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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季谭 发自北京
从1979~1994 年的16 年当中，农业税费近13000亿元，而政府支农支出仅3700亿元，农民负担年均810亿元，是1979年的5.2倍。
从1979 年到1997 年，大约5万亿~6万亿元通过土地征用从农村流走。
现在，每年农民工对GDP的贡献大约占15%~30%，人均创造价值近2.5万元，而收入不超过1万元。
在昨天举行的“新农村建设——实践反思与展望研讨会”上，原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副主席邵秉仁提供的一组数据震撼人心。
邵秉仁说，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从农村、农民中提取得太多，致使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拉大的趋势。所以此次五中全会重提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认为，新农村建设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方式。“三农”问题从农民的角度核心是收入问题，从农业问题来讲其核心是公平问题，从农村角度的核心是社会事业方式问题。这三个方面都有大量欠账。
张红宇指出，农民收入这20多年来绝对数量是增加了,但相对收入经历了一个扩大，然后又经历了一个缩小，现在再扩大的过程。而现在的扩大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前。因此，还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另外，近年来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要加强对农民工医疗、养老等的基本保障。
从农业角度来讲，尽管最近几年，现代化的投入越来越多，但仅限于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广大中西部地区还是传统农业。
农村问题的解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认为要靠农村基层政府从全能型、多功能转向有限功能；从自上而下、行政型的政府转向高度自治的政府；从统治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
但是，张晓山指出，取消农业税后，许多乡镇和行政村的财政收入没有了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上级的转移支付，这反而加重了它们对上级的依赖程度，固化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十一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邵秉仁认为关键在于采取几个实实在在的措施：首先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别；其次要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现在的行政管理体制，降低管理成本；坚持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规划、统一投资，以及用财政投资来带动整个社会投资，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建设力度；建立农村发展的长效机制，在体制和政策上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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