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

　　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历了其历史上最显著的经济增长时期。然而，中国也面临着贫困与不平等、企业竞争力低下、环境恶化、国家能力不足、国际关系复杂、金融 业问题突出等等挑战。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抵达一个十字路口。它将会走向何方？

　　走向“原始资本主义积累”？

　　许多人相信，除了遵循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逻辑，中国别无选择。他们认为，中国将会变成一种“规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由于国有部门的产出已经只占国家产出的一半以下，中国已经在这条路上遥遥领先。他们认为，积累过程的残酷本性要求一个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

　　走向“民主与自由市场”？

　　广泛存在的一种观点是，中国可以“走上美国之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前提：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应该而且会走上这条“自然”的发展之路。通过无数的渠道，强烈的外部压力已经施加到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上，以促进这种看法：美国是中国值得追求的未来政治经济体制。随着美国控制的全球性大众媒体按照WTO的协议而被允许渗透到中国大陆，这样一些观点将会更有影响。

　　退回到过去？

　　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试图快速地消除社会不平等。这完全是想通过把人的生产力量从物质奖励中解救出来，从而改变人们的工作动机，克服经典的“雇主—代理人”问题。“

为人民服务”是毛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毛主席想建立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人道的社会，这个社会为所有人提供实现自己人性潜力的机会。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率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正常的年代，人民群众享有高度的生活保障，人均寿命从1949年前的36岁增加到1981年的71岁。西方学者称赞这些成就，认为它们证明了在人均收入达到高水平之前，再分配政策能够使低收入国家满足高水平的“基本需要”。

　　然而，中国试图完全压制市场力量，把国家与世界经济和社会相隔离，彻底地限制不平等的方面，消除物质刺激和激进地限制文化自由，中国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且也为狂热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毛主义的发展道路是许多中国人不希望返回的道路。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它需要在追求极端的个人“消极”自由和极端的集体“积极”自由之间找到一条路线。

　　利用过去服务现在？

　　在寻求前进的道路上，中国领导人首先可以转向中国的历史来寻找灵感的源泉。这种丰富的历史能够为“探索前进的道路”、“从实践中获得真理”的道路提供思想营养，从而以务实的、探索性的和非意识形态性的方式制定政策来解决具体问题。

　　传统的中国政府坚定地鼓励市场，但不允许商业、金融利益集团和投机业控制政治和社会。不仅在直接的增长问题上，而且在广泛的社会稳定和凝聚力问题上，传统的中国政府都介入到市场失败的地方中来。在专制帝国统治的大厦背后是普遍的道德规范，而这种道德规范的基础是所有社会阶层为了维持社会团结、达到社会和政治稳定以及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而克尽职守的必要性。

　　当这些功能有效运转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和谐”、繁荣的经济和稳定的社会。当它们运转不佳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动乱”、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混乱。

　　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这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当这个道德体系运转良好的时候，政府解决那些市场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的非意识形态行为就完善了这一哲学基础。

　　在最近数十年里，欧洲一直在探索它自己走向“第三条道路”的方法，然而，欧洲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并有着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今天的中国正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探索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它在军事上要远远弱于美国，大部分的人口都是贫穷的农民或不熟练的农民工，而且中国正处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发展阶段。“全球化的中产阶级”只是人口的一小部分。由于国际资本在中国建立了完整的生产系统，并且占国家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现代部门日益被国际资本控制，从而经济日益具有依附性。作为参与国际经济的代价，中国面临着把金融体制全面自由化的强大压力。中国的领导人正在这个独特的富有挑战的环境中努力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

　　如果中国能够使全球市场经济之“蛇”和中国古代以及近代历史的“刺猬”联姻，那么它就会提供一条走向稳定、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的前进道路。如果它的这种努力失败了，那么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就可能坍塌。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全球政治经济而言都将是灾难性的。至少，中国可能会被指责进行长期、严厉的社会控制，来抑制高速发展的汹涌张力。如果中国希望今天的制度生存下去，那么它也就必须自信地利用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其他国家的最优秀传统，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来重建社会凝聚力的伦理基础。

　　要是中国选择“政府逃亡”的道路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么它就可能产生无法控制的紧张局势和社会解体。国际金融公司竞争在中国的全面自由化和国际金融流动的全面自由化是最危险的领域，这种社会解体可能就发生在那里。金融系统的长须伸进到其他社会的部门。在这些社会部门中，金融系统的危机可能会点燃“可燃物”中的火苗。只有当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政府今天能够象在过去最繁荣的时期那样，根本上改进它的效率水平并消除蔓延的腐败的时候，增强政府的作用并使政府更有效解决国家面临的正在加大的社会经济挑战，这一“选择”才能取得成功。

　　政府的改进，而不是政府的逃亡，是中国体制改革唯一明智的目标。这是中国体制生存“没有选择的选择”。

　　由于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

　　作者：彼得·诺兰(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出处：英国《中国经济与商业研究》2005年第1期，本刊有大幅删节，中文全文见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