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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方华
本报讯 记者 方华报道 一份由中澳两位博士主持调查浙江、四川、湖南三省、耗时一年的首份《中国农民工国内汇款服务问题报告》日前悄然问世。10月23日上午，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在京举办了“中国农民工汇款问题研讨会”，公布了这项报告。
报告估计，每年农民工汇回家的款项总额，2004年在1690亿元到3000亿元人民币之间，2005年在1910亿到3300亿人民币之间，预计在未来5-10年内还会有增长。
报告执笔人之一、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理工大学战略经济研究所的程恩江博士指出，经调查发现，存在国内的、暂时性的劳动力转移促成了农民工与其在内地农村家庭之间大量的资金回流。和其他国家移民相比，中国的农民工总体上将其收入的更大部分寄回家，农民工汇款占收到汇款家庭的总收入的20%至50%，农民工对家庭的收入和福利提高所作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受到汇款服务供给质量的影响。
总体来看，来自贫困和边远地区、年龄较大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所承担的真实汇款成本更高，一些地区包括国有银行和邮政局在内的金融机构甚至有意向客户掩盖有关汇款产品和相关费率的完全信息。
报告的另一位执笔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徐忠博士认为，和国外相比，中国整体汇款服务具有成本低、基础设施好、服务差的三大特点。而农信社的结算渠道较为单一，仅少数发达地区可以申请办理银行卡，部分贫困地区在全县范围内还不能实现通存通兑。虽然农信社参加了商业银行的电子特约汇兑系统，但各农信社的参与程度参差不齐，而且跨省服务无法实现。
徐忠介绍说，人民银行的电子银行和支付清算系统仅能到达县域范围，并需要农信社花费一定量的结算手续费用，县以下农村地区的汇款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为邮政部门所垄断。
调查发现，正规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和农村信用社)统治着中国国内的民工汇款市场，估算在2230亿元的全部民工带回家的收入中，大约75%经由正规金融机构汇出，另外25%由民工本人或其他渠道带回家。在正规服务供给者汇出的1620亿元中，中国邮政占62%的市场份额(1010亿元)，信用社占5.5%(89亿元)，商业银行占32%(526亿元)。总体来看，来自贫困和边远地区、年龄较大且教育程度较低的民工(及其家庭)，所承担的真实汇款成本更高，一些地区包括国有银行和邮政局在内的金融机构甚至有意向客户掩盖有关汇款产品和相关费率的完全信息。
经比较发现，通过农行、建行和工行银行卡系统(如预付卡、借记卡、信用卡)的汇款方式最为便宜和便捷(实时)。与其他产品相比，通过银行卡汇款的成本减半(给定平均成本)，而农行存款国内漫游成为第二最佳选择。
为降低农民工汇款成本和提高汇款服务质量，报告建议，政策制定者和农民工权益保障组织应当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信息传播，同时，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要采取措施加强汇款服务供给方的竞争，比如，对国有商业银行，尤其是对农业银行要提供激励机制，促使其在大的乡镇保留营业所；改善农信社和小型银行的支付和结算系统，从而向市场提供可替代的、有效的其他汇款服务渠道；促进能够扩大服务供给的商业联盟的建立，如推进农信社和商业银行在乡镇一级的营业所，尤其是农行营业所的合作。
有关专家学者称这次调查在汇款渠道的效率、成本及汇款收入对中国贫困人口收入、福利构成影响的研究方面，填补了空白。
汇款服务是兼顾为农民工提供更好服务的公共服务性质，还是顺应金融改革的市场化、商业化趋势？这一极具争议的话题吸引了与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西联金融服务公司北京代表处、国家邮政局邮政储汇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富平发展基金会的多位专家学者，来自北京“打工妹之家”和“协作者劳工家园”的代表们也积极参与了讨论，为时仅半日的研讨会气氛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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