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经济发展为何滞后

　　取中战略 整合资源 创新制度

　　———“中部崛起”财政政策高级研讨会观点综述

　　贺利娟 刘晓渡

　　10月的长沙，秋雨绵绵，略显寒意。由湖南省财政厅举办的“中部崛起”财政政策高级研讨会，却是一派火热的场面，近百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就如何构建“中部崛起”的财政支持体系论辩争锋，各亮高招，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中部地区依靠全国10.7%的土地，承载了全国28.1%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3.5%的GDP，在全国地域分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为什么工业基础雄厚，拥有明显区位优势、突出资源优势和产品优势、丰富人力资源优势的中部，却在全国经济板块中日趋“边缘化”呢？特别是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列全国最低。湖南省财政厅总经济师、湖南大学兼职教授欧阳煌作主题发言时指出，中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主要受制于四大“瓶颈”，即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工业发展差距大、城镇化进展缓慢、经济外向程度低。这不仅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和整体素质不强的综合体现，也是中部六省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更是制约中部地区发展的根本性障碍。

　　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分析提出，城市发育不良、城镇化水平低、县乡自我发展能力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业比较效益低、制造业发展尚未成为主要的支柱产业是制约中部发展的六大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夏杰长认为，建国以来我国一直是一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和赶超战略，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及倾斜性财政政策构筑了中国四大增长极，扩大了国民经济总量，增强了国家竞争力，但也正是这种非均衡公共政策使得中部省份财力窘迫，区域发展不协调状况十分严重。中部如何发力

　　中部崛起是在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非均衡发展逐步向均衡发展背景下展开的，面对东部的先发优势、西部大开发热潮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该如何发力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勇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有两种基本思路：一是“两头抓战略”，即把经济相对发达和相对落后的地区作为政策考虑的重点；二是“取中战略”，即把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作为政策考虑的重点。一般而言，工业化发展的初期多选择前一个思路，而到了工业化中期和后期则多选择后一个思路。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快速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因此，从政府政策的着眼点来看，应采取“取中战略”；中西部共同开发战略是促进中部崛起的政策依据；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内部大循环战略是促进中部崛起的发展方向；“十一五”时期，我国宏观区域经济格局将增加一条南北向的国家级开发轴线，即京哈和京广(京九)轴线。这条新的开发轴线基本上将中部地区连接了起来，建立全国第四增长极是促进中部崛起的基本途径。

　　欧阳煌提出，大力推进“四化”，即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加速提升“四化”水平，是实现“中部崛起”的关键举措。

　　

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中部崛起”要转换观念、创新思路：一要树立创造优势的观念；二要树立发动群众创业的观念，摆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三要树立一视同仁的观念，不能地方保护；四要树立资源整合的观念，“缺”其实是缺整合，资源、资金、人才的整合。而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刘茂松教授则建议以强势开放的模式、新型工业化的体系、城市群带动的样式来促进中部崛起。财政政策如何保障

　　中部崛起是全国发展棋局上的重要一步，有赖于中央给予多方面的支持。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分析认为，中央对中部崛起的支持，很难有大量的增量资金，更多的是提供制度保障。因此他提出，要以务实的态度谋划中部崛起的财政政策。他说，中部崛起的提出有三个宏观背景：一是科学发展观、构建

和谐社会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二是公共财政强调国民待遇，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背景；三是宏观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的背景。谋划中部崛起的财政政策一定要坚持三个“着眼”：一要着眼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抓住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这条主线，在区域发展的棋局上争取中央的支持；二要着眼于公共财政建设棋局上的谋划，排除阶级性，排除所有制，强调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覆盖中部；三要着眼于转变观念，推进改革，寻求中央在制度创新上的支持。

　　欧阳煌对如何构建“中部崛起”的财政支持体系提出了四条建议：一是创新财政支农政策，夯实中部崛起的基石。鉴于中部地区农业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和中部地区财政的现实困难，建议中央在现有基础上加大对中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增加“三奖一补”资金规模；优先布局国家大型商品粮基地和优质粮食产业工程。二是支持新型工业化。建议中央设立中部地区发展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中部地区产业开发；比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研究制定支持中部地区产业、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三是财政要支持中心城市群做活，中小城市做大做强，小城镇做精做美。建议中央扩大世行贷款、外国政府贷款对中部地区城镇化建设的投入规模。四是利用财税杠杆的支持和导向功能，加快区域开放，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加快产业开放和贸易开放。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苏明提出，在财政政策方面，国家应加大国债投资和财政预算安排对中部地区的倾斜力度，而且这两项都应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在财政体制供给方面，国家应给中部地区以必要安排，对现行的税收返还、专项拨款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做法进行改革完善。

　　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彭龙运认为，中部崛起需要实行亲商式财政政策，亲商式财政政策需要整合政府资源，实行区别性地区财政政策。

　　中部崛起，中央财政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夏杰长认为，更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地方税收体系。他说，转移支付是目前中央政府支持欠发达地区的主要手段，但在开发西部和振兴东北的大背景下，很难在“十一五”期间向中部倾斜，在转移支付问题上最多是争取“国民待遇”。只有做大做强地方税收，才能为“中部崛起”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持。对于如何做大做强地方税收体系，夏杰长认为，一要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二要逐步明确税权划分；三要确立地方税主体税种；四要建立有效务实的地方税体系；五要尽可能放松政府管制、鼓励各市场主体特别是民间资本平等参与竞争，壮大经济与培育税源。从比较优势看，发展民间资本对中部地区经济成长和培育税源有着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