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同三：十一五规划需要重点解决的战略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汪同三在“首届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

　　“十一五”期间我国面临的挑战

　　“十一五”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本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十一五”时期尤为关键。今后五年，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黄金发展期”，也是必须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的“矛盾凸显期”。我们处在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更高起点上，也面临着比过去任何一个五年计划更严峻的挑战：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大；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的体制根源日益显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差距明显；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充分发挥政府在发展规划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十一五”规划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好经济与社会、区域、城乡、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的发展，努力建设和谐社会。

　　在“十一五”规划中，政府需要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重大战略性问题：

　　一、城乡协调发展战略问题；

　　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问题；

　　三、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问题；

　　四、消费促进战略问题；

　　五、金融安全战略问题；

　　六、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

　　第一、城乡协调发展战略问题

　　我国的基本国情

　　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水平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但尚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十分典型。

　　需要把促使传统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化作为发展的主线，统筹好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促使社会全面进步。

　　城乡二元结构的后果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了农村居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又造成了收入的不平等，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下一代、再下一代农村居民生活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和收入的不平等。长期的二元化经济结构造成了中国城乡的巨大差距。

　　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二元社会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中国社会公平的战略要点。仅仅靠传统意义上的农业不可能改变农村落后于城市的现状，必须在制度上改变城乡二元供给制度，改变农村公共品供给状态—由以农民为主到由政府为主；明确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的责任，界定政府、农民、社会中介机构在提供农村公共品上的分工。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

　　调整城乡利益分配格局的核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十一五”期间，政府应该以提供农村公共物品为契机，调整调整城乡利益分配格局。

　　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支持机制

　　工业反哺农业不是价格和收入补贴，而是用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的思路，调整城乡利益分配格局。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经济战略，应首先落实到对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上。如今，政府的公共财政主要还是向城市倾斜，向重点项目倾斜。特别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农村对于公共物品应该“自给自足”。

　　农村公共物品的现状

　　对农村公共物品长期缺乏投入，带来的现状是残酷的：全国有50%的行政村还没有通自来水；60%农民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7000万户农民住房需改善；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还没有通公路；2%村还没有通电；6%的村还没有通电话；1%的乡镇没有卫生院；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 ……

　　掀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公共品供给方面：跟城市相比，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严重不足，最基本的生存公共品无法得到满足。

　　公共品享受方面：尽管中央政府做了很多的努力，但城乡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更为严重的是，农民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出现严重缺位。

　　“十一五”期间，政府应该大力投资农村公共品供给，并以此为契机，掀起新农村建设。这也是未来五到十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政策选择。

　　第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问题

　　共同富裕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是：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全国一盘棋，形成东、中、西部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走共同富裕之路的格局；“十一五”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变“先富”为“共富”的重要时期；坚持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是我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一体互动

　　区域经济规划，将体现东中西互动、相互促进的新趋势：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板块，将继续引领经济发展潮流；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将得到更多的实际扶持。

　　坚持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建立与区域特点相适应的区域分式协作关系。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统筹规划，科学安排。

　　在“东部率先、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西部开发”的总体战略基础上，应根据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进一步优化整合区域定位，并实行差别化的区域调控政策，避免区域过载，实现区域协调。

　　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是：

　　东部10省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

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西部12省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和广西等。东北3省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中部6省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

　　要继续领跑，有条件的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要发展提速，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加快改革攻坚和经济振兴，为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支撑。要善于东靠西联，尽快走出“经济凹地”，力争早日实现中部崛起。

　　“十一五”区域规划重点

　　国家今后考虑的区域规划重点是跨省之间的经济合作。国家“十一五”规划中，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将成为区域规划的重点关照对象。将成渝地区列入“十一五”规划，是加快西部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一步。

　　第三、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问题

　　人力资本投资的战略地位

　　中国要真正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强国，必须大力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应全面规划“十一五”期间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推动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协调快速发展。我国现行教育体制、教学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在中长期发展中会显现出来，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应当成为政府中长期发展战略重点和基本的承诺。

　　加大教育投入

　　教育投入和实物资本投入差距巨大：目前我国教育投入只占GDP的3%左右，但实物资本投入高达30%。这种巨大差异，导致两者较大的投资回报悬殊。有学者估计，我国投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可能高达30%至40%，考虑到教育能够改善国民素质、增强社会和谐度及凝聚力，回报将更高。因此，从社会最优的角度看，获得较高的教育回报主要靠政府的公共支出。 “十一五”时期，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入，抑制高学费，缓解民众进一步对教育投资的流动性约束。

　　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

　　“十一五”时期，应普及全民义务教育、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造就国际一流水准的高素质的劳动大军；要“科技强国”，必须在普及基础教育和逐步推进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基础上，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国际一流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专家。

　　转变劳动力低价优势

　　只有当我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大幅度提高，才有可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转变劳动力低价优势，产品才有可能提高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才有可能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形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内大市场，居民收入的提高才能与GDP的增长保持一致，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才有可能立足于有利的地位，从而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单独规划教育问题

　　从长期看，我国要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尤其是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战略。“十一五”时期，教育问题应当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从一般社会发展战略中分离出来，单独规划，特别强调。

　　第四、消费促进战略问题

　　我国最终需求结构失衡进一步加剧

　　1998年以来我国的需求结构：消费比重下降较快，资本比重上升较快；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降低，而投资需求的作用加大。投资需求远大于消费需求的作用，主要动力来自地方项目的投资。2004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最终需求结构失衡进一步加剧 。

　　目前发达国家消费率平均水平在80%左右，亚洲多数发展中国家(地区)一般也在70%以上，我国的消费率不足60%，投资的高速增长导致投资消费比例失衡。

　　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带来的弊端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当，会造成长期国内有效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

　　长期的投资率偏高，再加上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质量不高,还会引起其他结构性问题的产生和恶化。

　　消费需求不足、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调既是短期问题也是长期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大问题，在整个“十一五”期间都应把它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十一五“期间，需要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实施消费促进战略，应采取切实措施，推出新的政策，刺激消费需求。

　　解决消费需求不足、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调问题的措施

　　(1)增加政府的公共支出，特别是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的事业支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

　　提高政府消费性支出，可以直接改变GDP中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增加最终需求，从而促进经济中消费与生产、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

　　通过增加财政对农村地区的消费性支出，可以间接达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目的，增加农民的消费支出；

　　随着农民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从源头上提高我国劳动力的价格，从根本上改变二元经济的分配格局。

　　(2)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消费

　　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加大国家政策对农村的倾斜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建立粮食价格补贴的长效机制，确保农民持续增收。

　　(3)完善公共支出政策，刺激消费

　　改革养老金制度以提高其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扩展社会保障网和医疗卫生保险；明确政府在提供教育经费中的角色，以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刺激消费的稳定增长。

　　(4)强制性推进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

　　政府应强制性推进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特别是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及工伤保险等。

　　第五、金融安全战略问题

　　金融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中国经济已开始全面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认识金融全球化、把握机遇、应对新挑战，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紧迫任务。

　　金融市场瞬息万变，国际金融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一些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时有发生。正确制定金融发展战略，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保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是各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我国金融体系尚存在安全隐患，必须从多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金融安全保障能力建设，逐步降低呆坏帐率，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尤其要防止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实现金融健康发展

　　加快国有银行体制的改革步伐，增强银行业抵御和化解风险的能力；策略性地解决我国股市的历史遗留问题；加强金融监管；要站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加快国有银行体制的改革步伐，增强银行业抵御和化解风险的能力

　　首先，要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注重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条件成熟时上市交易，从源头上对不良资产进行控制，控制新的不良资产产生。

　　其次，必须建立正常转化不良资产的机制，尽快解决留存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

　　策略性地解决我国股市的历史遗留问题

　　首先，要完善新股定价发行方式，提高发审环节的透明度，并以此为契机快速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资源配置功能,制约部分公司的圈钱行为，提升股市的投资价值。

　　其次，在解决我国股权割裂、以国有股为代表的非流通股问题时，要兼顾各方利益，并在时机成熟时进行。只有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完善我国股市的运行环境，才能降低它的系统性风险。

　　加强金融监管

　　首先，要健全金融监管法规，严格监管制度，出台银行、

证券和保险三大监管法规和金融机构市场准人、退出规则，按国际资本充足率框架，制定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框架；

　　其次，要转变监管理念，重新审视和选择监管目标，更新和丰富监管手段，设计科学、合理的监管组织架构，提高监管队伍的综合素质，从而形成能够适应我国金融改革现状的合理、有效的监管模式和监管体系。

　　站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和稳定

　　注重从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角度保持中国的金融安全。加大反腐败特别是清除金融领域的腐败现象的力度；切实做好失业与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并通过加大对服务业、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等新的就业增长点的扶持来实施再就业；妥善处理好劳动争议和群体性事件；防止矛盾的激化；采取多种方式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加快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六、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

　　我国能源现状

　　我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能源生产国。

　　我国能源发展的基本原则是立足于国内。目前能源自给率为94%，对外依存度6%，我国能源自给率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自给率70%要高出20多个百分点，世界完全不必为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反应过度。

　　坚持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

　　从国际国内能源形势，中国能源领域的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所具有的巨大潜力，以及中国政府将实行的一系列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来分析，中国仍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实现能源的可持续供应。关键是中国必须坚持加强节能和提高能源效率为核心的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到2020年，应力争实现GDP翻两番，能源消费翻一番的目际。

　　“节约优先、效率为本“作为能源政策的首要任务

　　在“十一五”规划编制中，我国将遵循“节能优先，效率为本；煤为基础，多元发展；立足国内，开拓海外；统筹城乡，合理布局；依靠科技，创新体制；保护环境，保障安全”的战略方针。

　　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方向

　　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例；加速发展天然气；依靠国内外资源满足国内市场对石油的基本需求；积极发展水电、核电和可再生能源的先进利用；利用15-20年的时间，初步形成结构多元的局面，使得优质能源的比例明显提高。

　　应对石油供需缺口继续扩大的趋势

　　“十一五”时期，国内石油供需缺口继续扩大，经济发展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将继续增强，可采取的应对措施为：加强油气勘探，努力增加可采后备资源，提高采收率；开辟多元化的进口油源，建立比较稳定的石油进口贸易关系；对外投资建立海外石油生产供应基地；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维护国际石油市场稳定和石油运输通道安全；建立和完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