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充裕资源匮乏 温州转型重化工之路受质疑

　　作者：杨利宏

　　10月26日，在上海拿到了招商大单的温州市府上下，终于可以为正在冲刺的“一号工程”稍稍松一口气。在“政绩冲动”与“重化工负效应”的质疑声中，以民间资本充裕著称的温州，依托招商引资转型重化工之路渐行渐近。

　　冲刺“一号工程”

　　“冲刺八十天，攻下总目标。”10月26日，主政不到一年的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对此次在上海招商引资的成果显然很满意，与在场签约商家频频举杯欢庆。但同时他也不忘时不时提醒身边的随行人员：“对招商引资来讲，今年只剩下最后80天，季是攻坚季、月是追赶月、周是拼搏周、日是冲刺日，时刻紧绷打一场招商引资的冲刺攻坚战。”

　　王建满所说的“总目标”，就是温州年初确定的“完成全年合同利用外资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亿美元、实际到位内资16亿元”的温州“一号工程”，这也是王建满从萧山调任温州以来的“第一把火”，分解后的招商目标成为温州区、县、乡各级政府年度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

　　但民营经济一统江山的温州对于外来资本显然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尽管各区县相继出台“一企一策一领导”、“捆绑招商、项目招商”、税收优惠财政返还等政策进行“全民招商”，温州各地上半年的招商仍然进展缓慢，不少区县半年过去仅完成全年招商任务的不到20%。

　　此次，由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和市长刘齐亲自率领的“招商团”在上海共签约项目27个，总投资61.6亿元，其中外资项目总投资1.89亿美元，协议利用外资7248万美元。加上此前已经完成的实际利用外资1.7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4.7亿美元的招商任务，全年的“一号工程”基本完成。经上海一役，温州各级主管招商的官员终于可以暂时松一口气。

　　以民间资本充裕著称的温州，此次大举招商力挺“一号工程”是不得已而为之。“温州长期以来都是‘人格交易’，”长期研究江浙经济的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史晋川教授说，“与现代市场经济以制度和契约为特征不同，靠熟人亲戚长期积累的‘人格经济’逐渐让温州形成封闭的交易网络，低附加值的产业集群过度集中，使得温州近年来经济发展显出颓势。”温州近年来尽管GDP仍然排名浙江省前列，但GDP增速连续多年进入全省倒数之列，以传统轻工业为主体的分散民营经济遭遇了增长的困境。

　　“我们招商，就是要‘引狼入室’。只有把狼引进来‘与狼共舞’，才能把先进技术、管理和广阔的市场引进来，温州的民营经济吸收跨国公司和大企业的技术、资本和品牌，这是新版的‘以民引外’的温州模式。”王建满说。

　　重化工悬疑

　　“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进入2000美元以后，产业结构必然要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变，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温州市市长刘齐认为，其正在亲自主抓的温州石化基地项目成为温州经济“重型化”的关键。

　　根据温州市政府年初通过的《温州市石油化工产业发展及总体布局规划》，温州明确了建设“石化基地”的方案，选址温州东部的海岛洞头县化工基地，预计10年间投资300亿元，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逾350亿元，石化产业成为温州“重型化”的支柱产业。这一由温州市市长刘奇亲自主抓的项目，目标是构筑起以石化产业为主导，船舶工业、电子等出口加工业、港口物流业加快发展的温州临港产业新体系。据了解，温州目前正在全力引进一批石化产业项目，极力争取中海油、中石化、中石油等石化巨头与包括中国台湾、日本、新加坡等大型石化企业来温州投资，参与温州大型石化基地前期投资与建设。

　　但史晋川认为：“地方政府的作用在于改善投资环境，而不是制定产业规划。如果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产业规划上面，反而可能导致要素市场的扭曲，长期来看反而会损害经济的发展。”

　　在温州上下全力推进“一号工程”的今年前三个季度，引进的141个外资项目中制造业项目就有127个，超过项目总数的90%。此次在上海签约的27个合作项目，绝大部分都是涉及

能源、汽车、石化、机械制造、地产等“重化工”领域的投资项目，温州政府转身“重化工”的政策导向再明显不过。“招商引资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王建满说。

　　但重化工是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资源匮乏的温州经济是否应该“重型化”，本身就备受质疑。一位在欧洲、上海及昆山等地均有实业投资的温州商人说：“温州‘七山一水二分田’，如今温州市区的商务成本已经和上海不相上下，放弃传统优势发展重工业，与周边地区相比没有任何资源优势。”

　　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一直呼吁，目前各地经济“重型化”是“一个旧型的工业化道路”，原因在于各级地方政府掌握了土地、资本等资源的配置权力，来服从于实现自己的政绩目标。“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大量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撑外延增长，希望很快实现GDP增长和税收增长，把地方经济‘结构优化’理解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型化’。”

　　“政府不是一个空洞机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目标中，除了追求地方经济发展目标之外，又难免要混杂着政府官员的个人行政动机，如上级部门评价、地方政府政绩、个人升迁等。”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陈明森教授认为，“各地政府把引进外资数量作为考核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于是形成了各地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提升自身形象而展开的‘引资’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