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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冼言
人民币升值乃至汇率全面放开只能是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结果，而不能是其原因。
一些利益集团与“意见领袖”的捣鼓下，美国朝野再次发出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声浪。
这充分证明，美方逼迫人民币升值，其为国内经济危机寻找替罪羊，其政治家、经济学家为自己开脱责任只是次要原因，真正动机是要像以“广场协议”挤垮日本一样挤垮中国。
如果仅仅只是为了自我开脱，中方只需作出一些友好姿态即可化解；正因为美方意不在此，而是以挤垮中国为目的，不达目的势不罢休，所以才表现得如此贪婪、不依不饶，仅仅在人民币升值2%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又组织起强大攻势。
10月12日造访北京的美方阵容很强大，包括了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财长斯诺、证监会主席考克斯、联邦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杰夫里、副财长亚当斯，以及即将于明年初出任驻中国金融专员的洛文杰等一群财经高干。
这些对世界经济影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联袂出场，其目的无非是重施十多年前威逼日本的故伎。正因为事涉美国的战略利益，所以即使是像格林斯潘这样的经济学家也放弃了他原来认为美国当前经济问题无关人民币汇率的独立立场。
由于美方来势汹汹，似乎志在必得，许多人预计中方又会顶不住，“人民币将于十一月再次升值甚至汇率完全放开”的预测或传闻早已传开。更有人进而建言，中国应该趁此机会主动升值人民币，外则化解美方压力，帮助美国解决问题；内则迫使中国企业往高生产力、高创造力、低污染、低耗能的方向转变。
这种建议准确触摸到了中国“和平崛起”不欲与西方为敌、希望与“国际主流社会”和平共进的深层脉搏，但失之对国际经济贸易现状的隔膜，误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当作固定不变的前提。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贸易竞争的激烈性可能出乎许多局外人想象，同类产品的竞争，胜负往往取决于百分之几、甚至千分之几的价格差异。“中国制造”的优势就是建立在这种微弱的价格优势上，这也是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加工厂”的基础。这种微薄基础一直面临来自南美、南亚、东南亚等地竞争者的强大挑战，竞争中的优劣强弱之势随时可能改变，这就是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的原因，这也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贫富分化却越来越悬殊的最深层根源。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也一直想改变这种依靠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尴尬局面，但愿望替代不了现实。在中国经济的禀赋优势发生实质性变化以前，在中国企业能够在核心技术、内部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建立起自己的市场优势之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仍然只能依靠微弱的劳动力价格优势；所谓“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至今仍只是一种愿望。
对于国际竞争来说，汇率同样是决定成本的要素，今年7月人民币升值2%已使中国企业面对更大的国外压力。由于多年来在技术、管理、市场等方面的持续积累，这种压力虽然沉重，还不足以致命，大多数企业还承受得起，但也迫使许多企业更加挖空心思裁减员工、降低工薪。如果近年内人民币再次升值，意味着中国将国内外市场拱手让给国外竞争者。
中国当然要大力发展高生产力、高创造力、低污染、低耗能的产业，改变目前普遍低生产力、低创造力、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格局；当然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由出口主导走向内需主导。但是，经济发展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为的拔苗助长，效果适得其反。对于国民经济，政府只能顺势调节、引导，不能强行设计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
对于美国等外部压力，既不能视而不见，但更不能以根本利益相交换。可以让步的，只是姿态、言语，而不是核心利益。既然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亚驻军等国际问题上都可以一意孤行、置国际压力于不顾，难道中国在诸如汇率之类的内政问题上还不能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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