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邓瑾
当“抗旱”与“保障农田灌溉”这一公共利益和水利设施承包合同所保障的私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是尊重合同还是维护公共利益？更重要的问题是，像农田水利这样的农村公益设施，市场化改革可以走多远？这个夏天，湖北荆门市的季桥村和贺集村遭遇了这样的“用水”难题
季桥村：保险水库不保险
“假如我这次选上村委主任，两件事必须处理，那就是办公室和水，”10月13日下午，刚从田里赶来、裤腿全是湿泥巴的宋万清对记者说，“办公室和水不整理好，村里搞不成。”
宋万清是湖北荆门市高阳镇季桥村的治安调解主任。正在进行的换届选举候选人推选中，他在村委会主任职位中获得提名最多，全村一半的家庭都选了他(今年候选人提名是以户为单位)。
宋万清提到的“办公室”指的是村委会办公室。从今年4月份起，有人就住在那儿做起了打米生意，现在会议室装的全是稻谷。而且，有两间办公室不知什么时候被撬，里面的桌凳全没了踪影。“现在根本没有办公室。”宋万清说。
水，即全村2000多亩耕地的灌溉问题，是另一个让宋万清操心的难题。
今年夏天，当地遭遇了几十年未见的大旱，季桥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因旱减产。据宋万清估计，全村有50%的农田减产，另有20%根本长的就是“朝天刺”(有壳没谷)，只有30%的低洼地产量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是老百姓却认为，减产最主要的原因不在大旱，而是因为村里把覆盖全村灌区的保险水库“卖给了个人”。
今年年初，季桥村把村集体资产——保险水库——承包给了本村村民汪登清和李承敏，3年承包期共作价22000元。其中，包括水库余水折价1万、从附近的季桥渠里抽水到水库的电费1万，以及一年2000元的设备折旧费。
以往每年冬天的时候，村里就会通过季桥泵站把渠里的水抽到水库蓄满，以等来年开春的时候灌溉。所以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保险水库落成以来，季桥村可谓“旱涝保收”，当地村民也认为村里的水源条件很好。
但是今年年初把水库承包后，承包人并没有蓄水。
“本来冬天可以蓄水，但抽水要钱(电费)。他们(承包人)是在等天下雨，然后卖钱。”受灾村民左光俭分析说。他家今年减产1／4，其中有4分地颗粒无收。
承包户一直等天下雨，但今年偏偏是多年不见的大旱。等到今年插秧之际，水库里就只有去年剩下的不到1米深的水。“(承包人)本来说，一亩田出50元包供水供到收谷，结果秧还没打胎(抽穗)，就没水抽了。”左光俭说。
这时，部分村民开始谋求自助。季桥7组的村民开始议论从邻村新贺泵站抽水，并向包组干部宋万清建议。保险水库原本是新贺泵站灌溉水系中的一部分，但后来季桥村自己修建了季桥泵站，从此就没再从新贺泵站抽过水，保险水库和新贺泵站之间的渠道也日渐淤塞，荆棘丛生，并有3处受堵。
宋万清马上将7组的意见反映给村支书陈涛和村主任聂士华，但他们的积极性都不高，认为这种需要组织的事现在在村里不可能成功，并劝宋不要“栽”在这件事上。
合作最终还真是因为村民意见不统一而告失败。不得已，7月16日，离新贺泵站最近的7组，有几家农户自发组织起来挖渠，每户出两个劳动力。两天半后终于将渠道疏通并成功把泵站的水灌到了田里。
“当时7组的人很积极，他们挖渠的时候有一人中暑一人受伤，通水时还有人没出院，”新贺泵站管委会主任陈冰对记者说，“挖渠时围观的群众有100多人，很多人都不相信十几年都没抽过的水还能抽过去。”
在7组成功榜样的带动下，6组、8组的人也迅速通过义务疏渠，顺利抽上了水。就在抽水过程中，天降大雨，当地的旱情大大缓解。
“当时宋万清指挥大家挖渠抽水，穿着短裤，6天6夜都没回家，就睡在渠道边。”陈冰回忆道。从那时起，他对宋很有好感，并把他的手机号写在他家的门上，准备以后抽水的事就找他。
承包户之一李承敏告诉记者，今年的账他们还没算，估计只挣了1000多块。但据知情人透露，就靠卖水库里原有的底水，他们今年的利润估计能有7000元左右。
不过，李特别向记者提到了水库经营的一个主要成本：抽水的电费。
在每年的插秧灌溉期间，农用电费是每度2毛2，而这段时间以外则是4毛5分5，贵了一倍多。根据承包合同，2.6万元的承包费中有1万元是抽水电费。但是承包人从成本考虑，同样1万元电费如果在播种季节抽水，就能多抽一倍的水，当然也就多了一倍的利润。所以自然不会像村里以前那样在冬天蓄水。只不过今年天旱，没有水抽所以也没办法。
“我巴不得老百姓去反映，好让像我们这样的专用灌溉泵站在平时的电费也能降到2毛2。”李承敏说。
回顾今年的抗旱，宋万清对记者说，其实村领导应该出面，要求承包户在播种前进水。先说道理，不行请镇里强制执行合同。
在泵站工作了20多年的左光俭则对记者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包到农户自己搞，但水不可以。”他认为承包会使全村用水这一公共目的和承包户赢利这一个人目的之间产生冲突。
一直以来，保险水库都是由村里聘请专人管理，因为保险水库的蓄水量直接关系到季桥村五个小组的灌溉用水，因此，由村来管理意味着村干部要承担起老百姓用水安全的责任。
为了保证用水安全，村干部就要特别关心水库的蓄水情况，在非灌溉时节，村干部就会要求管理人员通过泵站进水，使水库内始终保持足够的水量。但是，要确保老百姓的用水安全就必须增加老百姓的灌溉成本，这的确是两难，尤其在老百姓认为不需要通过泵站进水而村干部又通过泵站进了水并将进水成本加到老百姓的灌溉成本中时，老百姓对村干部更是不满，甚至说些难听的话。
2004年5月份，一直研究当地水利灌溉和乡村治理的专家、华中师范大学罗兴佐博士到季桥村调查的时候，村支书陈涛说起保险水库，“是一肚子委屈和苦水，并说要将水库承包出去，不想再管这吃力不讨好的事”。
果然，今年年初，水库承包了，该写的内容都明确在协议内，老百姓要抽水直接找承包户，村干部再也不用操这份心了。
“然而，村干部退出来了，老百姓用水却依然没有解决好。”罗兴佐对记者说。他解释说，老百姓是分散的，谁也不会因为大家的用水安全而去监督承包户是否应该用泵站向水库进水，承包户当然更喜欢等天下雨，以便向老百姓卖更多不需花费成本的水。可惜老天并未下雨，老百姓只能抽水库内所剩不多的水。因为抗旱迫在眉睫，水库承包者更是居于优势地位。如协议规定承包者用抽水机帮老百姓抽水，每小时43元，但因为水库内水少，机器不能一级提水，必须多级提水，但多级提水的费用则由老百姓自己承担，老百姓对承包户有意见，承包户还反过来对老百姓说：“你不抽就拉倒”。
贺集村：贺湖承包的两难
在季桥的邻村贺集，随便跟一个农户谈，几乎是三句话不离水。显然，用水已成为本村最受关注的公共事件，尽管换届选举正在进行之中。
贺集11组村民沈爱华的八九亩田都靠着面积约800亩的贺湖，但今年却因旱大减产，平均亩产600斤稻谷，而正常产量是亩产1400-1500斤。
“我家插秧也在最后，割谷也在最后。”这位有两个孩子在读大学的母亲说。
贺湖灌溉9组的全部水田，以及8组、10组和11组的小部分田地平时灌溉都是从附近的贺湖引水。1998年1月，为了响应国家的拍卖“四荒”(荒山、荒湖、荒林、荒坡)政策，贺集村把贺湖拍卖给了出价最高的贺兵等8人，10年承包费68880元，一次交清。两三年后其他7人相继退出，贺兵成为惟一的承包人。
在贺兵承包贺湖养鱼期间，和村民并没有发生太大的用水矛盾，直到今年，贺兵把其中700亩湖面转包给另一人种香莲。
香莲必须先放水才能种上。今年清明前后，等香莲承包人放水种上香莲后，湖里本来就只有0.5米深的水只剩下一尺左右深了。
村民邓成付说，靠着这点水，9组的村民才勉强插上了秧。而且邓还抱怨说，由于贺兵新修了一个堤，把村民抽水用的一个机站隔在了湖外，导致了村民抽水成本增加。
插上秧后，天仍然没有下雨，连湖里都干得裂开了大口子。邓成付去找村支书张宏银，张说，天旱没水，他也没办法，只能赌天下雨了。
无奈，6月21日，包括邓成付在内的6位村民直接到县里去反映情况。第二天一早8点，镇里的包组干部陈祖赶到村里调查协调。
邓成付告诉记者，当时他们对陈提出3点要求：一、要求终止村里和贺兵的承包合同；二、要贺兵出钱从别的地方替大家抽水灌溉；三、要求贺兵把新修的那段堤推倒，以便冬季蓄水。
10天后，镇里的政法委书记刘志刚也下来调查情况。8月13日，镇里刘、陈两位干部在村里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晚上6点，一顿饭也没有吃，终于让承包方和部分不满村民达成妥协：按9组的计税面积计算，全组从邻村的新贺泵站抽水，共需费用8500元，其中贺兵负担4000元，其余的由村民自负。并商定，贺兵的4000元在第二天中午前交给邓成付。
然而，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雨。旱情大为缓解，基本不需要另外抽水了。贺兵的4000元没交，村民也没有再追究。
见到记者的时候，邓成付再次提到贺兵没有兑现这4000元，并说：“我向上面反映情况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子孙后代不要在别人的控制下用水。”
不过，在高阳镇司法所所长沈烨看来，要贺兵交4000元，其实也有点冤。沈参与了这起用水纠纷的调解。
他分析说，其实这个承包合同本身至少有两个漏洞。一、合同没有说湖里只能养鱼不能种香莲；二、合同没有规定抗旱期间的最低水位，也没有规定排涝期间的最高水位。况且，今年贺兵已经让村民们抽过水了，算是对村民进行了用水保障。
1998年签定承包合同时的村支书邓承勋也承认，当时拟订合同的时候确实没想那么多。
不过根据记者的调查，1998年之前的好几年，贺湖几乎年年涨水。所以1998年签定合同的时候，合同对未来10年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考虑不多。
不过，这位在村里很有威望的老书记在自家的田里对记者说，其实今年那些去上面反映情况的人做得“有些过分”。首先，今年是几十年未遇的大旱，大家的田都干了。而且相比起11组，今年他们9组的田其实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产量也达到了正常的亩产1400-1500斤。
他分析说，之所以今年群众意见大，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今年贺兵以每年近7万元转包，有一部分人有点眼红；二、当时贺兵任组长的时候“相当红”，为人正直，作风过硬，难免会得罪一些人；三、今年确实是少见的大旱。
“在农村，最重要的是水，而水非要集体综合治理才行。”当了20多年村干部的邓承勋总结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