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历史已经退潮

　　本报记者 黄一琨 凤阳报道

    历史的戏剧

　　从省道“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大幅宣传路牌处拐弯，出租车前灯在无边的黑暗中挖出两道光柱。通往小岗村的道路显得更加平整，与周遭村落的土路相比，很是惹眼，但是汽车 时不时需要减速，避让满不在乎在路当中晒场的人们。入夜，这条曾经冠盖云集的道路在皖北农村的寂寥中一起安静了下去。

　　第二天早晨，记者终于能够看清村口牌楼上，费孝通先生书写的“凤阳县小岗村”。自从1998年大包干20周年纪念以来，走入这座牌楼的贵客已经寥寥无几，小岗长时间被“冷落”了。倒是去年小岗村人走出这座牌楼，前往学习河南南街村的消息更让人兴味盎然。

　　牌楼背后，一条水泥路一直向乡村深处延伸，这条友谊大道的东首是今年6月刚刚落成的大包干纪念馆。大道两侧是一式的白色院墙，跨入院门看到的却是皖北最常见的平房，以及洗衣、摘黑豆的女人和护院的狗。

　　除了大包干纪念馆，你同样可以很轻易在村里找寻历史。此刻，一位着灰色夹克、穿皮鞋的老人正在自家院门口张望。这位老人正是严俊昌，大包干时代的小岗生产队的队长，大包干发起人之一。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啊。”严俊昌这样形容南街村的观感，“小岗是被新闻界搞坏了。”严俊昌说。这位当年冒着杀头危险，带领农民包产到户的老支书没有带领也没有目睹小岗村在解决温饱之后，迈过富裕的门槛。

　　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沈浩说，2003年，小岗村人均收入只有1200元，来源主要靠种田和外出打工，其中外出打工70多人，多是做出苦力的劳动，自来水不能使用，电视台收不到几个台，村级收入无来源，且负债4万元。

　　沈浩是由安徽省财政厅派到小岗村任职的。安徽省派出了大批干部到“经济困难，组织薄弱”的乡村任职，“改革第一村”小岗也在其中。沈浩说，组织小岗人参观南街，并非心仪南街村的模式，而是给因过去的荣耀不知所措的小岗人注入精神动力。对于小岗人来说，20多年间，历史裹挟着盛名，扑面而来却又绝尘而去。

　　事实上，1978年中国农村最早搞起“包产到户”改革的是在离省城合肥市不远的肥西县山南区，以及和风阳县同属滁州地区的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

　　然而，历史的戏剧性却让小岗村生逢其时。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不准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顶风而行的肥西县和来安县实行的“包产到户”正和《决定》相悖。时任来安县委书记的王业美成了全国集中批判的靶子，火车、汽车经过来安附近时，车身上都被贴上了斗大标语：“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由于王业美成了众矢之的，万里主持工作的安徽省委不便再作宣传。肥西县山南区虽然曾是万里暗中支持的改革试点，但县委慑于当时的形势，下文把分到户的田地再次收回。相比之下，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他和地委政研室主任陆子修一道亲赴凤阳，最后决定将小岗村的做法称为“大包干”，避开了“包产到户”这样的敏感字眼，并且形象总结道：“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

　　而包产到户在小岗的产生也是偶然。1978年，凤阳地区的各个生产队都在实行“包产到组”，即把生产队划分为几个组，虽然生产单位缩小了，但“组”仍然是集体，没有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容易得到政府的认可。小岗因为宗族因素，父子反目，兄弟阋墙，内部不团结，分了几次组也未分出个结果来。

　　“从两组分成四组，四组分成六组，还是分不成。”严俊昌说。于是包产到户成为了小岗“内讧”的无奈选择。

　　但是，小岗却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大包干带来的生产力巨大解放，凤阳花鼓传达出的面对饥馑的苍凉，两者之间的关联可以被寄予无穷含义。而在小岗人一无所知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小岗村的实践更成为打破意识形态障壁的武器。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主管全国农村工作，对于包产到户的认识逐步放开。1980年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表示，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而在同年的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首次赞扬了凤阳的大包干，他说：“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这两次谈话，使得包产到户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随后，小岗村被新华社、中央新影“发现”，名扬天下。

　　20多年以来，围绕着那张著名的按着红手印的契约的真伪，当年的生产队长严俊昌与副队长严宏昌这对堂兄弟之间爆发了长时间的争论。严俊昌指责后者根本没有在契约上签字，并且在中央媒体到来的时候伪造了一份，后者则说严俊昌当年并不同意分田到户，不是“大包干”的创始人。

　　凤阳县的官员对这样的争论习以为常，认为无非是已经持续了20多年的宗族矛盾的体现。今天，这段充满着偶然和疑问的历史已经被封存在了村里的大包干博物馆。但是为了安抚两位都自称是“大包干”创始人的老人，国家领导人在大包干20周年视察小岗时，地方政府的安排是领导人在一家谈话，在另一家合影。　　

　　富裕的门槛

　　“有什么好争的，现在小岗还剩下什么可以争的？”沈浩说。

　　2004年沈浩来到小岗村任职，村里留下的残破的公共品，绝大部分是在1998年6月到8月的3个月间由上级政府提供的。

　　那一年6月中旬，安徽省委一位领导带领省交通厅、省建设厅、省教育厅、省水利厅、省卫生厅、省新闻出版局等省厅局的负责人来到小岗。

　　一所可容师生160人、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五个班的小岗村小学，6月动工，8月竣工，当年9月1日，小岗的孩子在村里的学校正式上课。

　　省建设厅、省水利厅和省卫生厅一起为小岗建造一座水塔，当年7月底完工，让小岗人像城里人一样吃上了自来水。

　　随后，由凤阳县建委统筹，县委、县政府六部门联合出资，改造了小岗村住房，并且建起了大包干纪念馆。凤阳县电信局则为村民

家装上了程控电话。

　　三个月时间，小岗拥有了作为新农村应该拥有的主要公共品，以及作为改革第一村的光鲜外表。但随后的日子里，小岗村又被冷落。沈浩来到村里调研时，发现许多集体资产和房子被个人所占，党员活动室、村委会办公室、医疗室破烂不堪，展览馆陈旧破烂，甚至里面陈列的领导人照片都已经“糊蹋”。自来水、电视和电话又成为生活的

奢侈品。

　　这20年，是什么阻碍了小岗的富裕呢？有人认为是小岗坚持分产到户，以家为单位的生产模式，是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的老路。

　　“小岗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南街村的领袖人物王宏斌说。

　　但是小岗人为什么会突然失去了当年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呢？真的只是因为分产到户、温饱富足之后，失去了进取心和奉献精神吗？

　　“难道有谁不希望自己富裕起来吗？关键是做的事情要真正让农民得利。”沈浩说。

　　事实上，除了在那个20周年的仪式上得到意外的馈赠，小岗与广大皖北乡村一样，经历着粮价波动、罚款摊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种种历史。那时，小岗人喂猪也要交生猪税，税“又多又烂”，气得村民最后干脆不喂；买了辆拖拉机，除了机械管理税，还有

养路费、监理费、检测费；不管田里有没有“特产”，也一样全都得交“特产税”。

　　“别说中央了，县乡两级政府就能把我们治死。”严俊昌说。

　　更糟糕的是，严俊昌说自从小岗村成了一面改革旗帜后，被某些人当成政治资本，谋一己私利。在上级领导人视察小岗时，严俊昌当面提出农村存在的乱罚款乱摊派问题，“得罪了两级政府”。1993年，严俊昌被调离小岗村，随后小岗的村长职位一度进入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状态。镀金，奉调，提拔。他还指责曾经担任小岗村村委会主任的严宏昌把外界给予小岗的赞助款据为己有。

　　对于指责，严宏昌觉得不值一辩。与严俊昌一样，担任过一届村委会主任的严宏昌也有自己的不满。

　　作为村里的能人，在担任村委会主任期间，严宏昌说自己先后搞了8个项目。其中镀锡铜线厂在凤阳县创了三个第一：投资额第一，科技含量第一，利税第一。这个项目后来成为县里的企业，他退出了。面粉厂赢利了，也成为县的企业，他退出了。这些企业选址都是在县里。

　　“只要弄好了一个厂，就被上面划拉去了。”严宏昌说。当然，也有一些工业项目是办在村里，引进一个电子元件厂，工地院墙被炸；一个厂在建的时候，遇到“收费”，投资方认为环境不好，撤资而去。

　　几年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与凤阳县农业局签署合同，由日方支援1000万日元在小岗村搞农牧业开发。这个项目失败了，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小岗执迷于小农经济的结果：把鸭子分散到各家，你家养十几只，他家养二十几只。结果，死的死，丢的丢，一点效益也没有。而严宏昌的爱人和儿媳妇却告诉记者，事实上这笔款项被县里截流，根本没有到小岗，因此村民自然没有动力养鸭。最终为了应付日方的验收，上级政府还临时拉来一车鸭子到村里充数。

　　其间，严宏昌的继任者严德友曾经在1997年设想过进行土地流转，把土地适度集中，规模经营。这项与广东有关方面的合作项目在当时因为思维超前被叫停。小岗人发现，大包干之后自己对土地拥有的还是有限权利。

　　至于村里的一度破败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似乎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小岗人的自私自利。安徽税费改革的试点使得小岗人卸去了部分负担，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村级财务的破败。严宏昌在任上时，村里办公经费分文没有，镇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返回给小岗村的经费，一年也就只有3080块钱。

　　“国家财政扶摇直上，县级财政摇摇晃晃，乡镇财政没啥名堂，村级财政一扫而光。”严宏昌形容说。大包干20周年的那场庆典以后，小岗村的公共品提供又开始匮乏起来，直到沈浩的到来。　　

　　南街不是模板

　　1980年代在农口工作的周其仁认为，人民公社是“国家控制，但由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而这种给农民造成严重后果的控制之所以能够实现，恰恰是由于农民“各顾各”，无法齐心抵制这种控制。人心并不齐的小岗在一夜之间戏剧性的促成了对这种控制的瓦解，现在，有什么力量可以重新聚拢小岗人呢？

　　有人认为，小岗当年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所实现的只不过是千百年来最为传统的生产方式，重回集体经济的道路、实现生产的集约化无疑是小岗未来的出路。而小岗前往南街村学习，立刻被认为是这种回归的重要注脚。

　　“南街模式依靠的是一位精英人物，这种模式是很脆弱的，小岗也没有这样的精英。”一位正在小岗参观的凤阳市财政局的官员说。严宏昌说，实际上小岗村的基层组织已经有一段时间处于瘫痪状态，今年的村委会主任选举进行了几次，都因为村内矛盾而未能有结果，目前仍然由上一任村委会主任严俊昌的儿子严德友担任。

　　收拾这一局面的沈浩在小岗组织了思想讨论和参观南街村。“我们去南街，是要学习南街的奉献精神和创业精神。”沈浩表示。这位对三农问题充满探求兴趣的年轻书记认为，南街模式建立在剥夺个人部分自由的基础之上，小岗不可能也不会走这样的道路。

　　“如果南街模式那么吸引人，那里出去的大学生为什么不愿意回去？”沈浩说。

　　他认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近年来在各地都表现出分多统少，集体经营相对被忽视。引导觉醒了的小岗人进行集体经营的尝试，这是沈浩三年任期的工作方向。

　　目前小岗最大的困难在于资金，村里现在处于负债状态，连正常的出差和联系工作都没有经费，更谈不上发展项目。而从省财政厅来小岗任职，沈浩无疑可以为小岗解决燃眉之急。小岗的优势在于人均土地达到4亩，有余地进行集约经营。此外小岗的名声在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笔可资利用的财产。20多年以来，小岗村经营最成功的一个项目就是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无偿赠送的80亩葡萄种植示范园，示范园的成功使得小岗村村民又增加了320亩葡萄种植面积。

　　沈浩计划按照现代农业发展和政策的要求，根据农民意愿，成立“小岗村发展合作社”，村民以土地入股成为社员，实行股田制，进行规模生产，集约化经营。而土地的集中使用也采用葡萄园的成功模式，先建设示范园，待农民见到收益之后再进行集体经营的尝试。

　　按照这种集体经营的模式，小岗在未来几年内还会出现种猪生产协会、物业社等集体组织。沈浩计划成立8个不同类型的“社”，这样就可以把整个小岗村作为一个工厂，8个社作为8个车间，按照现代工厂的管理模式来经营小岗村。

　　沈浩不认为在小岗有花大力气建设工业项目的必要，在资源和交通优势并不突出的村域内发展工业是有悖经济规律的。沈浩说，目前的打算只是引进几个项目，先“安抚一下小岗”，解决一些就业问题，而冠名小岗村的工业园区选址则远在蚌埠，小岗有分享其中收益的权利。

　　今年，小岗村与南街村和华西村等一道，被评为中国十大名村。沈浩希望，即将在小岗召开的中国名村论坛上，能够说服南街、华西、大寨们在小岗建立自己的村史博物馆，为小岗计划建设的红色旅游产业增加看点。然而，严宏昌得到的消息是，上一级政府并没有把论坛放在小岗村的意思，他们将把会议放在滁州，作为市里招商引资的一个招牌，在他们眼里，小岗并不是一个富有潜质的经济体，而是一个充满寓意的政治符号。

　　同样，那些名村们也未必看得上小岗。威权人物、工业企业加外部市场环境，华西和南街的成功经验似乎小岗就是学不会，因此华西村的传奇人物吴仁宝兴味索然地转了转小岗村后，扔下一句话：“小岗就会捣乱。”

　　但是沈浩对于小岗在未来几年内改变面貌充满信心。问题是当他的任期结束以后，小岗还仍将面临一些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比如30年土地承包期得到承诺之后，土地流转如何成为村民们合意的选择，村域经济如何应对外部大市场，农民的自治组织如何形成，国家意志与自治组织的边界在哪里，最终群己权界能否转化为富裕。

　　这不只是沈浩要面对的问题，同样依然是华西的，南街的，是中国亿万乡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