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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办学模式触礁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04日 16:27 和讯网-《财经》杂志

  民办青岛南洋学校储备金事件,凸现其制度设计的谬误

  □本刊记者 段宏庆/文

  2005年10月26日,坐落在青岛市黄岛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薛家岛金沙滩海滨风景区的青岛南洋国际学校(下称青岛南洋学校)气氛异常紧张。一大早,上百名学生家长就聚集
在学校综合楼前,向学校讨要几年前交给学校的“储备金”。

  青岛南洋学校是南洋教育集团于1999年5月在青岛开办的一所寄宿制民办学校,拥有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到高中四个教学部,实行15年一贯制办学,最多可容纳2500名学生。学生大部分来自青岛以外,另设有一个韩国学生班。

  青岛南洋学校在资金运作上对部分学生采取储备金模式:以自愿为前提,学生入学时由家长一次性支付一笔储备金(有的叫“教育保证金”,有的叫“支援建校借款”),最低20万元,最高32万元不等。学校用这笔钱建设和运行,待到学生离校时(或协议确定的期限到期)全额返还,学生在校期间生活费、学费等则全部免除。

  根据青岛市教育部门的统计,目前,青岛南洋学校需要逐步偿还的储备金总额大约人民币1.1亿余元。

  另据《财经》获悉,南洋教育集团在全国总计开办过10所民办学校,所有学校都采用储备金模式,此次除青岛南洋学校事件爆发,山西、大连、济南等地的南洋学校也出现了家长上门要款的情况。

  任靖玺“遗产”

  “南洋”曾被认为是中国民办教育第一品牌。南洋教育集团的创始人任靖玺1952年出生在山西运城,他人生经历丰富,做过小商贩、包工头、生产大队的副业队长、采购员、汽车司机等,还当过记者,办过报纸,投资过房地产,并通过煤炭生意成为山西省第一个百万富翁。

  1993年,任靖玺开始涉足教育行业。他先投资4000万元创办山西南洋国际学校,由于采取“教育储备金”模式,其投资产生放大效应,以惊人速度扩张,到1996年建成了太原、大同、连云港和无锡南洋等四所学校。在1999年至2002年间更以每年建两所学校的速度发展,十年建成10所民办学校、2所民办高校,先后滚动投入8.7亿元,产业规模居中国民办教育界第一,生源最多时达18000多名。

  但从2003年底开始,任靖玺萌发退意。2003年12月15日,南洋教育集团和北京中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亚财富)签订《转股协议补充协议》。任将集团70%的股权零价格转让给中亚财富,保留18%的股权,将其余12%的股权赠予南洋高管人员。2004年7月15日,任又将自己在南洋的18%股份赠予南洋部分高管人员,在南洋不再有股权,也不再参与管理。当年9月,任彻底退出了南洋。

  任靖玺退出南洋教育集团后,撰写了一本八万字的小册子《教育炼狱十年》,详细记录了他从创立到退出南洋教育集团的经历和思考。从其怨怼声中,亦可窥知任的办学模式。

  据任靖玺称,从1993年第一所南洋学校——山西南洋学校建起后,他马上就遇到了融资困难:银行不给贷款。“银行贷款不通,资本市场不通,仅靠自己的自有资金不够。”任靖玺悲言,正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采取了向学生收取“储备金”的办法来融资。

  储备金融资价格不菲。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方式融来的资金,占实际资金成本接近18%左右。因此,任靖玺主要靠当时的金融机构高息揽储,以20%的利息维持运转。但1996年底开始宏观调控后,存款利息一路下降,储备金逐渐变成了套在学校脖子上的绞索,操作上已经成了借新还旧。

  交纳储备金的学子们求学心切。在初起的民办教育市场上,诸多学生家长交出巨款后,没有质疑校方的还款能力。而任靖玺在八万言书中自陈:“我们天天提心吊胆,就怕出事,对不起付出储备金的家长。”他明确意识到:“如果宏观环境恶化,新进的资金量收缩,正常的资金流就可能中断,危机就可能以各种方式爆炸。”

  很显然,南洋学校的储备金办学模式,可以比喻为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任靖玺自然盼望击鼓声永不停息,尽管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或许与看穿了未来结局有关,任靖玺于去年退出集团后,已经全家移民新西兰。今天南洋学校的现状已经与他无关。

  “击鼓传花”声停之后

  据《财经》了解,家长向青岛南洋学校讨要储备金最早开始于8月30日。当时大约有40名家长集体到学校要钱,校方表示无钱可退,结果有位家长爬上综合楼顶表示要跳楼,造成极大震动。其他一些家长也都闻讯纷纷赶来要钱,最高峰时学校住进了上百名学生家长,有的甚至来自东北、西北。

  事件发生后,南洋教育集团曾先后派三位副总裁到青岛处理问题,青岛南洋学校的校长也前后更换过好几个。但在向最早一批到学的家长退还15%的储备金之后,学校就无力再偿还任何资金。

  由于意识到学校资金有问题,其他一些债主也纷纷找上门来。9月23日,学校因拖欠电费被停电,后经黄岛区政府协调,才恢复供电。学校食堂的承包人也向学校追要拖欠的费用,并于9月25日下午正式发出了书面的停餐通知。不得已,青岛南洋学校于9月26日下午提前四天进入“十一”假期。

  10月8日上午,《财经》记者赶到青岛南洋学校采访时,一进入学校大门,远远便看到学校综合楼前横拉着一个红色条幅,上书“立即还欠伙食费123万,保障孩子吃饭”等大字。一位学生家长告诉《财经》,“十一”放假前,学校有700多名学生,但这次开学后回来读书的不到500人,有很多学生都转走了。学校的老师也有一些离开。

  “现在确实到了一个危急关头。”青岛南洋学校新任校长代文发告诉《财经》。代是10月4日才刚刚上任“救火”。他已是从8月30日学生家长首次到学校集中要钱以来,短短一个月内的第五任校长。

  据代介绍,青岛当地的另一所民办教育机构——私立青岛东方外国语专修学院(下称东方外院)准备接手青岛南洋学校。东方外院的董事长已经前往香港进行融资,并和香港一家公司草签了融资意向书。但到了10月26日,融资最终没有成功,也引发了家长集中要钱的高峰。

  根据《财经》的了解,青岛市黄岛区政府已经介入此次事件。目前,由黄岛区教育体育局主要领导牵头,政府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已进驻青岛南洋学校,进行现场办公。

  10月29日上午,《财经》记者接到青岛南洋学校一位家长的电话,得知黄岛区政府已正式宣布青岛南洋学校停办,有关欠款待学校资产清算后通过拍卖进行偿还。

  模式与架构:双重误区

  采访中,一位来自东北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朱姓女士告诉《财经》,她自己有两个孩子,再加上她妹妹也有一个孩子在青岛南洋学校就读,总共给学校交了96万元的储备金,到目前为止一分钱都没有拿回来。她已经向法院起诉了学校。

  “实在想不通,这么大一个学校,怎么突然说没钱就没钱了?”这位女士感叹。

  浙江大学教授、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认为这并不奇怪。他告诉《财经》,教育储备金最早由广东英豪学校创办,后被南洋集团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把这种运作模式称为“接力共享机制”——学生交学费、储备金等就相当于接力赛跑交接棒,只要进来的学生不少于出去的学生,学校就能运转起来,而且会形成盈余。但是,一旦招生下滑,学生人数跟不上,“接力”就难以为继。

  经济学家汪丁丁指出,由于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迅速到来,教育的供给会逐渐大于需求。尤其是民办学校采用教育储备金这种模式,如果招不到足够的学生,资金链就会断裂。因此民办学校没有一个好的制度设计,死亡是正常的。

  《财经》试图了解青岛南洋学校的资金链条走向,但据校办万主任介绍,学校原来的财务主管事发后已经离开了学校。

  据记者从相关银行方面获悉,青岛南洋学校当年招生红火、储备金收大于支的时候,南洋教育集团总部以“调拨款”名义将大量现金抽调至北京总部的北京南洋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南洋投资)和北京南洋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南洋管理),以及调拨到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南洋学校。

  “钱不是自己的,怎么用又没有约束,出问题是必然的。”吴华说。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完善民办学校的法人治理结构。实际上,学校收的钱,如果牢牢掌握在学校手里,风险就会小很多。在国外,学校的盈余不能对投资人进行分配,学校基金也不能投资高风险行业,这些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在此次事件中,南洋学校的‘学校法人’在哪里?”汪丁丁告诉《财经》,按照经济学理论进行假设,家长交了教育储备金,相当于买了10年以上的股票,学校作为一个法人,应该把这些家长的长期投资用来买相对安全的国家债券之类,不能投入到高风险的行业,不然就是违法。同时,学校应该成立董事会,还要建立监事会,要接受家长的监督。但从南洋学校的情况看来,出了事以后,频繁更换校长,学校法人丝毫没有发挥作用。显然其制度设计上有缺陷。

  此外,南洋集团的办学在运营架构上还采取了“双法人”模式。即在要开办学校的地方先注册一个教育公司,然后再由该公司注资成立民办学校。青岛南洋学校便是由青岛南洋文化教育交流中心有限公司(下称青岛南洋公司)举办的。

  青岛南洋公司成立于1999年1月14日,以前的股东是北京总部的北京南洋投资和北京南洋管理。事实上,除了这两家,南洋教育集团在北京还拥有一家北京南洋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这三家公司是南洋12所学校及为办学而设的各地公司的股东。通过这样一个双重“公司 + 学校”的运作架构,任靖玺的南洋教育集团得以迅速发展扩大,并且通过内部资金运作,保持稳定。现在还无法确知,青岛南洋学校的资金去向除了到外地办学,是否还流入了非教育的“科技投资”等用途。

  对于这种架构,专家们均认为问题很大。吴华指出,如果任靖玺直接投资学校,由于学生同样交了大笔“储备金”,目前资产的产权归属在理论上就有了争议;但他投资给公司,公司再来举办学校,学校向公司上缴收入,投资人的利益就可以通过公司来获得。同时,通过更换公司股东进行股权转让,实际上就变更了学校的实际举办人。通过公司层面的股东变化实现学校举办人的变更,只要进行工商登记就行,而不需要去教育主管部门重新审核登记。如此便最大限度地钻了法律法规的空子,在资金使用上就更为所欲为了。

  《财经》在查询工商登记资料时注意到,成立六年来,青岛南洋公司的股东变更过五次,法人代表换过四个。而该公司创始人正是任靖玺。南洋系的资金链究竟断于何处,其运作中有否违法违规之处,如果有,发生在哪个时段,目前尚难查知。

  “此次南洋学校出事,对民办教育是一次沉重打击。”吴华说。这些年来,南洋学校一度声誉鹊起,成为中国民办教育的一个品牌。如今,它的结局,无疑增加了社会上对民办学校的不信任心理,以后的政策也会对民办教育更加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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