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之困倒逼夏各庄车改

　　

一名买车人正在挑选准备拍卖的公务车。目前，已有不少地区开展了公务车改革。

　　改革前六部车烧去半年财政，专车改车贴政策赢得多数官员支持

　　核心提示

　　6辆公车每年需开支68万，而平谷区夏各庄镇今年至11月底只完成了60万元的税收；增配一辆公车需开支二三十万，夏各庄镇明年将有4名副处级干部可予配车。

　　财政重压之下，11月中旬，该镇将10辆公务用车经拍卖程序后“瘦身”为4辆，副处级干部一律取消了配车。

　　“车改”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也有人认为更为彻底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的明确政策。

　　早晨7点半，孙浩骑着摩托准时驶进夏各庄镇政府。四方形的院落里满是各种式样的小车。它们整齐而鲜艳地停在三面院墙下，墙上标语的字迹剥落，残留着上世纪80年代的痕迹。

　　大院墙角处的窄门，人们提着饭盒像蚁群似地涌进涌出。“乡镇干部在这个时候都来单位食堂吃早饭。”随后，院里的车有一半会一辆辆地消失，驶向各个村落，或是区里的上级主管单位。

　　“这些车都是

公务员自己的。现在发放车贴后，都成了私车公用。车改以前不是这样。单位没车就不去办事。”孙浩主管夏各庄镇政府的宣传工作，他觉得车改后对人行为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2005年11月，夏各庄镇政府的6辆公车面向社会被拍卖。目前除了书记、镇长各保留了一辆专车外，镇政府只有2辆用于消防、抢险的面包车。

　　有媒体认为，平谷区的夏各庄镇又成为北京市公车改革的一个试点乡镇。

　　“我们并不是什么试点单位。”夏各庄镇的副书记杨宝升非常反感这种说法，他说车改彻头彻尾是乡镇的自发行为，“并没有受命于任何的上级部门。只是解决乡镇自己所遇到的问题。”杨宝升还很警惕此次乡镇车改的局限性，“如果改得不好，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恢复了原有制度。”

　　六部车烧去半年财政

　　如果在夏各庄镇政府大院的一角堆上干草堆，那么这个院落就是典型的晒草场。大铁门的朱漆有些剥落。

　　大院后面三四排平房，就是办公场所，在白色日光的照耀下，那些木门紧闭的平房就像一个乡村卫生院。

　　杨宝升认为财政拮据是车改的主要原因，“在平谷区，这是惟一还在使用平房的镇政府”。

　　在孙浩的印象中，前两年夏各庄镇的财政收入是一百六七十万。今年则更少了，“到11月底只完成60万元税收。”

　　镇政府人大主席团副主席王士奎对这个数字非常肯定。

　　今年的财税收入实行异地上税，原本夏各庄镇的上税大户跃龙集团，因为在北京经营，就将丰厚的利税交给了北京市政府。“它是个房地产企业。以往每年它所缴的税占当地税收的80%。”孙浩说。

　　夏各庄镇无山无水，“不像平谷区北面那些乡镇，它没有历史文化遗迹，不能发展旅游产业。”夏各庄镇又不被允许发展工业，因为它是北京的紧急供水区。它地下水的洁净与否直接影响到对北京供水的质量。

　　“我们只能种水果了。”

　　孙浩说，现在夏各庄镇定位于“生态涵养区”，建造些大棚，种些无害的水果、蔬菜，依靠它们来增加财政收入。“但这毕竟有限，财政收入还是要依靠当地企业。”跃龙集团离开夏各庄镇后，目前华阳服装厂成了当地的纳税大户。

　　在这种财政状况下，镇政府在车改之前养着10辆公车。“一年支付一辆公车的费用就是11万余元。”孙浩说，经测算，被拍卖了的6辆车，其2005年的支出费用大约是68万余元，占到了以往财政收入的一半。

　　如果不是这次车改需要测算用车成本，没人会去注意这笔财政资金会以这样的规模在暗中流失。所有数据是组织部长王晓辉用了半年时间测算出来的。让他吃惊的是，在各项支出中，公车的维修费用在所有支出中是最高的。6辆车一年的维修费用是24万余元。

　　公车的维修费和司机间的利益关系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无论是油票的使用，还是大型零部件的更换都成了财富流失的黑洞。

　　“单位也有管理措施，但是对于这种隐性支出管理成本很大，而且效果也不好。”

　　孙浩说，政府的公车进行定点维修，并要填写记录。但是维修商知道这车是公车，对于那些只存在着小毛病的大部件，他也会帮你更换一个全新的。“维修费就在这时被重新分配了。”

　　“就目前全国范围进行公务用车改革的乡镇和区县来看主要是出于两种情况。”

　　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参与过很多车改设计方案，“一种是政府单位的财政收入相当丰厚，它会主动设想制度改革。还有一种则是财政不堪重负。其实这是一种被动改革。”夏各庄镇的车改就属于后者。

　　有人骑车有人开车

　　另一个推动车改的矛盾在今年浮出水面。公务员的干部人事制度进行了调整。

　　原先那些实职为科级、待遇享受副处级的干部，经过一系列考核、审查后，可以提升为副处级的干部。

　　夏各庄镇又多了两个副处级干部。王晓辉很快就通过了审查。而孙浩因为工作年限，要到明年2月才能被提升。

　　按照不成文的规矩，副处级干部都可获配一辆公务用车。而一辆车的配备费用是二三十万，镇政府财政因此将要为新提升的干部再付出五六十万的

购车费。

　　但现实情况是，在镇政府已有的8名副处级干部中，有2名干部还没有配上车。一名是武装部长，另一名是人大主席团副主席王士奎。

　　王士奎50多岁，原先在靠山集镇担任副镇长。“那是山区，离区里有40里地。”那时王士奎有一辆自己的公车。

　　“一般到区里办事才坐车。”平时王士奎下乡进村都是骑自行车。天热，他会戴顶草帽，村里人看到他，会热情地打招呼，“老干部又下乡啦。”

　　“夏各庄镇就不一样了。除了外出喝酒，没有不开车的。”2003年底，王士奎调任到夏各庄镇。在2004年年初时，他向领导申请配车。当时领导给予的答复是，“在筹划车改，暂不配车。”

　　于是王士奎每天就骑自行车上下班。他住在平谷区城里，“也不是很远，离镇5公里。”但当区里要召开全体镇干部工作会议时，干部间关系就会变得微妙起来。有车的自己开着车，没车的则骑着自行车或是

摩托车。出了镇政府大门后，黑色轿车飞快地抛弃了骑自行车的干部，还扬起了一道尘土。

　　“同样都是副处级干部，都是去区里开会，凭什么有人要骑自行车，有人则可以开车？”2005年6月之前，还只有王士奎等少数人处于这种“不平等”之中。6月份之后，组织部长王晓辉的加入，使得没有车的副处级干部的数量上升到了3个，到明年，将有4位副处级干部没车，有车的却只有6位。

　　无车的“弱势”副处级干部迅速增多起来，“缓解不平衡的人事状态，避免矛盾进一步尖锐，成了这次车改的主要动因。”王士奎说。

　　北京市的公务用车改革一直存在着很大阻力。去年12月曾有报道，海淀区温泉镇将成为公车改革试点之一，将正式开始对公务员按级别发放交通补贴。但到了2005年1月，温泉镇相关部门负责人却表示，方案仍需完善，将推迟公车改革。

　　2005年12月16日，温泉镇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车改至今仍未进行，“去年是听说要改，之后就没了动静。”他也没拿到什么车贴，依旧骑着他的自行车外出办公事。

　　延庆县原本也有计划进行公车改革，但县纪委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车改言辞相当含混，“改了一点，基本还是维持原状。”

　　夏各庄镇义无反顾地开始公车改革。政府61名在编人员为此进行无记名投票，只有1人明确反对车改，2人基本同意，其余都非常拥护车改。“大多数干部都赞成车改，这在全国各地都是如此。”任建明说。

　　2005年10月，4名临时司机在领到一些补贴后被辞退，另2位司机被转岗。11月，6辆公车面向社会进行拍卖，单辆车最高所得为15万元，总共所得50余万元。公车改革顺利进行。

　　副处车贴一千五

　　车贴补助该是个什么标准？这个难题落到了组织部长王晓辉头上。王晓辉在7月份被委任草拟车改方案，“整个方案出台也就用了1个多月时间吧。”

　　孙浩说，王晓辉为准备这个方案，看了相当多资料，也比较了各地货币化补助的一些标准。副处级干部车贴的标准基本上锁定在“1500”、“1600”、“1800”之间。

　　由于没有区委、区政府的明确指示，书记、镇长所用车辆没有列入这次车改范围，而只是取消了副处级的公务用车。“原先副处级干部的车贴标准是定为1800元/月，后来领导将它调为1500元了。”

　　2005年8月23日，一份夏各庄镇公务用车改革方案正式成型。它测算出了一个副处级干部一年用车所需的基本费用为18840元。

　　其中车船使用税、养路费、保险费是固定消费支出，全年为6520元。年维修费定为5000元。在这份方案中，王晓辉测算车改补助的依据是，副处级领导干部以每个工作日行车100公里来计算。而科级以下干部以每个工作日行车140公里来计算，路程计算的依据是镇政府到区里的距离。

　　“就将18840元除以12，那就是每个副处级干部一个月的车贴了。”王晓辉说，然后是逐级下降，科长800元/月，主任科员500元/月，一般科员为300元/月。

　　草案开始经镇党委扩大会议研究讨论。8月29日，在全体机关在编人员中进行民意调查，赞成此方案的占全体工作人员的98.4%。

　　2005年9月8日，一份内容更细致，措辞更完备的改革方案摆放在王晓辉的桌上。这份方案将上报给区公务用车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其内容和初稿基本都一致。

　　平谷区纪委并不愿意就此事多做议论，纪委宣传办的一位主任说，那是一个乡镇的行为。但区车改小组对这个方案基本持肯定态度，只做了一条修改。“原本那6辆车是只在机关内部进行拍卖，改为面向社会拍卖。”

　　但在机关内部对于车贴标准仍有不同意见。一位科员说，“我在外办事的时间很多。村里，区里都要跑动。”他常常为了些小事就要上区里的主管单位。有时只不过是个十几分钟的会。有时就是为送一份文件，而区里规定传真都不行，必须要原件。

　　“这些琐事多是些下面人在跑腿。”

　　任建明看了夏各庄镇的车改方案，认为方案本身对夏各庄镇而言已经是很好了。但如果要进一步推广，有些细节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对于整个程序的透明和公正还是存在一些局限性。

　　“车贴补助标准可以实行听证会制度。”任建明觉得如果在区里进行车改试点，区里的领导完全可以将自己每个月行车的用途、里程公布出来。在经过民意认定后再制定车贴标准会更合理更公正一些。

　　“目前夏各庄镇的车贴标准还是体现了以职务级别来制定。”任建明说，一个外出活动频繁的科长完全可能比一个忙于内部事务的处长会更多地使用公车。“如果要大规模地推行公务用车货币化，那么将岗位性质在方案里体现出来是很重要的。”

　　偏远基层没车不去？

　　孙浩负责宣传工作，他倒很希望本部门能有公车，因为外出的机会太多。下乡做调查，去厂矿拍摄录像，到上级的几个主管部门开会，“那都需要车。”

　　一次到房山一个农业职业学校去代替一个农民领奖。那学校在卢沟桥河的边上。从镇政府出发到那儿就仿佛从北京的东北面画向西南面的一道大弧线。“那次我是坐区委宣传部的车。”孙浩那天单程就花了2个半小时，“如果没有车，我只好4点半起床动身了”。

　　孙浩还是一直盼着车改。以前用车有这样一个原则，“在优先保证领导用车的前提下，才能使用公车。”孙浩的人缘很好，一般他部门需要用车了，他总能在那10辆公车中找到一辆闲置着的。

　　“发钱比什么都强。”孙浩无论去那儿都是骑着他那辆红色摩托车，“它也跟了我七八年了。”目前孙浩的月收入3600元，加上车贴将是4600元。明年正式成为副处级干部之后，孙浩的工资又要涨了。

　　王晓辉说，车贴补助就是促使公务员形成私车公用的观念。

　　但镇政府也有工作人员流露出消极的情绪，如果有些工作是在偏远地区，没有车接送，就不去了，“基层干部的工作很杂，有时候会有些不是我份内的事，以前有车，我会去。现在没有车了，如果对方也不能解决用车问题，那我就不去了。”

　　这也是任建明担心的，“这不是意味着公车货币化有问题，而是需要加强工作职能的界定和相关工作考核的严格。”

　　在工作考核严格的情况下，任建明认为公车货币化将能帮助人树立一个节约的观念。如果以前一个人的用车成本设定为1500元，他只花费了1000元，那他会想尽一切方法将多余的500元花了。但货币化之后，他会想方设法去省下这500元。“虽然都是花费1500元，但人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

　　书记镇长车还留着

　　在这次车改中，杨宝升的自身利益受到了最直接的影响。他曾在一次会议上提议暂缓执行车改，因为那时临近年底，过年用车的场合很多。

　　杨宝升对公务用车货币化有自己的看法。他始终认为基层领导不适合车改。“我们脑子里时常会想些公事。”

　　自从他没了公车后，他就使用老婆的车。一天在上班途中，他一边想着心事，一边闯过了一个红灯。事后他觉得很危险。“在以前不会这样。

　　有司机帮你开车。”现在，杨宝升用他老婆的车，每天送她上下班，并将车贴的2/3给她，让她打车。

　　夏各庄镇的书记、镇长的车都还保留着，这在当地一些官员心中被认为改革不够彻底。任建明的观点是改革的不彻底会导致改革最终的流产。

　　“那会形成相互攀比的心理。人的心理都是很微妙的。”在任建明参与的一个车改案例中，湖北一个区都进行了车改，一次市里召开会议，没车改的区县领导就都看着没了公车的领导打着出租来参加会议，“那样进行车改的领导心理压力会很大。”

　　大兴区西红门镇早在2001年就进行了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31辆车被拍卖处理。任建明听说，大兴的西红门镇最近又恢复了原有的政府公务用车制度。

　　“政府公务用车最终还应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是现在这种自下而上式的。”任建明觉得，目前这样的方式，本身就增加了车改的反复性。

　　延庆县纪委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他们目前的车改处于停滞状态，就等着上面有更明确的政策出台，“如果上面出政策了，下面再有困难也是会去执行的。”

　　本报记者 闾宏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