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本报记者 孟雷 临颍报道
进入南街村，最显眼的仍然莫过于村口的汉白玉毛泽东雕像。
雕像高10米，基座前面刻着“为人民服务”几个毛体大字。左侧的内容是“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思想胜过神”，右侧的内容是“摸过夜路的人最知光明的珍贵，受过饥寒
的人深知毛主席最亲”，基座背面则刻着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题写的碑文《饮水思源，重教后人》：禾苗生长靠雨露阳光，南街村兴旺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据介绍，这是南街村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而投资26万元建的，南街村的领导认为，毛泽东思想指引他们走上了富裕道路，所以要“饮水思源”。雕像前有两名民兵24小时站岗，风雨无阻。雕像后面还耸立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四幅巨幅肖像。
南街村还有自己的广播站和电视台，有本村的新闻报道及革命教育，一天广播三次，开始曲分别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社会主义好》。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不变。企业各单位班前班后会上，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就是唱革命歌曲，就像是“战前动员”。南街村设有1个民兵营及30个民兵连，所有在职的村民和外来雇工都是南街村的民兵，都被编入某一民兵组织，还要定时参加民兵训练。凡是南街村招聘的外来雇工，先要到民兵营中接受民兵训练，包括队列训练、军事训练和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等等。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全村有回、汉两个民族，800多户，3000口人，1000亩耕地，总面积1.78平方公里。1991年率先成为河南省“亿元村”，到现在，据说固定资产总额在28亿元左右，外来职工近万人。在它发展最快的十年间，南街工业产值增长1000倍，利税增长900倍。
不仅如此，在当前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南街村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村务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独特的办法：如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实行集体统一经营，反对承包制、股份制；强调共同富裕，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加供给制，反对分发奖金，提倡“八小时之内拼命干，八小时之外作奉献”；他们提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致力于首先在南街村实现共产主义等等，更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诚如村党委书记王宏斌所说，“南街的作法和提法可以说轰动海内外，惊动上层。众说不一，争论不已”，“在当代中国乡村，经济上比南街村发达的村多得很，但并没有南街影响大。南街村真正的影响并不在经济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在村里，瓷制的毛泽东塑像和不断闪耀着光芒的以毛泽东像为镜面的大石英钟，是每家客厅必不可少的摆设，村里自己的《南街村报》则至今每期在报眼位置摘登语录。
1981年开始，南街村农业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企业也实行了个人承包。但是，从1984年开始，因为集体和群众都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南街村走上了再集体化的道路。1984年南街村中断了企业个人承包，收归支部集体承包；从1986年夏季至1990年，村逐步收回了家庭承包土地，实现了集体统一经营。村个体工商业者也在1990年前后至1994年底陆续将自己的产业献给集体，从而全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1992年，南街村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不仅不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也将消灭村民全部的私有财产。按照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的说法：“咱们总的指导思想就是：把南街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全部实行公有制，不存在私有的问题”，“小件东西像被子、衣服、鞋子、袜子等现在还姓私。这些要随着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逐步把现在群众姓私的东西都变为姓公，各取所需，让群众富裕得没有一分钱存款”。在王宏斌的计划里，按现在的情况看，预计3年以内，先把南街村大食堂建起来，让村民都吃上免费供给的自助餐，在饮食这个基本生活需求上实现各取所需。10年以内，村民日常生活用品建成供应站，日常生活消费比如穿戴抹搽实现各取所需。
供给制下的生活
南街村实行了一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村民每人每月只发少量的工资，包括王宏斌最高不超过250元人民币，称为“发扬二百五精神”，然后定量发给村民吃穿用住几乎所有生活用品，这部分的比例大约与工资是3∶7。这种供给制始于1986年。从1986年至今，由最初的水电免费发展到面粉、鸡蛋、啤酒、食用油、肉、豆浆、鲜鱼、燃气、子女入托上学、医疗、住房等20多项共公福利全部免费。每年对村民这方面的供给开销，大约在2000多万元，每人年供给品折合金额近7000元。
从1993年起，南街村开始建设高标准的住宅楼，按不同人口分配。大套三室一厅，92平方米；小套二室一厅，74平方米。村里统一配备了中央空调、彩色电视机和家具；液化气灶、抽油烟机等都是统一配置。卫生间设施齐全，一天24小时热水不断。一套住室耗资近8万元人民币。
在南街村工作的外来职工，也逐步扩大了供给成分。目前，职工们在食堂就餐一律实行了主、副食免费；职工公寓内配有中央空调，统一配备了床、被、脸盆、水瓶、茶杯、小柜等。对表现突出的职工，南街村吸收为荣誉村民，和南街村民享受同等待遇。
南街村的城市化建设水准已经完全现代化了，街道、建筑等水平大大超过临颍县城，甚至还要超过漯河这些城市。南街村还有一个很像天安门的建筑，叫做朝阳门，与毛泽东雕像遥遥相对。像一般城市一样，南街村还有图书馆、敬老院、球场等，甚至还有几个很像模像样的广场和公园，按本村村民的人均面积来算，也远远超过了一般城市的水平。
南街村盖有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其中小学和初中是合在一起的。这3个学校的建设水准即使放在北京也可以称做是豪华和现代化的。南街村村民的孩子，上学是免费的。据说，想进来也很不容易，一部分孩子要考进来，另一部分孩子靠高收费进来。南街村还办了一个水平较高的戏校，聘请了已故戏曲名家常香玉的大弟子为校长，还有一个较高水平的南街村豫剧团，南街村甚至还赞助了一支足球队，就是河南省女子足球，叫南街村队。南街村的免费教育还不限于村中，本村村民子女考上大学乃至出洋留学念博士，村中仍然支付学费。南街村还建有医院，医疗费也是全免的，而且村民如有大病需要到外面就医，费用也是由村里出的，省、市、县三级人民医院都是南街村的定点医院，村民去看病拿着村里的介绍信就行，不用带钱。
但南街村也有它难对付的东西，比如村民只要几分钟就可以走到村外，而村外面所有娱乐设施都有，南街村对此无能为力。据说南街村的孩子经常到村外上网吧，村领导和家长对此深恶痛绝，但也没有办法。王宏斌还曾经拿出上千万元来研究两个重大课题，一个是制造永动机，另一个是用黄土造纸，后来的事实证明是上了骗子的当。
如上这些，确实基本上都是实现了的，有据可查、有人可问。但是这个南街村式的“幸福生活”，在外人看来，仍然不太能让人“安心”。南街村出名很早，“南街村现象”在理论界也讨论了很长时间，结论仍然是莫衷一是。
因果之辨
王宏斌说起过，“1998年2月，从北京过来一个经济学家，来到南街村找到我，往那一坐就问我，你南街村真是靠毛泽东思想发展起来的吗？我说有这个因素。我说一个人的成长，一项事业的成功，它是多方面的因素，并不是哪个因素决定的。南街村有今天，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各级各界的关心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他问这几方面的因素各占多少比例？我说截止到目前，我们南街这一班人，还没有这个水平去量化它。到以后我们的水平提高了，能把它量化出来了，再给你汇报。再说，现在社会上也没有这种计量器具。接下来他又问我，你南街村搞经济，假设经济搞垮了，这不说明毛泽东思想也搞垮了吗？我说哪能这样讲啊。我说现在国有企业垮了那么多，下岗职工那么多。社会风气越来越坏，能说小平理论不正确吗？他说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我说那你是讲错了吧！我说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成，你怎么说是两回事？他说总书记讲的也不一定对。我说即使总书记个人有时候讲的不对这也很正常，这可不是总书记个人意见，这是中国共产党集体的意见，是十五大文件，十五大精神。他说那十五大精神也在发展。我说即使在发展它也是一个过程。十五大会议刚刚结束，可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发展成两回事了吗？他说不论你怎么讲，反正我们这些经济学家，百分之百反对你南街村这个做法。我说不要说你百分之百的反对，就是你千分之千的反对，我们南街人只要愿走这条路，我们就坚定不移的走下去，你也管不了”。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对南街村的发展模式，经济学界向来存在不同意见。对它已经富裕起来的判断一般没有歧义，这个意见的分歧，大多集中于对南街村的发展模式的理论解读上，王宏斌虽然也会说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但归根结底还是认为“毛泽东思想、集体化经济”才是致富法宝。但是，经济学家则一般会认为，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才使南街村能在富裕起来之后开始奢谈毛泽东思想、集体化、按需分配。
我查书找到，经济学家钟朋荣是比较早的指出南街式“共产主义”模式的“集体资本主义”内涵的学者，钟说，本村村民只有3000人，而雇工有一万多；对内实行按需分配，这些都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对外是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无偿占有雇工的剩余劳动。这就是南街的本质。至于它的一些外在形式，如学习“老三篇”、唱《社会主义好》之类，如果对南街有什么帮助的话，那也只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对村民提倡艰苦奋斗，对雇工讲奉献，这是企业文化的一种，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二、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南街村这套形式可以提高信誉；三、南街村这些形式给人以新奇感，吸引舆论，这样可以不花分文就做很大的广告，当然经济效益不在话下。南街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市场经济大环境，如果国家依旧实行计划经济，就不可能有南街，南街村现在经济运营模式，在过去都是属于被“专政”的对象。南街村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支持，政策的、资金的，作为一个村，能得到几个亿的贷款(记者注：王宏斌前几天对我说，现在的贷款等负债规模大约是14个亿左右，占总资产的55%左右)，这在中国恐怕是不多见的。南街村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靠“传统”的东西发展起来的，要还南街村真实面目。
南街村到底靠什么富起来？提出这个问题，我想这并不是要否定南街现在的富裕，而是要搞清楚最多一天到南街学习参观的7万人该向南街学什么的问题，是集体化，还是抓住市场经济机遇发展工业化？
南街村并非1985年才首次搞集体化，而是至1981年就已经搞了近30年的集体化。结果怎样呢？南街村的材料里就有——“过去的南街村，是全县出了名的‘难街村’。60%的村民住的是破草房，人均8分地，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只能挣一口饭吃。就连生产队牲口棚里点灯用油的钱，也要靠群众凑，村集体买不起7分钱1斤的平价煤油。”“那时村民吃了上顿愁下顿，年头至年尾，难穿一件新衣服”，“逢年过节，能吃一顿白面馍，能尝尝肉味，是村民最大的期望。”近30年的集体化经营，给南街村带来共同富裕了吗？没有，带来的是共同贫穷。其原因，只是像王宏斌认为的“就是因为没化肥”那么简单吗，恐怕不是。
改革开放后的南街村，不是集体化导致了共同富裕，而是村办企业的利润导致了初步共同富裕之后，再重新实现了集体化。这时候，这个集体化实际上体现的只是内部的分配方式问题。南街村成功的经验，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和成功实现的农业工业化。实际上，如果现在南街村再搞一次包产到户的“大倒退”，各家种各田，也未必会又变穷了，因为庞大的工业企业、庞大的外部市场、庞大的外来工队伍的剩余价值，才是南街村村民根本的利润来源。只要做到了这点，利润怎么用，只是自己的家务事，用什么理论来阐释都可以，供给制也好、股份分红也罢，只要大家乐意、摊得公平。
村治结构的问题
目前的南街村已形成了“班长挂帅”、党委领导、党政经“三位一体”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在这一权力结构中，南街村人公认的“班长”——党委书记王宏斌无容置疑地居于权力中枢的核心地位，并在相当程度上推动着权力体系的运转。这一方面来源于他的能力、品质——通过在村里的了解和与他本人的接触，我非常愿意相信，他本人确实是个一心为公的、很纯粹、很有感召力的人，另方面也是南街村的村治结构使然。因为，南街村模式几乎包揽了村民生存所需的一切，这当然大大增强了“集体”对资源和公众行为的调控能力。无庸讳言，这也使其成员丧失了自身生活选择的大部分独立性，造就了村民对集体和“班子”当然首先是“班长”的完全依赖。韦伯把政治统治划分成三种理想类型：传统型、合理型和魅力型。传统社会对应着传统型，现代社会主要是合理型统治。魅力型是一种过渡形态，它依托于领袖个人的超凡品质，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当领袖去世或退位后，他独一无二的超凡魅力很难被新的继位者所继承，会发生一个变化的过程，或者走向传统型，或者走向合理型。王宏斌无疑是位魅力型领导人。对“后王宏斌”时代，他这样说过，“只要还是共产党领导，只要还是党委领导，南街村就不会变不会垮”。我相信他自己对这个话也不会太自信。接班人问题永远是魅力型领导人最棘手的问题，他们往往会倾向于寻找与自己思想、品质、能力等都重合的人物，最后才不得不承认这是多么的不可能。
目前南街村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南街村党委、村委会、公司三个组织其实是合一的，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于一体。根据有关法律制度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管理村内的公共事务，是村庄治理的主要组织载体。但项继权博士在河南南街村的调查发现，在集体工业高度发达的南街村，村民委员会组织已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牌子。村民委员会无法承担独立职能，对这个现状的坦承也可以在我对王宏斌的访谈中找到。
乡村工业化和再集体化，给南街村的村民自治嵌入了新的变量因素。村民委员会不再是村治的主要角色，那么村民自治将以何种组织形式存在和发展？村民委员会是集体资产的当然受托人，但例如南街村，从1980年代开始，集体资产(企业群)是由党支部(党委)班子集体承包，这个资产关系在将来可能的变动下怎么处理？企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如何协调等等。这些都是南街村将来可能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还暂时没有找到答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