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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轮五年计划的出台，都必然带来新的投资方向和机会，造就一批先知先觉的富豪，但也有可能否定一些产业方向，令一些投资者“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发达前”。
一句话，虽然中国富豪是政策机遇与资本力量、个人才能相辅相成的产物，但把准政策的脉搏是最重要的中国式致富路径，这已是不待言而自明的道理。
对投资者来说，政策把握是否得当，事关荣辱得失甚至身家性命，兹事体大。
文/聂志玺
2005年11月7～9日，在深圳举办的2005中国经济年度论坛共包括五场年度报告论坛，被媒体称为“顶级经济大餐”。因为连同购买五份年度白皮书在内的论坛全程门票高达1.2万元，参加其中一场论坛的门票也达到了2000元。
即使这样，来自企业界的追捧者也大有其人。
来自广东的石先生是一家专做出口小家电的私营企业主，其产品在国际小家电业一些细分市场上份额颇为可观。他告诉《新财经》：“这些年来，我公司的出口业务一直很稳定，也积累了一些剩余的资金，但一直苦于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马上就是‘十一五’了，跟寻找新的投资点比起来，这一万二的票价不算什么。就算几天听下来不能从中找到什么机会，起码在思路上也会有一些启发。”
11月9日，石先生略为兴奋地告诉《新财经》：“昨晚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的专家在回答提问时说到国家对小水电在电价上还会实行扶持政策，我晚上回房间后马上给福建老家的家人打了个电话，让他们留意家乡一带有什么小水电站值得收购的。”
十六届五中全会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后，怀着他这样因对政策而产生困惑与希冀的人在产业界和投资界中绝非少数。
“十一五”规划政策变量
引人注目的是，不论是否因去年夏天以来的国企改革大讨论所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必不可少的原则在《建议》中不见了，而社会各界原以为不可或缺的“以人为本”也被“科学发展观”所代替。
正如各界评论，该规划要求提高能源效率、加强环境保护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提高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为此，“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将重点加大对农村建设、中西部发展、社会事业、科技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六大领域的投资。同时中国产业结构将立足结构优化提升产业发展，改变高消耗、高污染的局面，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
正如以往一样，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几乎每一项政策出台都会引起争议，《建议》涵盖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目标，所涉问题如此广泛，争议和讨论更不可避免。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董事总经理、亚太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博士对《新财经》说，“‘十一五’最重要的核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思路在发生变化，从为追求经济增长而追求，向追求经济增长的果实而且致力把这果实分配给社会的各个阶层转化。我认为这是本届政府的新思路，是其‘以人为本’执政思路的倾斜。这是一个划时代性的变化。”
“在这样的思路下，增长速度会成为次要的问题。在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国家并不会介意增长得慢一点。”陶冬分析说。
或许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手段与追求经济增长果实的目标仓促间未能协调，《建议》给各界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带来了困惑。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袁钢明对建议评论说：“现在还看不出到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节能为重。以解决‘三农’为主还是发展沿海为重。《建议》提到了发展环渤海经济圈、珠江三角区、长江三角区，位于中西部核心的成渝地区则根本没有提。”
袁钢明不客气地说，《建议》通篇不乏相互矛盾之处：“一开始是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指出‘十五’计划已提前实现；到2010年经济增长再翻一番的目标不变，目前只剩下一小半未完成，剩下五年平均增长5.5%就能实现。但如果还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继续不变，到2005年就会翻1.5番。发改委的中心思想是经济发展太快了会出现问题，集中体现在能源消耗过快。这其实是两个问题。经济发展中必然会有一个能源消耗过快的阶段，但发展过快不必然等于能源消耗过快。”
“‘十五’期间，GDP完成平均增长8.8%，财政收入增长1.3倍，出口增长1.9倍。一个比一个高，偏偏没有写人民收入，”袁钢明认为，“实在是这几年人民收入增长不成比例的慢，以致国内消费始终刺激不起来。”
“对‘三农’问题也只是提了一些口号。”袁钢明说，“不怕多花字，就怕多花钱。”
袁钢明表示：“只能寄希望于明年提交‘两会’的‘十一五’在可操作性上进行完善。”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也表示，“《建议》提出了增长模式的转变，但只是作为一个目标，而没有提出任何方法。”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博士对“十一五”的看法同袁钢明比较接近：“如果说《建议》跟以前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对体制上的问题看得不像以前那么多，而是对问题的表征谈得比较多。”
“比如‘三农’问题，虽然谈得比较多，却没有探讨体制问题。实际上这么多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肯定是有深层体制原因的，但《建议》根本没有去碰。”李稻葵对《新财经》说。
宏观经济之辩
对“十一五”期间政策转变的认识不同甚至引起了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截然不同的看法。
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有所放缓，尤其是在2006年。社科院的秋季报告就提出，明年的GDP增速将保持8.9%的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卢中原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者。他对“十一五”期间宏观经济走势的判断是：“高位趋稳、稳中趋降”。他认为，大幅下滑和明显反弹的可能性较小。因为我国GDP增速已连续五个季度稳定在9.2%～9.6%，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今年前九个月基本稳定在27%左右，投资结构继续调整；国家希望放慢速度的行业投资现在已经明显放缓了，而有些国家希望发展快一些的行业投资在增速，包括运输产业、科技、卫生等等行业；此外，消费需求继续平稳增长，前九个月实际增长基本稳定在11%左右，1996年以来实际消费增幅是10%，今年更是高于最近这些年的平均增幅；还有，物价稳步回落，今年前九个月消费物价指数是2%，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稳定在4.4%，这些都处于平稳回落的态势。
而陶冬的看法则正好相反——“高位趋稳、稳中趋升”。他的论据是：目前中国的经济走势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拐点，很多数据没有出现在统计中。他通过对先行指数的分析发现，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将会由二、三线城市主导的投资带动起来。此外，今后几年中国经济恰好赶上一个大的“题材”，即“十一五”规划，明年是“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按照惯例，任何一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投资增长一定超过前一度规划的最后一年。而且，美联储新任主席伯南克同格林斯潘在财政思路上很一致，无心去碰财赤泡沫，降低国内需求以致影响中国出口。陶冬由此判断，中国经济的走势将是稳中趋升。
“今天中国的经济走势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拐点，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看到中国经济是升而不是降？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没有大量统计数据出现的现象：在武汉一家很大的发展商现在开始大量地要把钢铁定单长期签下来，因为他看到今后两个月内会有大量的新项目进来；在天津一个很大的地方发展商在连续观察了四个月之后突然重新启动三个房地产投资项目；内蒙古一批靠挖煤赚了大钱的民企开始筹钱办化工厂；在东部沿海地区一家制造厂商从去年夏天开始始终代理一个产品，明年开始进一步扩张。这些现象可能代表一个整体的趋势，也可能不代表一个趋势；可能是一个新趋势，也可能是一种误导；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在北京、也没有一个在上海或者是深圳，基本上都是在二线、三线城市。”
“现在国内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已经出现了投资热点，这意味着新一轮投资周期的启动。”陶冬表示，“我们总结中国长期的投资周期一般是10年，1983年、1992年、2002年，这和领导层的周期变更和五年变更基本一样，普遍是一个急升、缓落、反弹、下跌，现在说不清楚是今天投资开始反弹，还是六个月以后反弹，但是基本上和五年规划一样一直会反弹。”
就在争论未息之际，11月18日，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北京抛出了一个令各方吃惊的预测：“2006年中国经济增速将降至6.7%。”这几乎是下半年以来最大胆也是最低的预测结果。“我承认这个估计很可能过于保守，但是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趋势却是可以肯定的”。罗奇给出的理由是，今年出人意料的出口增长在明年将明显下降，同时，在延续一年的宏观调控政策之后，固定资产投资也将降低。
对于投资的看法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投资率过高增长一直受到多方的“批判”，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必须把投资率降下来。但批归批，高增长率却一直居高不下。有代表性的是瑞银华宝亚洲区研究主管乔纳森·安德森，他在近期撰文称，“2004年，投资占GDP的比重在中国大陆达到了47%左右的高水平，到2005年则可望进一步提高到50%左右，这要比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泡沫经济时高得多，实际上也远远超过过去100年里任何主要国家所达到过的最高水平。在一名有经验的国际经济学家看来，任何国家如果把50%的资源放到固定资产投资里面，如果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达到本国GDP增长率的三倍以上，那么，繁荣的崩溃乃至危机的爆发都将迫在眉睫。这就使得中国居高不下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成了名副其实的重磅炸弹，你无法对它视而不见，但同时也没有人愿意招惹它。”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所长罗云毅则认为，“我们的投资率确实比过去的一百年里那些主要的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但从研究的角度分析，对中国的高投资率忧心忡忡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关于投资率的横向国际比较结果。但是是不是得出问题就很大，就是一个炸弹，就可以导致经济危机，我的看法不太一样。从纵向上看，我国投资率一直很高。我国消费率低不仅不是因投资率较高引起的，相反，从逻辑上分析，投资率较高是因消费率较低，从而储蓄率较高引起的。因为高水平的储蓄不仅为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压力，内在地要求形成较高的投资率，以避免因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而导致总产出水平的下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又恰恰存在着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背景的强劲的投资需求，可以保证高额储蓄向投资较顺利地转化。”
因此，罗云毅的一个总体判断是，“十一五”期间，我国的投资率可能将有所下降，但仍将在40%的高位徘徊。
各方意见如此对立，分歧如此之大，无疑说明，中国未来的发展之途仍充满了变数。
中国式致富路径
最成功的富豪，往往是最能把握时代机遇的人。在中国，最大的时代机遇来自政策的转变。
就在《建议》公布前，10月12日，2005年度《胡润》系列富豪榜公布。今年上榜的400位富豪中，房地产界的富豪仍然最多，112位占到总数的28%，前10名中更有4名地产界大亨。抓住收购国企机会的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严介和以125亿元排名第二，成为最大的“黑马”。
稍后发布的《福布斯》富豪榜上也有相当一大批富豪活跃于房地产领域，最大的“黑马”也是第二名，不过是来自“中国房地产界真正的航空母舰”(语出万科董事长王石)—-合生创展的朱孟依家族，其身家达到了近116亿元，而其去年只有35亿元。
财富榜上排名多少甚至身家究竟多少并不是关键，无人能否认，以朱孟依为代表的地产富豪，他们的财富能迅速增长，正是抓住了1998年以来中国启动房地产以拉动经济的机会。而严介和身价比去年排名66时的15亿元爆增了110亿元，是得益于各地掀起的出售国有企业风潮，而这正因为近年来国家放松对中小国企控制，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领域。
两大排行榜上其他盛产富豪的行业是零售、IT、能源和金融。此外，在物流、医疗这些以往相对不太受关注的领域，今年都有新人上榜，这同样得益于政策的转变。尤其能源业最能说明问题。我国原来对能源业一直实行严格的管制。近年来随着能源紧张，先后向私营企业开放了煤矿开采业和成品油零售业，大批能源富豪遂由此应运而生。
再看近年《胡润》和《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几位常客，陈天桥、丁磊正得益于中国发展高科技决心和资本全球化的趋势，黄光裕、宗庆后则得益于消费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开放……
由此上溯到富豪榜还未在中国诞生的时代。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没有什么市场化的企业，那时“先富起来的人”除了来自小生品生产和流通领域外，就是无所不在的审批制下孳生的“官倒”了。90年代初的“八五”时期，除了消费品领域的开放造就了长虹、康佳这样的消费产品企业集团外，就是牟其中、仰融这些在市场经济法制尚未建立之时游走于政策边缘的“红顶商人”，以及是赖昌星之类直接从违法活动中获利者。
中国真正的企业家和富豪开始于对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承认和鼓励，以及“九五”时期国家对经济领域的逐步开放。有人把90年代称为中国人的“财富觉醒时代”，因为从那时起，中国人开始理直气壮地追求财富，今天富豪榜上的风云人物，绝大多数起家于这段时期。
每一轮五年计划的出台，都必然带来新的投资方向和机会，造就一批先知先觉的富豪，但也有可能否定一些产业方向，令一些投资者“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发达前”。我们也可以举出无数折戟沉沙的富豪：牟其中、张国庆、吕梁、赖昌星、仰融、杨斌、周正毅、艾克拉木·艾沙、顾雏军、唐万新、吴志剑……这一连串曾经耳熟能详的人名，如今或身败名裂，或远遁海外，仍然是不外乎是对政策把握不当——或是错用政策，或是违背政策。
一句话，虽然中国富豪是政策机遇与资本力量、个人才能相辅相成的产物，但把准政策的脉搏是最重要的中国式致富路径，这已是不待言而自明的道理。
对投资者来说，政策把握是否得当，事关荣辱得失甚至身家性命，兹事体大。
投资机会
来自哪里
“十一五”时期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随着新投资体制的出台，民营企业将在更广阔的领域获得更多的机会。什么领域会向民营企业开放已不是问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投资者应该进入什么领域？
套用一句老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你几乎什么都可以投资；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你不知道应该投资什么。
罗云毅在展望这个问题时三句话不离本行：“从我国的具体实际看，结构问题的表象是产业结构和产业投资结构不合理，实质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不强，导致经济建设投资和社会发展投资、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投资不协调。因此，在投资结构过程中体现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突破传统的投资结构调整框架，由过去的以优化传统物质生产部门内的产业投资结构为核心，向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的、平衡的投资结构为核心转化。”
“在这一层次上，我们预计教育、科学技术、与循环经济相关的环境和生态保护、公共卫生、劳动安全等领域的投资将更为决策部门所重视，民间资本也将逐步进入，因此，其投资所占比重也将有所提高。”罗云毅说。
王大用则认为：“中国以往过于强调发展制造业和出口业了，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服务业和国内需求得不到充分发育，资源被严重浪费。”
“要不让共同富裕成为一场精神会餐，应当把消费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突出的关注点，在消费问题上，又应当把扶贫和农村建设作为政府信用支持的一个突出的关注点。而在提高个人收入方面，城市化是个主要的动力。任何非农产业都比农业收入水平提高快。而我们现在正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中最快的历史阶段。”
李稻葵同样认为未来的机会更多地来自城市化。
“在中国‘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远远超过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李稻葵说，“现在主流观点是就农村发展农村，理由是城市化会产生问题。在我看来，农民的问题是要变成非农民，在农村解决，是以卵击石，是违背人类经济发展规律的。不解决7.5亿农民的户籍问题，就像中国人在美国，没有获得绿卡，是不敢买房子的。当然，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应该有个新思路。农村问题是有基本的国际规律的，是为经济服务的。”
“很多人说农村消费不够，我认为，就农村而提高农民的消费是错误的，是违背人类经济增长自然规律的。道理很简单，农民有了钱以后，不会想到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方式，他的生活方式是过去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有高消费，顶多把钱拿来盖房子，所以，农村的消费率实际上是低于城里人的。怎么办？就是要把农民变成城里人。我常说要走深圳模式，深圳模式是什么？移民，让外地人，让农民逐步地进城，而且不只是让他打工，而是要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在城里定居，这样，他们才能变成城里人，降低我们的储蓄率，提高我们的消费率。现在很多城市的模式是把道路建得很好，大楼建得很高，但是没有人气，让人非常悲哀。但是我每次一来深圳就感到非常喜悦，这是一座非常有活力的移民城市。”
未来五年投资方向
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期内，究竟应该投资什么领域和行业？
有论者以为，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三农”问题、城市化、区域发展、和谐社会六大关键词所确定的发展战略，将成为中国下一个五年规划的“着力点”，而投资机会也将从中产生。
但《新财经》接触的专家则一致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关键词直接等同于投资机会。他们分别给出了极具个人眼光和个性的回答。
《建议》中提出，“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所长周大地表示，这是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外唯一的一条有具体数量概念的目标。
对节能的重视直接推高了部分涉足太阳能等新能源开发的公司股价。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G天威)的股价从9月28日的人民币10.47元上涨至10月20日的13.59元，涨幅高达30%，此后出现了回调。
分析师认为，G天威的上涨更多地是来自投资者对“十一五”概念的炒作，而非长线理性投资。
在周大地和发改委能源所前所长、APEC亚太能源研究中心顾问周凤起看来，一些瓶颈之所以成为瓶颈，就在于它很难被突破。“中国在能源上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一次能源长期紧张”，“实现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的关键还是建设节能型社会”，仅凭新能源是不足以缓解的。“如果新能源发展到足以对石油产生威胁的程度，OPEC完全有能力把油价打到十几美元，将它扼杀。”周凤起表示。
王大用也认为，在2020年前，新能源不可能形成气候，未来投资重点还应是节能项目：“据我们测算，目前我国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占2/3，到2020年，煤炭需求会降到58%，石油需求占到21%，天然气8%，水电10%，核电1%，其他新能源加一块也就是1%左右。”
王大用对石先生的投资思路比较认同：“眼前对投资者来说，在能源投资方面要谨慎小心，资本量不大的投入到农村小水电上倒是可能的，因为农村这一块基础设施的缺口还很大。”
王大用表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还是政府部门和企业在操作，政府作用不可或缺，需要改变的是管理体制，反腐是永恒的话题。否则规划不合理、体制不完善、腐败问题丛生，大大降低使用效率。至于房地产投资，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房改后城市居民从旧房向新房转移，而其中八九十年代的旧房转租给低收入者和新进入城市人口，会产生很大的房屋租赁市场。
王大用认为，“十一五”期间大的形势是提高消费，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国家应在大力提高非农产业人口比例的同时，加大对农村投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第三产业，面对的主要是消费，会有大的发展。
袁钢明则认为，“在中国,投资者要想成功，仍应跟着政府走。《建议》又一次提出了重工业和装备业改造，而且未来五年沿海地区的发展会更快，特别是提出了天津滨海地区要像特区一样发展，投资重点区域会在这些地方。”
投资什么最赚钱
在回答《新财经》未来五年投资什么领域最赚钱的问题时，来自台湾的资深风险投资者高健智表示，从风险投资的角度看，国内合乎世界潮流和人们需要的IT、生物、纳米科技会是风险投资未来在国内的投向。
“当然，作为亚洲国家的一大特色，内地房地产业从长远看一定还会有很大的发展，这是现实情况决定的，没有办法改变。”高健智说，“个人投资方面，我认为不妨考虑做一些文物和艺术品的投资。”
陶冬也认为房地产热并没有真正被抑制住：“我觉得新一轮的投资增长至少在目前不是来自于钢铁，不是来自于水泥，也不是来自于汽车。中国的房地产热都还没有压下去。而这个恰恰是政府没有真正控制能力的，前一段时间房地产之所以停步，是资金害怕了，而不是资金没有了，银行对于缺钱的发展商，是有一个制约，而对于很多有银行关系的发展商来讲是天赐良机，因为宏观调控把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抬高了。而且这个‘火’一旦点着了以后，我认为投资的速度可能会比政府想象的要快。”
“对投资反弹不需要任何宏观大规模的经济调查，跟着热钱走就行。今天发展商的钱往哪儿走？武汉、重庆、成都、天津、西安、合肥……这样的二线城市。”陶冬说，“如果房地产要出现回暖的话，我认为2006年是个上升期。”
陶冬表示：“我个人不看好制造业。目前中国拿到的制造业项目，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利润的下降。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要想打遍天下都赚钱是不可能的。现在制造业除了某些垄断行业，多数都面临着过度竞争、利润率和门槛过低的问题。”
“我个人更倾向服务业，比如金融业、医疗业，等等。当然，服务业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它是高度个性化的。”陶冬说，“与其说是某个行业，倒不如说是项目本身。”
李稻葵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首先从他不看好的领域开始谈起：“钢铁、电解铝、电厂这些生产能力已经出现过剩的行业要避免。还有一个行业要谨慎，就是完全以出口为目标的行业。现在中外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烧鞋、征税、反倾销……不管政府以多么灵活的方式升值人民币并处理国际贸易摩擦，受影响的还是企业。至于房地产业则不太好说，中国这么大，一、二、三线城市情况不同，同是一线城市，广州和北京的情况就大不相同。这是所有亚洲国家的特点。”
“服务业大有可为。一般中小规模的服务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不分家，可以绕开政府的门槛，比如餐饮业。还有一些高档服务业，比如办公室服务。”李稻葵同样看好服务业，“一般人下海办公司，在创业期就会抓住自己擅长的领域，利用自己的能力进行创业，而像注册公司、租房、请秘书，在发达国家都有专业的公司帮你做。现在SOHO现代城，就出现了很多办公行业，注册、出国、报关、报税，收取一定费用。这种高档服务业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
面对投资什么领域最赚钱的问题，或许十个学者会有十一种回答。正如罗云毅对《新财经》所说：“打个比方，学者的任务是为投资者分析金矿形成的条件，上哪儿挖金矿，就要看投资者的理解和悟性了。我们不可能确切指出哪儿最赚钱，正如我们也不知道哪儿有金矿一样。”
“真要知道哪儿有金矿，我们自己就先去挖了。”罗云毅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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