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酝酿发展模式之变

　　人民日报赴广东采访组

　　谈起全国的经济发展，人们总是说：东部率先，广东争先。

　　而在广东，当地人更爱提两句话：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

　　前一句容易理解。广东在全国率先实行改革开放，从一个较为落后的边陲省份，一跃而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进入新时期以来，历届中央领导对这个“排头兵”都寄予厚望。

　　第二句是指广东处境酷似当下的国情。在广东，既有先行一步、繁华富庶的珠三角地区，也有贫穷落后、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粤北山区。困扰现今中国的几大矛盾——区域发展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人与自然相处不和谐，在18万平方公里的南粤大地上，都能对号入座。

　　也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说：“广东遇到的问题，有可能也是许多地区将要遇到的问题；广东的成功经验，可以成为全国的借鉴；广东的挫折，也可以为全国提供教训。”

　　经过26年的强劲发展，陆地面积只占全国1.85%的广东，贡献了占全国1/9的经济总量、1/7的财税收入、1/4的外资总额、1/3的对外贸易金额，更重要的是，广东贡献了深圳速度、珠江模式、市场机制，贡献了改革开放意识和经验。

　　如果说，20多年来，广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那么今天，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广东正试图“闯出一条新路”。一场发展模式转型的探索和创新，在这个先行地悄然展开。

　　发展到了关键时期

　　在广东，这些年来，许多人开始关注“清远现象”。

　　清远市，距广州不足百公里，属粤北山区。咫尺之遥，却在珠三角风生水起、溢彩流光的20多年里，沉寂甚至被遗忘。当珠三角人均GDP已经超过5200美元时，以清远为代表的粤北山区，依然不足1000美元。

　　清远穷得没道理啊——许多人对此大为不解。

　　不过，当广东认真研究了自己的经济结构之后，猛然醒悟：当年，“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经济是广东阶段性发展的必然选择，也为广东今日的财富积累立下卓越功勋，但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经济，也带来了经济对外依存度相对偏大、对内辐射有限的缺憾。

　　清远，以及整个粤北山区和粤东粤西两翼，与珠三角之间由此出现了区域经济断层，差距节节扩大；而珠三角地区在快速发展了20多年后的今天，也陷入了产业层次较低、企业规模偏小、资源消耗较大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困局”。

　　26年来，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85.7倍，年均增长超过13%，放眼国内实为罕见。然而，眼下广东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却是：“发展面临关键时期。”

　　事实上，发展的制约因素已经接踵而至。广东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先行者的烦恼”，资源、

能源、环境、人口的压力，经济的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逐渐转化为各种社会矛盾，区域发展失衡成为最大的心结。

　　烦恼不止于此。沿海其他省市的发力，让排头兵感到明显的“被追赶态势”；外商投资区域在全国各地扩大，外贸出口屡碰壁垒，也进一步考验着广东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心腹有患，后顾有忧。“转型”二字于是频频从人们口中说出，过去那种投资拉动型、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已经到了必须“退出”的时候。

　　“经过26年改革开放，广东已经从前期的温饱消费型进入了享受消费型阶段。”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认为，“黄金发展期，矛盾凸显期，这是广东的阶段性特征，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来打开广东的新出路。”

　　现在，转型课题又一次“先行”地摆在广东面前。如何转，才能继续保持“排头兵”地位，才能再领科学发展的风气之先？

　　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两座“城”的横空出世，颇能体现广东的“转型”思路。

　　一座是在广州东北部熠熠生辉的科学城。一座是在番禺小谷围岛上拔地而起的大学城。

　　两座城都风景绝佳，两座城都是大手笔：大学城投资逾300亿元，聚集了广东10所高校和10多万学子；科学城占地37平方公里，吸引了上千个研发机构、各类工程中心。

　　但是，广东的“风景”不只于此。

　　在广东决策者心中，这两个加起来不到60平方公里的地方，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实现广东模式转型的重要载体之一；它们，以及它们所代表的科学教育文化，是广东新一轮战略构想中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在寻找经济增长方式如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思考和实践过程中，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指出，广东经济的致命弱点就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关系广东的发展后劲，关系科学发展。

　　然而，要迅速拉长以自主创新为内核的内源型经济这条短腿，广东压力不小。它表现在，以加工贸易为特色的外源型经济，造成了广东民众自主创业意识不强、与浙江人行商文化形成对比鲜明的坐商文化；教育、科研的力量也与其经济大省的地位不相称，一些习惯了招商引资的各级地方政府，一时还难以适应内源型经济的特点。

　　“过去20多年，我们干了两件事：吸引有钱的人到这里来投资办厂，吸引没钱的人到这里来打工。现在和将来，我们想干另一件事：吸引全球最有智慧的人来这里创业。”东莞一位干部的话，说出了广东各地尤其是珠三角的想法。问题是：如何创造吸引智慧的环境？

　　“自主创新的经济模式所需要的政府运作、企业动力、人员素质、社会氛围以及市场要素，在这里都还比较紧缺。”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廖兆龙说。

　　广东的决策者们敏锐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已经由最初政策、技术与资金决定的浅层，进入了由制度、精神和文化决定的深层。广东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原有支撑增长的条件已经逐步弱化，今日之广东，急需创造新的条件以“激活”自身的发展。

　　广东科教事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投入、高速度发展阶段。在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建成之后，全省21个地市扫除了职校盲点；为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省里组织联合投入2亿多元，对应用软件、中药现代化、生物制药等5大关键技术领域专项攻关，更通过类似广州开发区“四区合一”的体制创新，使得在国家级开发区中一度处于中等水平的广州开发区，财税收入和利润率等经济指标跃居全国前列。

　　在广东，“自主创新”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流行语，被视作广东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核心竞争力。但当我们近距离观察时，深深体会到，“自主创新”还有另一个更深的含义：发展模式的自主创新。

　　同样是民营经济两大重镇，比邻而居的南海与顺德，却走出了各自迥异的版本。前者以8大专业镇的中小民营企业为特色，后者则以大企业、大产业而著称。

　　同样是企业自主创新，“华为”正确处理了技术与市场的关系，确立了客户需求导向战略；而“美的”则通过合资控股，一举掌握了外资方的核心技术。

　　同样是机制创新，深圳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和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加快区域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广州则建成了大批特色“孵化器”，引进各种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组建风险投资……

　　改革无定规，创新无定式。就这样，创新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广东进一步发展的生命线和灵魂。至少在广东，有两点是任何地方都认同的，这就是：允许改革者大胆试，大胆闯；创新的主体是全民。

　　更为可贵的“拐点”

　　上半年，广东的一些经济指标增幅回落。

　　就在外界关注“广东经济出现拐点”时，广东的许多干部，却在为另一些“拐点”感到高兴。在他们眼里，这些“拐点”恰是广东发展模式转型的“起点”。

　　2004年，广东5个山区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5.0%，增幅首次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8个百分点。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26.2%，增幅首次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0.1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增幅首次高于城镇居民收入。

　　沉寂多年的“清远现象”也演绎了完全不同的续集：多项经济指标前所未有地“大跨越”到了全省地市之首。

　　不要小看这几个“首次”！

　　过去20多年，人们对广东的印象似乎就是富裕的珠三角。珠三角的富裕名不虚传，但是，广东21个地市中，仅占全省面积23%的珠三角7市，集中了全省78%的经济总量和85%的财税。另两个“1/3”分别是粤北山区7市和东西两翼7市，他们各自的人均GDP，仅是珠三角的1/5和1/7。一段60公里的路，居然就可以让两端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出现“热土”与“寒极”。难怪广东人自嘲有“两个广东”。

　　现在，“拐点”乍现。

　　“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广东省政府研究中心主任谢鹏飞相当兴奋。他上一次的“兴奋”，是在2001年广东经济总量与城乡居民储蓄双双过“万亿元”的历史性突破时。

　　“这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20多年来，高速发展的广东经济带来的区域失衡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转机。这是广东发展走向协调、和谐的一个具体标志。”

　　广东的决策层是这样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是第一要务，没有速度不可能保证发展，但发展一定要解决“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课题。

　　能不能让各阶层人群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能不能给各地区创造和提供公平致富的发展机遇，能不能解决好再分配的公平问题，已经关系到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能力。“广东现在到了必须解决、而且也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在这种思路的实践中，广东的老百姓感受到了更多变化：农民兄弟的负担又大大减轻了；别的地方

房价上涨，这里是难得的平稳；职介所进入了社区，鱼儿游进了珠江，贫困学子圆了大学梦，外来员工有了法律援助，十大民心工程、文化大省构想，资源

节约型社会部署，依法行政规范，现代公民教育体系等等，更把广东的“和谐”提高到更高层面上……

　　“这些举措可能一时难以体现在近期的经济指标上”，省发改委副主任朱耀忠坦言，“但它对广东今后的成功转型影响至深。”

　　“决胜在未来，增长看后劲。”这大概正是采访接触的广东人，普遍让人感觉到信心十足的重要原因吧。

　　不谋全局难谋一域

　　7月28日，“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在成都降下帷幕。

　　从设想到实践仅一年多，这个新事物，推进之快、成果之丰、影响之大，已为海内外瞩目。2004年底，胡锦涛同志在广东视察工作时就明确指出：“积极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对各方都有利，要搭建并利用好这个平台。”

　　去年6月，珠江流域的9个省区以及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最高行政首脑，共同签署了9＋2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从那以后，他们经常坐下来，讨论如何更快打通基础设施瓶颈，修路通江；商议着彼此之间金融业、制造业、劳动力如何互补，珠江流域怎么携手共治，信息平台如何共享；最近，更一起谋划着9＋2的“十一五”整体规划战略……

　　为什么要如此积极地推动这样一件大事？广东的回答是：“泛珠合作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潮流，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在反思广东发展后劲乏力时，广东经过多次讨论意识到：国内市场和来自省内、国内的经济腹地，应该是广东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依托，是广东经济“两源”并举的另一个重要根据地。

　　这个想法后来也被许多人形象地称作：“一向‘坐北朝南、紧盯港澳’的珠三角，要‘回头看’了。”广东的眼光，看到的比这更高、更远。

　　他们思考的是：广东与周边地区如何顺“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势而动，在即将启动的东盟与中国“10＋1”自由贸易区中的定位与分工更合理？毗邻港澳，广东如何才能更好地体现中央对港澳地区的支持作用？面对国家东中西部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广东怎样发挥好一个经济强省与排头兵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与行政区划经济的冲突中，广东和周围地区如何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优势互补，与长三角、环渤海两大经济圈同台共舞？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广东的领导深知责重山岳，常常以此自勉。

　　细心的人们已经发现，广东现在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已越过了一域、一时、一任。

　　制定工业9大产业的发展方向，广东请来国内8大权威部门的200多位专家学者，耗时近一年，为9大产业号脉、会诊、开处方，形成了320万字的广东《竞争力报告》。广东人说，横看成岭侧成峰，审视广东就需要“全球视野、全局观念、行业高度”，专家们则说，广东“有战略眼光，有科学决策理念”。

　　珠三角经济与环境究竟如何协调发展？广东省政府与国家环保总局合作，制订出全国第一个针对区域城市群的环保规划———《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评价：“为东部地区在环境优先的前提下率先进入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积累了经验。”

　　看上去，广东似乎已经初步摸到了一条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符合广东特点、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新路。

　　务实的广东人却认为，“闯出一条新路”在某种意义上比“杀出一条血路”更难。

　　8月26日，正值深圳特区25周岁“生日”。这一天，人们不断听到深圳领导关于“转型”需要的“三个舍得”———舍得投入，舍得时间，舍得声誉。他们说，经济社会模式的转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可能因不再单纯以GDP论英雄而牺牲“以往的速度和赞誉”，因此，“要为转变发展模式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敢于承受压力”。

　　深圳是广东的先行者，广东是全国的排头兵。将深圳的“声音”放大到整个广东、整个中国，会发现，它具有很强的共鸣。

　　新路为什么更难行？血路需要“破”的勇气、“革”的力度，新路则追求“闯”的技巧、“立”的水平；为追求跨越式发展，血路的杀出难免要阶段性地难以顾及部分人群的利益，付出包括环境、资源等成本代价，而新路的目标是在既有速度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创新，追求效率与效益，公平与和谐。

　　更大的不同在于：杀出一条血路时，广东只是中国版图上一个并不起眼的“工兵”；而闯出新路的今天，广东在全国已是举足轻重，要担当起“排头兵”的责任与使命。

　　一个新思路，一种新模式，其产生和成熟的过程，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其间，还会不断伴随着矛盾、探索、解决，这在过去26年的广东，本身也是一个屡屡发生的过程。广东能取得今日之辉煌，得益于两大法宝：中央的指导、支持和鼓励；广大干部群众的激情、胆识和奋进。

　　人们期待广东，相信广东，祝福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