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会大旗还能扛多久 未来能否由官办转为民办

　　本报首席记者 章敬平；记者 杨兴云 张轶骞 广州、北京报道

　　2005年10月14日晚，商务部、广东省和辽宁省的高级官员，以及外国驻穗领馆团代表，盛装步入五星级的广州花园酒店。司仪致词，举杯，宣称“规模为历史之最”的第98届广交会开幕酒会，依照既定的程序，次第推进。

　　次晨，广州市物价局底层官员在第一天的交通管制中，驱车对广交会期间的酒店“自律价”启动首轮检查。

　　广交会，是中国民间对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别称，有“中国第一展”的称谓。

　　展会不容置疑的官方色彩，酒店压抑十年的“市场定价”——以官方、民间、政府、市场为关键词，蔓延于地下的争端再度风生水起：广交会还要不要进行到底？广交会能否由国家的事变成民间的事？

　　广交会的大旗还能扛多久

　　“广交会发轫于‘锁国时代’。当下，‘电子商务时代’已隐约可见。广交会的大旗还能继续扛下去吗？”

　　追溯广交会的历史，北京一传媒界人士质疑广交会的时代必要性。49年前，广交会作为中国向资本主义世界展示社会主义成就的一个窗口，洞开于南中国海岸。即便“文革”期间，也未曾中断。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已由卖鸡毛的农业社会，过渡到“中国制造”行销全球的“后WTO时代”，“在线广交会”业已由憧憬演进为现实。

　　“早在三年前，我和我的同事们也讨论过这样的问题。”王兵武，前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成员说：电子商务的发展，一些家电企业的相继淡出，曾动摇过他对广交会的信心。

　　2002年，过去声称“再忙也要参加广交会”的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缺席广交会。长虹、康佳、TCL等家电企业的集体离去，成公众质疑广交会必要性的开端。

　　“讨论到最后，我们发现这是一个伪问题。”王兵武对本报记者说，“广交会的大旗可以扛下去，因为展位还是供不应求。”

　　“海尔那样的大企业，或许不需要广交会提供商机。”常州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亚雄曾数次参加广交会，他说，“广交会是一个中小企业冲刺国际市场的舞台。”

　　致力于电子商务的温州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并不认为在线交易会替代广交会。尽管温州霸力鞋业等企业的网上订单已超过一半，他仍然断言，诚信难题无法破解的电子商务，不可能从根本上撼动广交会面对面的传统交易。

　　经营汽车配件的菲律宾家族企业DAVY TAN的员工称，他们短期内还不会考虑通过电子商务来采购，当面下单都无法保障质量和信誉，何况电子商务？这次他们还会去看供应商的工厂。

　　质疑广交会该不该继续的另外一个声音是，广交会的繁荣是不是一种虚假的现象？广东经济新闻界一位资深人士，批评广交会存在“繁荣的泡沫”。据闻，曾有省一级的政府官员亲临广交会，让参展企业把交易成果的数字做大。

　　沿海省份的一位官员说，在1990年代末外贸出口统计抛弃地方数据之前，兑水的“假合同”，遍地开花，“数字政绩”节节攀升。

　　这样的情境似乎并未绝决。要求本报隐匿姓名的长春交易团一成员无奈地说，展会每天都吵着要成交数字。“我们只好将一些仅仅是接触了的交易意向报告上去。”

　　王兵武表示，倒卖摊位，虚报交易额，都不能作为叫停广交会的理由。广交会的前景无需担忧。2000年，王辞职离开中国出口贸易中心的时候，外国客商有10万人，现在发展到30万人。“即便数字有水分，20万也是有的。”

　　常州市副市长张力航说，政府或许有造假的动机，但参展企业图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意，没有好处的事情，谁肯干呢。自1979年后，张以国营小厂厂长、国有大企业集团董事长、港商、政府官员四个不同的身份，参加过广交会。最近一次是去年春天。

　　1979年秋天，张第一次从内地去广交会，惊讶地写了一首诗：大厦展奇巍，精品夺天工，宾客贯四海，贸易扶大同。

　　20余年以后，他坚认广交会对中国国内企业走向世界贡献非凡。但新的变化发生了：电子商务的趋势，跨国公司在华机构的设立，中国大企业走海外布阵，专业展览的分割，等等。

　　本报记者在会展上的访问，证明此言不虚。

　　杭州欧罗拉克服饰有限公司李剑卫说：“我们今年参加了广交会旁边的锦汉纺织服装展，最近我们在考虑，广交会是不是意义不大，而转向以制造型企业为主的展会。”

　　志高空调的一位高层说，他们来广交会，象征意义更大。“兼顾地区的面子，展示企业形象，如此而已。”

　　张力航考察过德国，他相信展览业的壮大是个趋势。在他看来，广交会这个大一统的“庙会”，不是要不要办，而是怎么办？

　　计划和市场的冲突

　　广交会作为一场国家的商业盛宴，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计划和市场的冲突。

　　甘肃贸易经济合作厅官员高价倒卖广交会摊位，从中渔利。本届广交会开幕百日前，案件在兰州开庭。据新华社消息，广交会黑市一年捞走数百万，逼使国家

商务部出台了展位问责制。

　　虽然如此，打开10月17日阿里巴巴网站，商品交易频道第一页的30条信息中，就有28条求购本届广交会的摊位。

　　业内人士指出，倒卖展位，除了说明广交会火爆之外，所折射的就是它浓郁的计划色彩。

　　广交会的展位是由商务部按照政策计划派发的。领到指标的省和商业协会，再分发到各个地市。

　　一位展览企业的职业经理说，如果我们确定“出价高者得”的原则，黑市交易就不容易发生，但广交会做不到。他们要考虑支持西部开发，考虑到支持中小企业等等国家政策，并依据这些国家政策，搞平衡。

　　计划和市场的冲突，还可以从酒店宾馆价格上窥见一斑。

　　今年4月，广州市物价局破除十年陈规，取消长期遭酒店业和旅游业诟病的政府“限价令”，使得自称先前并不知情的广交会新闻发言人“感到突然”。据信，迫于“市场调节应当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压力，本届广交会上，广州地区酒店协会约定“自律价”。

　　据称，酒店业对官方插手

房价表示反感。有识者称，房价是参展商和酒店之间的博弈，市场会均衡他们的矛盾。

　　有人怀疑官方插手，有着事实上的利益。

　　首先是外经贸部门的利益。一位地方政府官员说，经贸部门把握着指标分配权，吃拿卡要的事，没少发生；

　　其次是地方利益。广交会不是广州的交易会，有人曾希望将广交会挪到别处，未能成功。据悉，广交会和广州的宾馆、交通、旅游业、商业等产业已息息相关。

　　外经贸部门和地方政府不愿意轻易撒手，除了利益的考虑外，就是旧思维。

　　传统观念认为，展会由政府出面组织才理直气壮。在六成知名展览由民营企业主办的广东，广交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凝聚而成的观念，并未消失。诸多受访者认为，官方人士多数将广交会视为“国家的事”。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内部人士说，领导眼中的广交会还是一个外交场所。他们反复告诫员工：外交无小事。

　　广交会的主办者是国家商务部和广东省。作为承办者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却是实际上的主办者。该中心是商务部直属的正局级事业单位，领导人都是商务部任命的。该中心一位员工说，1999年公司称“一把手”为董事长，现在大家都喊主任。

　　就连广交会会刊也反复强调，它们是“国家商务部主办的专属配套官方媒体”。

　　据悉，香港展会开始时，政府官员往往也会到场，但目的在于服务，一般是现场进行政策、法规解答。遗憾的是，本报记者就政府和展会关系采访香港贸发局华南首席代表钟永喜，钟拒绝对广交会发表任何评论。

　　“在国外，类似的展会几乎都是民营机构操作，政府基本上不去插手。”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成建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工作让政府自己的部门和下属公司去做，结果便是只要还有利润，它就不会考虑如何改进及今后的发展问题。

　　成认为，广交会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在与现代贸易方式的特点结合方面确实产生了诸多方面的不适应。

　　事实上，十多年来广交会的运作模式一直在谋求变化，以适应新情势。

　　但是广交会的特殊定位，并没有改变。去年春交会期间，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胡楚生向媒体表示，广交会不会考虑采取像香港贸发局那样纯粹市场化运作的会展经济模式。它要担负起实施国家出口导向战略的责任。这一特殊定位，在现阶段及以后若干年内，都不会改变。

　　据闻，由于官方背景，广东学者和媒体一般都不愿就广交会的特殊定位发表评论。部分受访者建议本报评说时应“格外小心”，“太敏感了”。

　　广交会对境内媒体到会采访实行指定媒体、限定名额的邀请办法。经本报记者对部分参加广交会的媒体记者调查，大家都对不报负面新闻与组织方达成了事实上的默契。“因为一旦留有案底，后遗症太大。”广州一著名媒体记者向本报记者表示。

　　民间的事，是否可能

　　“沃尔玛的总裁，或者海尔的张瑞敏，这些广交会上的内外巨头们，可否成为广交会上开幕酒会上的明星人物，能否像政府高级官员发表演讲？”

　　提出这个问题的广东商界人士质疑，广交会为什么一定要由商务部的“亲儿子”办？本届广交会依国际通行标准，设置展区与商品分类，添置品牌展位。但业内人士并不看好细枝末节的结构性微调。他们评论道，只有让渡于民间与市场这样的体制性调整，广交会才有不可限量的未来。

　　有质疑者甚至认为，广交会是广州地面上最后一块计划经济的“堡垒”。它的勃勃生机，来源于市场，而不完全是国家力量的赋予。一定程度上，强大的市场需求，遮掩了广交会的官办弊端。

　　虽然广交会一直在改革，但它改革的动力，并不直接来自于市场。倘若没有国家外贸体制的变化，1993年春交会上的组团参展模式，恐怕难以由专业外贸总公司组团变为省市组团。

　　再比如，2003年后私营企业成为广交会劲旅，也是中央政府给私营企业平等权的政策体现。1989年，中共十六大党代表邱继宝，急切地背上自己制造的“飞跃”缝纫机参加广交会，被拒之门外。为接触外商，他偷偷翻墙进去，被保安人员逮住,罚了50元钱和半个小时的站立。

　　一个熟悉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人士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广交会未来的生命力，在于49年来的政府导向能否转变为客户导向。

　　“一个特别大的客户，希望定制一个特别的展厅，能给它吗？”

　　“几个特别大的客户，希望开幕晚会由他们联合主办，政府高级官员能够让位吗？”

　　“客户想在现场做营销活动，能够得到批准吗？”

　　对于民间性质的商业展览，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而广交会却不一样。

　　部分受访者之所以对广交会的未来表示忧虑，就在于广交会的官办色彩阻碍它“大”而“强”。虽然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从没有偏废生意，可官僚体制决定着难以成为一笔真正的生意。一位接近该中心的人士说了一个莫须有的笑话：他们有个处长每年都要出国招商，但他们一般不说招商，而说学习，前年，他拒绝再去那个国家，担心人家骂他傻瓜，“你年年都去学习，怎么老学不好？”

　　研究者声称，专业展览公司的崛起和外资展览公司的介入，将不会给“傻学生”太多学习时间。本届广交会开幕前四天，世界最大的展览公司之一——法兰克福公司开广州展览业先河，与广州光亚展览公司举行合作签字仪式。

　　主张广交会让渡给民间的人士，以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为例，说明政府可以尝试着脱手。该博览会规模居亚太地区首位，过去由武汉市出面操办，今年首次交给了企业，实现了武汉市大型博览会由官办向民办转变的突破。效果也很好。

　　广州会展产业研究所所长刘松萍教授，不同意广交会一定要由官办变为民办的主张。国际上的商协会组织，除了以英美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还有以法德为代表的政府合作型，以日韩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她说，广交会的官办色彩是历史涂抹上去的。很难说，交给市场和民间就一定比现在搞得好。