感到遗憾：在此次疏导灾情的过程中，没有人以新闻发言人身份对整个事件进行通报；身为减灾的一分子，市民主动参与减害。配合政府工作的意识、能力并不强。

　　北京市这次抢险成功，主要得益于各部门均拥有各自的应急预案，这是2003年SARS之后城市公共安全受到人们关注的结果。而在2006年，北京已经拥有了应急指挥办公室，还先后有58个预案被制定出台。

　　“笨鸟先飞”的南宁

　　2005年7月22日至2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

　　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指导下，众多城市开始在城市应急机制建设方面有所作为。但是，走在前面的并非是那些大家熟知的大城市，而是广西南宁——这个小城市，因为引领了国内城市应急机制建设及危机应对工作的先河，被称作先飞的“笨鸟”。

　　南宁市应急联动系统是一个基于C4I概念(指挥、控制、通讯、计算机、信息)的信息系统，利用集成的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将110报警服务台、119火警台、120急救中心、122

交通事故报警台、12345市长公开电话、防洪、防震、防空以及水、电、气等公共事业应急救助纳入统一的指挥调度系统，共享各种资源，实现跨部门、跨警区以及不同警种之间的统一指挥协调，向公众提供紧急救助服务。

　　南宁的尝试得到了极好的现实反馈，该市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大大提高。

　　南宁样本的成功实施，根源于当地政府的强势主导，并确保投入足够的精力与财力去建设。南宁的城市应急联动和社会综合服务系统，用实际发挥的良好功能与作用，为国内诸多城市设立了标杆和参照系。

　　“首届中国应急联动系统建设高层论坛”2005年11月26日至27日在南宁召开。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王冀昆透露说，我国市、县级公安部门2006年底前将全部实现110、119、122三台合一，这一切似乎意味着城市应急联动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城市未熟已病

　　中国正在经历的城市化进程，无论规模还是速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有关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城市以年均10%的速度扩张。1978年到2004年，中国城镇化水平由17.9%提高到41.8%，城市人口由1.7亿增加到5.4亿。到本世纪中叶，为了支撑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左右。中国将用几十年时间，完成西方发达国家三、四百年完成的城市化过程。

　　与此同时，却是一次灾害、甚至够不上灾害的天气突变，就能导致某座现代化大都市部分功能瘫痪、生命财产损失惨重的事实频频在我们身边上演。从横行肆虐的台风、暴雨、暴雪，直至更早的美国“9•11”恐怖袭击与奥尔良飓风，屡见不鲜发生的灾害都让城市孱弱的一面暴露无遗，城市防灾减灾已成为一道世界性难题。

　　交通、通讯、供电、供水、供气等工程被称为“城市生命线系统”，是保证城市生活正常运转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任何环节滞后或失灵都可能导致整个城市瘫痪。它们应该随时做到后备充足、灵活应变。但现状是，多数城市的“生命线”同样缺乏自我保障能力。

　　以北京为例，地下主干线有上水、下水、煤气、天然气、电力、热力、电讯七大类的十几种管网，累计超过万公里，由于年久失修及信息不灵，近30年来酿成一系列事故，如地铁或其他基建施工切断电缆影响有关地区供电，工地钻探弄断电话线，地下水管爆裂造成居民遭受水害等等，此次东三环路京广桥漏水事故便是实例。

　　政府与民众都是主刀大夫

　　一次次的教训告诫我们：面对城市危机和挑战，政府与民众是利益共同体。单纯依赖政府和公共机构或是民众的抢险救灾，都不能最大限度地解决实际问题。

　　政府和公共机构掌握着大量的公共资源和财力，民众最为接近灾难、危险，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将灾难带来的损失降到最小程度。

　　现实情况是，在进入危急状态，我们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协调能力、应对能力仍需增强。在应对公共危机中，民众个体仍然需要培养理性的国民危机意识。

　　从2005年6月进行的一次网络调查结果来看，市民们面对公共危机的现实表现情况并不良好。该调查显示：大家最担心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发生“食品安全”和“环境恶化”，对于“自然灾害”却最不担心。

　　各地居民在居住地附近，是否有指定的避难场所？北京市居民的选择令人担忧：选“不清楚”的达到40.3%，与各地相比比例最高。同时，北京市的居民中有四成不清楚学校/单位附近是否有避难场所。

　　调查还显示，有66%以上的居民，没有想过在住处如何避难，危机意识较差。辽宁省和江苏省选择“没有想过”如何在住处避难的人数比例最高，北京被调查者中有66.2%的人选择“没有想过”。

　　此外，68%以上的居民在学校、单位没有想过如何避难。北京被调查者的比例达到72.7%。

　　综合来看，人们在面对危机时各方面的准备并不充足，对政府职能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信任感。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复杂化和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公共危机已由非常态化的偶发转变为常态化的频发，成为社会管理中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战。应对社会公共危机的能力已成为衡量政府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

　　如何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形成有效的政府制度安排，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已成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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