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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N评论员 商寅泉
前不久，郑州有一个“中部六省促进中部崛起研讨会”召开。在这个会上，六省政协表决成型了一份名为《六省政协关于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建议》，共提出了30条政策要求。在这30条当中，第一条就是要求中央政府设立中部崛起领导机构，对中部崛起有一个体制和机制的可靠保障。
这个建议是否必要，是否可行？让我们先看看中部崛起对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影响。
中部是一个地域概念。中部崛起包含的省份共有六个：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中部六省在区位上承接东西、贯通南北、资源和产品优势突出，人口众多，科教实力雄厚，具备加快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开放度不够已成为制约中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原因，这里有一组数据证明：
2004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已达11548亿美元，而中部地区的对外贸易额只有349亿美元，仅占全国的3%；全国实际利用外资606亿美元，其中中部地区吸收外资仅60亿美元，约占全国的10%。中部六省在全国省区中所占面积不小，但对外贸易额和实际利用外资的数额，都远远低于合乎比例的数字，而当前我国是国际投资的热点区域，东部地区产业和资本的梯度转移为中部吸收外资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从经济数据上讲中部崛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历史发展进程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程分析，中部崛起也已经具备了水到渠成的时机，这就是中央在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之后，提出了中部崛起的重大战略决策。但是，由于中部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中部崛起的具体操作还有许多实质性的难题亟须加以解决，这些难题主要包括：
一是三农问题严重，成为制约中部经济发展的桎梏；二是传统工业转换困难，阻碍中部工业化进程；三是城市化进程缓慢，制约中部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四是行政区划壁垒突出，区域规模经济难以实现；五是资源扩容现象严重，中部发展后劲不足；六是政策效用低，形成导致中部塌陷的外生因素。除此之外，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土地使用政策方面，中部地区所受的约束也相当明显。
有鉴于此，无论是中部六省的干部群众，还是研究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的专家学者，都在考虑一个问题：既然中部崛起是中央的战略决策，中部崛起又面临着许多实质性的困难和政策上的掣肘，能否吁请中央政府尽快设立一个高规格的领导小组或办事机构，把中部崛起的各项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我们说，很有必要。
这是因为，在西部大开发的中央决策发出后，西部大开发就有了高规格的组织保障、较充裕的资金保障、符合实际的政策保障，以及良好的社会认知环境。在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决策发出后，也非常及时地组建了高规格的改造领导小组，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启动有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保障。而中部崛起，对中国21世纪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绝不亚于西部和东北，所以应该具有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保障。这从操作层面上讲并不复杂。中央政府可以参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领导小组的设置规格和办法，成立国务院促进中部崛起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负责协调有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和组织实施。同时，有关方面应明确把中部崛起战略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使这项重大战略能得以尽快启动实施。
最重要的是，强有力的体制和机制保障，能够把中部六省协调成一个整体，这对中部崛起的作用将是事半功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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